逸草：文較長，但是篇很好的文，與各位分享。文中講述先輩華人與種族歧視抗爭，讀來令人感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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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放上一位讀者對文內容的更正，此更正得到了文作者的認同和感謝。

更正一下，當時張康仁是同期中唯一一個從頭到尾完成法學專業的，但是並不是唯一一個學習法學的。同期中學習法學的至少有三個，其中一個是開始選擇了法學後來改讀社會倫理學，是台山人士。還有一個是後來從商學轉讀法學的，應該也是香山人士，也有可能是佛山人士。這些在1887年版的廣東地文志異人集有記載。廣東地文志到1905年都一直是由粵東郭氏主筆修校，其先祖郭裴為第一代筆正。在1922年廣東省府撰寫的民國11年版廣東府縣志輯中也有記載。關於張的記載在香山縣志和南平地誌有記載。台山縣志有記載同期有人事先留美學法後改為它學。另外一人的記載在香山縣志和佛山縣志都有，記載中稱因為關係不明可能是生於佛山後來長於香山，故兩地誌輯傳記。

ZT遲到 125 年的律師執照：美國首位華人律師的種族歧視抗爭史 | 麥讀人物

2017-02-27 周敏 

作者=特約撰稿  周敏  發自美國舊金山

來源=《南方周末》2015 年

3月16日清早，Rachelle Chong像往常一樣，走進位於舊金山市中心的辦公室。退休後，她在本地的一家創業公司里擔任法律顧問。

10點鐘左右，一封電子郵件打亂了她的工作節奏。那是來自加州高等法院的一份法律公告。第一句話就讓她定住了：

我們決定追授張康仁律師資格，他可以在加州所有法庭擔任律師和法律顧問。

文書長達9頁，追溯了張康仁從1872年來到美國以後，為成為一名執業律師而做出的種種抗爭。

熱淚開始從Rachelle眼裡湧出。電話開始綿綿不絕。接下來的5個小時裡，她不停地向每一個媒體記者重複這樣的故事：

張康仁是我的曾叔叔，1890年加州律師公會拒絕了他的律師資格申請,到1926年去世的時候，他也沒能成為加州律師……

從松樹街走兩個街區就是中國城，拐幾條街就到張康仁住過的石頭路。那裡離加州高等法院不到兩英里。Rachelle並沒有意識到，她工作的地方就在先人曾經生活過的幾個街區之內。

「遲到的公正也是公正，對未來的移民將意義非凡。」Rachelle說。

在舊金山對面的奧克蘭山上，百祥園仍舊一片安詳。鮮有人知道，張康仁和家人的骨灰就存放在這裡。「紀念花園」里流水潺潺。西牆第七列第九格，立着一本厚重的 「書」，封面上有他的名字「Hong Ren Chang」和妻子的名字「Charlotte Chang」。

1872年，首批留美幼童在輪船招商局門前合影

兩度出洋

1871年夏秋，33歲的容閎奔走於京滬粵港之間。自從他提議的派遣幼童赴美計劃蒙上諭恩准以來，數月過去，第一批30名學生還沒招滿。

設在上海的預備學校報名者寥寥。沒有報章刊登招生的消息。人們即使知道，也沒有幾家願意把12-15歲的男孩子送到洋人的國家，而且還要立下15年的生死狀——從抵美入學那天算起，至學成之日止，「如有疾病死亡及自然災害，政府皆不負責。」

他只好回到家鄉香山南平鎮求援。張康仁的母親與容閎同鄉，聽說了容閎和他的留美計劃後，決定把小兒子張康仁託付給他。張康仁才11歲。兩年前，他的父親去世。哥哥冒疆很早就跟人外出做生意，家裡只剩下他與寡母相依為命。

容閎從家鄉招到了二十多個孩子，把他們帶到上海留學事務預備局，在這裡補習半年英文。1872年夏天，第一批30名幼童啟程赴美。與張康仁同行的少年有蔡紹基、詹天佑、梁敦彥、歐陽庚、容尚謙、鍾文耀、譚耀勛等。

他們後來有的成為北洋大學第一任校長，有的修建了第一條「中國製造」的鐵路，有的成為中國第一批外交官，有的在北洋艦隊指揮了一場又一場海戰……

張康仁成為第一位畢業於哥倫比亞大學法學院的中國學生，也是第一位獲得美國律師資格的中國人，120名大清留美幼童中唯一一名律師。

1881年秋，大清派遣幼童計劃意外中斷。張康仁跟其他九十多個留美幼童一起，應召回國。

張康仁很不情願中斷在耶魯大學的學業，他剛上二年級。

船到上海，沒有鮮花，也不見當年送別的親友。

當晚，他們即被押送到上海道台府後面陰冷、潮濕的「求知書院」，並且有專人看守。他們想不通：為什麼回到闊別多年的祖國，他們更像一群異數？第二天，他們脫下西裝，換上長袍馬褂，不少人還戴上假辮子。他們一連等了4天才得以拜見道台大人。經過堆成山的垃圾，走過生鏽的刀劍、形容枯槁的士兵，他們終於見到了道台大人。當得知道台大人一年俸銀達一萬到一萬五千兩，卻無錢把衙門修繕一新時，張康仁和他的同伴更看不懂這個國家。他們每人在美一年的衣食住行僅400兩白銀。

道台大人很不滿意這群留洋歸來的學生。他們習慣了在綠茵場上奔跑、跳躍的膝蓋已經不適應下跪。幼童留學9年，大清皇帝換了兩個。「裱糊匠」李鴻章正忙於救場。內憂與外患讓當年對幼童留學寄予厚望的李鴻章無暇他顧。官員們並沒有按照幼童在美所學專業，匆匆把他們隨意分派下去：詹天佑、歐陽庚等18人被分到福建水師學堂，蔡紹基被分到天津道台衙門做助理翻譯，梁敦彥被分到天津電報學堂教基礎英文。

其中一名幼童黃開甲在1882年1月28日在給康州的寄宿家庭女主人巴特拉夫人的信中寫道：「可憐的康仁被派往天津水師學堂，名字聽上去很堂皇，其實很像地牢。」

此時的張康仁已經出落成一個氣宇軒昂的青年，他高大、挺拔，眉宇間英氣勃勃，口才出類拔萃，氣質更與陳腐的官場格格不入。趁着一次放假，張康仁回香山探望久別的母親。母親哪裡知道，闊別近十年的兒子歸來是為了再一次離開。

1882年，光緒八年，又是一個多事之秋。這年5月，美國總統切斯特簽署了《排華法案》，美國以國家的名義拒絕華人，全美多處發生排華血案。

中國的外政不寧，內政也岌岌可危。由辦工廠修鐵路引發的股票泡沫開始破裂，南方大量錢莊倒閉，連大商人胡雪岩都徘徊在破產邊緣。開灤煤礦工人舉行了第一次罷工……歸來的大多數幼童開始向這個令他們不滿、不安的天朝妥協，有的成為重臣幕府，仕途青雲；有的身居要職，稱雄一方。

而張康仁只想重回耶魯。

他的心事，連遠在美國哈特福德的報紙THE COURANT都知道：「未能完成學業令張非常失望。離開美國的時候他就下了決心，有一天他會回來繼續讀書。」

1882年初春，帶着攢下的一點盤纏，他從上海登上了去夏威夷的輪船。張康仁的哥哥張冒疆在夏威夷闖蕩了十多年，已經成為當地一家華人貿易公司的合伙人，公司不僅賣鹹魚醃菜，還承接貨運業務。跟哥哥不同，張康仁的才華在法律上盡顯。

張康仁在法官Hartwell的辦公室做了8個月實習生。畢業於哈佛大學法學院的Hartwell很喜歡這個勤奮、聰明的耶魯法學院輟學的二年級學生。他開出$1200的月薪想挽留張康仁，可他還是婉拒。他急迫地想返回大學校園，繼續攻讀法律。

大法官Hartwell看着這個眉目清秀的中國青年，給他指了一條路：「孩子，去紐約吧。」十年前，張康仁到過紐約，那時他和其他幼童一起，初到美國。他也和他的老師容閎一樣，第一次看到紐約時一樣驚訝於它的摩天高樓和街頭駛過的汽車。

1883年，他第二次來到紐約，扣響命運之門。

求學紐約

1884年10月4日上午10時，張康仁走進了哥倫比亞大學法學院的考場，參加筆試和口試，主考官為哥大法學院董事會委派的教授Frank Drisler。

哈佛大學法學院博士後陳立經過多年研究，還原了當年那場考試的內容：筆試包括希臘、羅馬與美英兩國歷史，英文語法、修辭與寫作；口試是講述凱撒的高盧戰爭、六卷本的維吉爾史詩《埃利阿斯記》，或者背誦六段西塞羅的作品，或者相當於以上內容分量的拉丁語作品。

這場考試並沒有難住張康仁。他的口才一直為同學所羨慕。1876年6月，他在康州春田中學的畢業典禮上，就朗誦過西塞羅的作品片段；3年後，在菲力浦學院的畢業典禮上，他作為優秀學生代表，發表了英文演講《希臘之外的希臘影響力》。

張康仁的表現令主考官非常滿意。他拿到了哥大法學院的錄取通知書。陳立還發現，1883年秋季入學的法學學生中還有張康仁在耶魯大學的兩名兩班同學。法學院一年的學費為150美元。報到時，張康仁交了一半學費，75美元，正式成為哥大法學院1884級學生。他是校園裡唯一的中國人。

法學院的學習期為兩年。第一年學習民法概論，第二年重點學習公平法理、商業法、刑法、侵權法、證據與辯護等課程。法學院還有各種與憲法、海事法、國際法等相關的講座。儘管這些講座都屬於自選動作，「鑑於每一個講座所涵蓋主題的重要性」，學院要求學生統統「自選」。

故國在萬里之外飄搖。

1885年（光緒十一年）的新年，清軍大挫來犯雲南鎮南關的法軍，天朝卻乘勝求和，下令各路軍隊限期撤兵。6月，中英簽訂《煙臺條約》，收過關稅後，大清正式為英國鴉片放行。也是在這一年，李鴻章以整頓海防的名義，從國外購買船艦，擴充北洋水師，卻眼睜睜看着慈禧太后拿走400萬兩海軍軍費去修頤和園……

張康仁偶爾從報紙上讀到一星半點關於故國的消息。他得面對沉重的學業與生存。1886年5月26日晚，哥大法學院第27屆畢業典禮在音樂學院舉行。音樂與禱告之後，法學院的院長Dwight 教授致辭，他毫不吝惜地當眾誇獎他的中國學生張康仁：

我要為你們中間自中國遠道而來的年輕人多說一句話，他內心對法律知識的渴望促使他借道夏威夷，來追求知識，他是法律精神最好的見證。追求公平是每個人的本能，它能帶領我們超越國家的公平，達到自然的公平。他的專業素養使他跟你們中間任何一位站在一起都毫不遜色。你們能從他身上看到，不管國際政治多麼狹隘，一所真正的大學不會因為不同的種族、宗教而歧視學生，相反，它張開雙臂擁抱每一個懷揣理想走來的人。所以我知道，你們大家都會和我一起，用最友好和尊敬的方式，對我們的這位好兄弟致意，他就是Hong Yen Chang先生。

張康仁走上講台，從院長手中接過由校長親筆簽名的畢業證書，他的名字是一串漂亮的拉丁文。跟他一起的一百多名畢業生很快在美國的司法界、政界嶄露頭角。

Cravath, Swaine & Moore 律師事務所高踞曼哈頓，已經有兩百多年的歷史，其前身成立於1819年。張康仁的同學Paul Drennan Cravath畢業後第三年加入這家律師事務所，後來以他名字命名的「Cravath 制度」成為這家全世界最賺錢的律所的「金科玉律」。

張康仁的另外一位同學Edward Murray Basset畢業後旋即取得紐約執業律師資格，在紐約州水牛城做律師。他後來成為「美國城市規劃之父」。這年6月8日，他給康州菲利浦學院院長Bancroft博士寫了一封信，告訴他自己畢業後在中國駐紐約領事館工作。在那裡，他與昔日的幼童溫秉忠、歐陽庚等共事。信從布魯克林區26 West 9th Street 寄出。

按今天的城市布局來看，這裡非常偏僻。26號是一座紅磚砌成的倉庫，牆上開着一扇小小的捲簾門。門前街道破敗、髒亂，偶爾開過一輛車，輾得泥水四濺。經過多方奔走，他終於到紐約有名的Deady& Goodrich律所開始實習。他沒想到，作為一個外國人，他的「律師之路」如此崎嶇、漫長。

青年時期的張康仁-Chong Family Collection

兩度夢碎

Rachelle Chong 是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第一位亞裔委員。她的聘書由總統克林頓親自頒發。幾年後，Rachelle又成為加州公共事務委員會第一位亞裔委員。

1983年的一天，正在加州大學哈斯定分校學法律的Rachelle 接到表妹Lani 的電話，請她幫忙查詢，1890年加州律師協會為什麼拒絕她們的曾叔叔Hong Ren Chang提出的執業律師申請。當時Lani正準備寫一本關於家族歷史的書。

Rachelle這才知道，第一位華裔律師竟然出自自己的家族。幾天后，她接到加州律師協會一位歷史學家打來的電話。歷史學家很興奮，「你不會相信的，」他頓了頓，接着說，「我手裡就拿着當年加州高級法院拒絕你的曾叔叔當律師的文件，原因只有一個：他是中國人！」

在不斷的追問之下，一百多年前的真相逐漸展現在Rachelle眼前——擊碎張康仁律師夢的根本原因在於1882年5月美國國會通過的《排華法案》。

也正是從這年7月1日起，紐約州律師資格申請變得更為嚴格，申請人必須通過紐約高等法院的資格考試，或者有至少7年的實習經歷。在這樣的規定之外，還有一條要求對張康仁來說更難：申請人必須是21歲以上的美國公民，或者提出申請時是該州常住居民。從1886年底到1887年初，張康仁一直努力申請成為美國公民，可是紐約地區法院駁回了他的申請，依據正是《排華法案》。《排華法案》的直接推手正是加州議員。他們多年來一直在遊說美國國會「不惜一切手段禁止中國移民湧入」。

1871年，在洛杉磯，一個暴徒一次就殺了28名中國人。1878年，愛爾蘭裔工頭Denis Kearney經常在舊金山市政府門前演講，每當他大喊，「中國人必須滾開」，便有聽眾鼓掌歡呼。

1896年9月，第一次出訪歐美的大清重臣李鴻章告訴《紐約時報》記者：「《排華法案》是世界上最不公平的法案。」

可是張康仁不同於那些淘金或修鐵路的華工。他受過當時最先進的高等教育，他知道該怎麼調動資源，為尊嚴而戰。他頻繁地拜會知名法官，接受各路媒體採訪，努力讓自己的聲音傳播得廣一點。

一位耶魯大學同班同學的父親George H. Herry被這個跟自己兒子同齡的年輕人打動，他作為共和黨的選區議員，同時也是紐約市議會發言人，向市議會提出法案，為張康仁入籍呼籲。1887年3月9日，民主黨國會議員Thomas C. Dunham也向紐約州提出法案，籲請解除對張康仁的國籍限制。《太陽報》記者嗅到了其中的新聞。一個多月後，張康仁在紐約中國領事館接受採訪。

在美國記者眼裡，張康仁講一口地道的英文，詞滙豐富，舉止有度，與其印象中的中國人完全不同。張康仁第一次講到自己的夢想。他清楚，在排華的大背景下，國會不可能為他一個小人物修改法律，但是州議會有可能給他一個機會，讓參加紐約律師協會的考試。他需要的只是一場公平的考試。

為了獲取更強有力的支持，1887年3月2日，張康仁單獨拜訪了紐約州州長Hill。Hill出身律師，同時是州律師協會主席。他饒有興致地聽完了張康仁簡潔明了的陳述，誇獎了張的口才。Hill巧妙地選擇了對議員提交的法案不予簽字，3個月後，也就是5月2日，兩個黨派議員提交的《援助張康仁法案》自動生效。

為了造勢，張康仁還獲得了耶魯校長Noah Porter與哥大法學院院長Dwight的信。5個月後，他終於獲准參加紐約州律師協會的資格考試。3個主考官都是著名律師，一致同意接納他為律師。隨後，張康仁正式向紐約律師協會申請成為執業律師。為了申請更有把握，他面見大法官Charles H. Van Brunt的時候，拿出了更有說服力的證據——兩封他供職過的律師樓的推薦信。紐約市有名的幾位律師都在信中表示，支持律師協會接納張康仁。

張康仁信心滿滿地告訴追蹤報道的美國記者：

不管法庭支不支持我的申請，都不妨礙我的決心。我已經把這個國家當成我的家園。即使我成不了美國公民，法庭也終究有一天會採納我成為律師的請求。

一切似乎都在接近光明。

然而，1887年11月18日，紐約高等法院3位法官審核當年的律師候選人。28位候選人中，唯一被否決的是張康仁。張康仁供職的律師事務所的一位律師John Treadwell Richards對他的遭遇打抱不平，他對採訪的記者說：「張在我們這裡工作了一年，每個方面都表現出色。他知識豐富，顯示出良好的教養，他比律師協會四分之三以上正在實習的律師優秀很多。事實上，紐約有1.2-1.3萬中國人，如果能有一位既懂得他們的文化又懂得美國法律的人幫助他們解決民事與刑事方面的訴訟，對他們的公平與社區安定都有好處。」《紐約論壇報（New York Tribune）》發表名為《給這個中國人一個機會》的評論，為張康仁爭取支持。

對於否決的消息，張康仁自己並沒有多少失望，他手裡還有一張好牌。

一周以前，他已經在兩位重要人物的引薦下，單獨面見法官George M. Van Hoesen， George1875年出任紐約Common Pleas Benchs的法官，他主持的法庭對中國人入籍比較寬鬆。在仔細研究過張康仁的案子，並與以前類似案子比對後，法官Geroge認為，在不違反國會條例的前提下，可以許可張康仁入籍，於是他簽發了入籍證。

張康仁沒想到，即使成了美國公民，紐約高等法院的法官們仍然拒絕他的申請。

1888年的新年對他來說，依然希望渺茫。

他的朋友與支持者給他出了一個迂迴之招——換一個法庭提出申請。小城Poughkeepsie位於紐約市與奧爾巴尼市之間，被稱為「哈德遜河上的女王之城」。張康仁向這裡的法庭提出了加入紐約州律師協會的申請，大約兩個月後，他的申請被批准。1888年5月17日，從哥大法學院畢業兩年之後，他終於成為一名律師，也是第一位獲得執業律師資格的華裔。

《紐約時報》當天採訪了他。記者寫道：「他有一張典型的中國人的臉，卻說着純正的英文。他身材高大、強壯，看上去很聰明。」

就連遠在夏威夷的《太平洋商業觀察家》報也發表評論，為張康仁喝彩：

周二晚間的蒸汽船帶來了關於Hong Yen Chang的好消息，他為爭取律師資格所做的努力終於取得了成功。讓我們一起為公正的到來而祝賀他。

張康仁開始為紐約華人代理訴訟。1889年3月28日，他代兩個華人居民向一家洗衣店老闆討債，法庭支持了他提出的償還要求。這是美國第一例華人律師代理的官司在訴訟中獲勝。

他開始在報刊上撰文，呼籲中國進行教育制度與考試方式的改革。在1889年5月30日發表的一篇文章里，他把中國的落後歸因於陳腐的教育制度:

把中國的落後歸因於孔夫子的教條是一個很安全的說法。比較一下中日兩國的道路就可以發現其中的秘密。日本為什麼沒有像中國一樣在掙脫舊時代的時候受到過多束縛？知識階層內心的混亂與僵化才是阻礙中國進步的根本原因。

張康仁比他的老師容閎更清醒地看到：「中國的覺醒要麼是推倒士大夫階層，要麼取決於它與世界同步的決心有多強烈。」

1890年5月，張康仁向加州律師協會提出執業律師申請。根據加州法律，已經在外州取得律師資格的美國公民，只要審查合格，便可以取得加州從業律師資格。

可是，加州高等法院4位法官裁定：張康仁的入籍證與紐約州律師協會的資格均無效，不能在加州執業。

張康仁清楚，他憑手中的紐約州入籍證與律師資格證，完全可以提出上訴，他事先也準備了詳細的資料。可是這一次，他放棄了上訴。他擔心上訴可能會導致法庭重新追究他在紐約州獲得的入籍證明的合法性，更重要的是，可能因此導致一些同情中國人、並對中國人入籍有鬆動的法官，收緊中國人的入籍申請。

1891年5月，哥哥冒疆去世。料理完哥哥的喪事後，他決定搬到加州。

他開始了另一種人生。

余大和他的女兒們

La Porte是加州Sirra Nevada山脈中的小城。2010年的人口統計顯示，這裡只有46個居民。在19世紀80年代，這裡的人口高達一萬多人，他們絕大多數是淘金工人。

在這個以單身礦工為主的城市裡，還有一個中國城，城中有一個富商，被尊為「余大（Yee Ah Tye）」

余家是這裡唯一一個中國家庭。在絕大多數中國女孩日夜忍受纏足的痛苦時，余家的4個女兒卻享受着來自父親的別樣寵愛。他給女兒們請了家庭教師。還不惜重金，從舊金山訂購了一台鋼琴，用馬車跋山涉水，拉來La Porte。女兒們長大後，余大把她們送到香港讀書。

一百多年後，余家第四代女性Lani Ah Tye Farkas成為一名小學老師。她歷時數年，寫成《把我的骨頭埋在美國（Bury My Bones In America）》一書，記載了余家的百年家史。Lani回憶說，她的姑奶奶Charlotte是余大的第三個女兒，她可能是在從日本開往舊金山的船上遇到張康仁的。

沒有文字、沒有照片記錄兩個受西式教育長大的年輕人如何在沉悶、乏味的海上航行中一見傾心。但從家庭收藏的照片中可以看到，那個穿西服的年輕人英俊逼人，那個手執團扇、足蹬高跟鞋的女孩秀美溫婉。

Charlotte與張康仁的婚禮在1897年3月14日舉行，這是一場按基督教儀式舉行的婚禮。新娘22歲，新郎37歲。

余大沒能看到三女兒與青年才俊張康仁的婚禮。在他們結婚前一年他已過世。這位岳父大人跟他的三女婿一樣驚世駭俗。自從來到美國後，他再也沒有回過老家廣東。他留下遺言，要求把自己埋在美國。

自從1891年搬到舊金山後，張康仁在清政府駐舊金山領館工做了4年。資料顯示，從1895年到1907年，他在日本橫濱銀行設在舊金山的分行供職。1900年的美國人口普查資料表明，張康仁為日本橫濱銀行舊金山分行的銀行家，他和Charlotte租住在舊金山城中石頭街，而Charlotte的母親、兄弟姐妹都住在附近的華盛頓街上。

帝國末路，民國匆匆

1906年4月18日清晨5時許，一場大地震襲擊了舊金山。隨後城中大火燒了三天，舊金山成為一片廢墟，中國城受損慘重。

當年的留美幼童、張康仁的同班同學歐陽庚作為清政府駐舊金山總領事，帶病參加救援。張康仁一家什麼也沒有搶出來。他們隨着逃難的人潮，來到了東灣伯克利，並定居下來。1907年，張康仁辭去橫濱銀行的工作，回到上海，擔任財政局首席會計師。月俸為200兩白銀外加100兩生活補貼。

這是光緒33年。張康仁的留美同學唐紹儀出任奉天巡撫，詹天佑正在艱難鋪設京張鐵路。這是一個動盪、血腥的年份。這年5月，倉促起事的徐錫麟被剖腹剜心，秋瑾也於6月被害。這也是一個五音雜陳的年代。伴隨着同盟會、講習會在各地發動起義的槍聲，梁啓超在為「立憲」歡呼。在各路報章紛紛發聲的時候，這年12月，《大清報律》出台。

從張康仁寫給遠在美國的家人的賀卡上可以看到，從1907年到1910年之間，他過得非常動盪。在上海工作一年後，他又到南京中央大學教授國際法和銀行學。1908年，他又隨唐紹儀的特使團訪美，後來留在中國駐華盛頓領館工作。1910年1月22日，大清委任張康仁為駐加拿大領事，電報催促他儘快赴溫哥華就任。

張康仁剛做了一年領事，大清帝國便在武昌起義的炮聲中轟然瓦解。流亡海外16年的孫文成為中國民國第一任臨時大總統。

孫文流亡日本期間，與張康仁的妻姐Emma一家結下患難之交。孫文夫婦甚至成為Emma的養女Alice 的教父教母。

孫文流落舊金山時，當地的致公堂堂主黃三德曾仗義相助。1904年，孫文被美國海關以「中國亂黨」的罪名逮捕後，黃三德多方營救，此後數年間又為革命軍籌措數十萬美元經費。

黃三德沒有想到，當他向這位民國總統申請致公黨在國內合法活動時，孫中山態度曖昧。倒是張康仁致信孫中山，為洪門鳴不平：

慨然冒險而籌革命巨款者，則以加屬致公堂為始……洪門致公堂者，實為世界歷史所未有，殊非過言也。

他希望中華民國表彰洪門，保全其愛國真誠。總領事盧炳田也致信民國政府，希望「融合黨見，裨益國家」。可惜孫中山並未採納他們的建議。孫中山還是很看重清張康仁的外交才能。從1913年3月到11月，張康仁被任命為中華民國駐華盛頓領事館一等秘書，主理對外事務。

這年11月26日，美國總統為女兒舉行盛大婚典，邀請各國使領館官員出席。按例，張康仁應該穿上中華民國的外交官制服出席婚禮，可是由於建國倉促，外交官的制服還來不及設計。人們從《華盛頓郵報》上讀到這個中華民國外交官的「倉促上任」：

新任的中華民國外交官還沒收到他的官服，過去的官服通常是帶有精緻手繡圖案的真絲袍服，可是昨天，張先生穿的是美式外套，帶條紋的褲子，與其他鮮服麗衣的外交官形成鮮明對比。

資料顯示，從華盛頓缷任後，張康仁回到加州，從1916年到1917年，在伯克利市擔任中國海軍學生的學監。1926年8月4日，他因心臟病發作去世，享年66歲。

張康仁的訃告出現在第二天的《伯克利每日公報》上。後來，家人把他的骨灰安放在奧克蘭山上的百祥園。

96 歲的義工

緊鄰加州伯克利大學的富頓街2413號是一棟兩層的民宅，房子建於1906年，面積約兩多平方英尺，有3個臥室兩個衛生間。這裡曾經是張康仁的家。

Lani記得，在曾叔叔張康仁去世後，曾姑母Charlotte帶着一雙兒女在這裡住了五十多年。做為富商的女兒，律師與外交官的妻子，Charlotte一直過着衣食無憂的生活。張康仁去世後，當時並沒有社會保障制度，政府也沒有憮恤金， Charlotte一度靠變賣手飾養家，後來由兒子Oliver贍養。

張康仁一家

作為寫書搜集資料的時候，Lani 去看望過 Charlotte。她還記得，曾姑母一直保持着老派的生活風格，「每天要吃雞蛋與煎鹹肉，青菜、水果，而且只喝現磨的咖啡，絕不碰速溶咖啡。」

老太太精神永遠很好，很多事情都喜歡自己動手。每個星期二她都到奧克蘭一家醫院義務卷繃帶。

送別丈夫後第三年，Charlotte 又送走了唯一的女兒Ora。在1929年8月一次家族婚禮上，Ora擔任伴娘。婚禮當天，在Stockton附近，一輛逆向行駛的卡車撞上了新人的婚車，新人連同他們的伴娘、伴郎6人喪生於車禍。

兩天后，撞車案開庭。儘管出庭作證的兩名工人說，當時能聞到肇事司機嘴裡濃烈的威事忌味道，陪審團依然認為證據不足，肇事司機第二天即被無罪釋放。

曾經的法學院高材生、第一位華裔律師張康仁沒有看到女兒的慘死，也沒有親歷荒唐的法庭審判。

96歲那年，Charlotte還領導了一場保護岡州古廟的示威活動。岡州古廟位於舊金山市區松樹街520號，與Rachelle上班的地方近在咫尺。它是全美最古老的關帝廟。1969年2月，為了反對拆除這座古廟，張康仁的遺孀Charlotte站了出來。她一個人舉着標語牌，站在廟前示威。她還發動加州伯克利大學學生參與到保護古廟行動中來。廟最終還是拆了，重建在Stockton 與Clay街交叉的地方。

Charlotte一直活到103歲。

Oliver Chang 沒有繼承父親在法律或金融方面的天賦。父親去世第二年，他從加州伯克利大學畢業後，為舊金山中國城設計了第一個休閒公園，成為舊金山第一個從事公園設計的華人。1980年，舊金山市公園管理部門把這個地方命名為「Oliver C. Chang Recreation Center」。

Oliver於1973年去世，他的妻子Lilian於1987年去世。夫妻倆沒有孩子，骨灰由親友安放在百祥園內的聖保羅廳，離父母和妹妹的靈位只隔幾個台階。

張康仁和Charlotte沒有其他後裔。

百年追訴

20年前，一個不會講中文的中國人走進了耶魯大學法學院。他叫Gabriel Chin，一位參與過修建太平洋聯合鐵路的華工後裔。他在陳年的報章中讀到了張康仁的故事。「他的案子很有名，學法律的耶魯學生都知道。」

2011年夏，Gabriel來到加州大學戴維斯分校法學院執教。他經常想起張康仁。

Gabriel知道，加州高院已從1972年開始，允許外籍人士成為執業律師，不必一定是美國公民。

2014年5月，Gabriel教授帶領法學院亞太學生會，聯名向加州律師協會上書，要求追授張康仁律師資格，糾正加州高院在1890年作出的錯誤決定。

學生們為此建了一個網站Change.org。多年來致力於推動亞裔參政的民間組織亞太公共事務聯盟（APAPA）發動成員予以響應。網站支持者很快超過3000人。

此時，Rachelle已經從聯邦通訊委員會副主任與加州公共事務委員會退休，重新做起了律師。

她是余氏家族的第四代，這一代人連她在內，一共出現了4位律師。

她們全都加入了為曾叔叔張康仁追討公道的行動。Rachelle在寫給加州律師協會的信中說：「我請求高院與律師公會支持我們的訴求，根除對我曾叔叔的不公正，並且有勇氣承諾，律師公會有義務保持其成員的多樣性。」

2014年6月18日，加州律師公會認為，這一訴求超出了其職責範圍，決定提交給公會董事會。9月5日，董事會決定批准張康仁的律師資格，並追授他為榮譽律師。

讀完9頁紙的公告，Rachelle 意識到，這份公告的分量已經遠遠超出了她和她家族主張的訴求：

即使我們不能修改歷史，我們至少可以全面認識與衡量張康仁為成為第一個華裔律師而付出的開拓式努力。

她很快把這份公告發布在家族內部的網頁上。

遠在密蘇里州聖路易市的陳力也在同一時刻關注着加州高院的最終裁定。在哈佛大學攻讀法學博士學位時，他曾關注過來美從事法律工作的華人先驅。

張康仁不是因為種族因素被拒絕的唯一一個華人。這個歷史性的錯誤得到了糾正，我太興奮了。

在一致同意追授張康仁加州律師資格的6位大法官中，有3位出自耶魯大學，其中一位為華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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