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上海的最好印象是去年才产生的，原因是这个城市决定再不准当街晾晒内衣内裤，我觉着这真是进化的伟大奇迹。要知道，我所走过的那么多个城市，谁都没有把这当回事，而我的第一个工作——扫黄打非的文化稽查——就因为这同一件事被丢掉了的。

　　我最好还是说清楚点，那时，我的领导老出国，一出国都是去考察，我就强烈地建议(好像有三次)他去看看外国的街道有没有当街晾内裤的，他不但没有理我，反而越来越恨我，至最后，国外考察报告会也取消了我的资格。

　　我就这样被一步步赶出了公务员的大门，并从此开始在全国暴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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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又去了一趟上海，感觉照样好极了，去时朋友老金就给我说，近几年的上海，一入夜来会生出一股巨大的吐纳声息，那是一阵低频的啸声，是从肺里发出来的，是天地常新的吐纳，是地气与人气的胶合，迫人奋激，震人心魄，引领着人的血液跳舞。我以为一个城市年轻，正该有气势和魄力，大概这就是上海给人的最为生动的直观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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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太让我留恋了，哪怕只是在纸面上翻翻各路过客的留言，哪怕只是看看各路人马对它的挑剔或是嘲讽——我以为，上海是中国当得起任何责难与质询的地方。

　　鲁迅《上海的少女》，开篇就说：“在上海生活，穿时髦衣服的比土气的便宜。如果一身旧衣服，公共电车的车掌会不照你的话停车，公园看守会格外认真的检查入门券，大宅子或大客寓的门丁会不许你走正门。所以，有些人宁可居斗室，喂臭虫，一条洋裤子却每晚必须压在枕头下，使两面裤腿上的折痕天天有棱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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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迅先生又说：“然而更便宜的是时髦的女人。这在商店里最看得出：挑选不完，决断不下，店员也还是很能忍耐的，不过时间太长，就须有一种必要的条件，是带着一点风骚，能受几句调笑，否则，也会终于引出普遍的白眼来……所以，凡时髦女子所表现的神气，是在招摇，也在固守，在罗致，也在抵御，……她在喜欢，也在恼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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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作人对上海的印象跟他老哥比也好不到哪里：“上海滩本来是一片洋人的殖民地，那里的文化是买办流氓与妓女的文化，压根儿没有一点理性与风致。这个上海精神便成为一种上海气，流布到各处去，造出许多可厌的上海气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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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是上海风花雪月象征的张爱玲说：“上海人是传统的中国人加上近代高压生活的磨练。新旧文化种种畸形产物的交流，结果也许是不甚健康的，但是这里有一种奇异的智慧。谁都说上海人坏，可是坏得有分寸。上海人会奉承，会趋炎附势，会混水里摸鱼，然而，因为他们有处世艺术，他们演得不过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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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余秋雨同学《上海人的尴尬》也被广为引证：全中国都有点离不开上海人，又都讨厌上海人，这种无法自拔的尴尬境地，也许是近代史开始以来就存在的。“精明、骄傲、会盘算、能说会道、自由散漫、不厚道、排外、瞧不大起领导、缺少政治热情、没有集体观念、对人冷漠、吝啬、自私、赶时髦、浮滑、好标新立异、琐碎、市侩气……如此等等，加在一起，就是外地人心目中的上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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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本土持续有影响的王安忆则说到了具体的上海豫园：(她)是供人欣赏精微、欣赏小的秒处，针眼里有洞天。山重水复，作着障眼法，乱石堆砌，以作高楼入云，迷径交错，好似山高路远。它乱着人的眼睛，迷着人的心，它是炫耀技巧和聪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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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东平《上海人与北京人》说：上海人的性格特点是：机敏、行动快，具有中国人所没有的不拘泥于过去历史的性格，其中有些人爱虚荣，外表的气派重于实质的内容，有刹那主义的倾向，他们创意优异，但有时也擅长玩弄技巧，也就是说，也有可能进行不负责任的交易，上海人还喜欢乘势推展的步调，不习惯于朴实和按部就班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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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分析算是一个意见的集合，然后来说说上海的根：大名鼎鼎的余秋雨同学为上海找到的一个源头是这样的：

　　“早期的上海人也就是华亭人。……我认为上海文明的肇始者，明代进士徐光启，他可算第一个严格意义上的上海人……今天上海人的某种素质，可在徐光启身上找到一些踪影。”接着，余秋雨说，这位对儒学侵淫很深的年轻人拜访了传教士利马窦，知道了“宗教、天文、历法、数学、兵器、军事、经济、水利、无所不及”，然后还“痴痴迷迷”地与利马窦一起翻译了《几何原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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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光启当然可以算是上海人的精神之祖，这可能也很巧合，因为他最初的学问是跟数学有关的，可以就近习得“对实际效益的精明估算”，他又是最早跟外国人“混”的，所以，上海很容易就在这两方面跟全国其他地方拉开了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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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到过松江华亭，这地方实则还有一个人，如果是他成为上海人的精神之父，情况又会朝向什么方向呢？也许与今日就大异其趣了，但可惜的是，他死时太小了，不足以当得父亲之任，而且死的时代又靠得太后了。此人就是抗清的小将夏完淳，被捕后毫无惧色，大骂汉奸不止，所留《南冠集》悲怆凄烈，绝不是今日上海的那些风花雪月可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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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确实是有着很浓的洋风气的所在，外滩一带的欧洲古典风格的建筑群素有“万国博览会”之称，这也使得上海很有文化底蕴似的。洋人带给了上海人太多东西，因为这地方就是一个最早能大规模跟洋人接触的地方，很多种语言，很多种肤色杂汇于此，这跟一个从僻远边野进城的乡民炫耀的资本差不多，卫慧也许就是在这个意义上说：中国人都该去锻炼身体。我想，其逻辑大致是是这样的：中国人跟在洋人屁股后边干了太久的事，受气也是提面子的事，毕竟，洋人是从更“文明”的国度来的，这个上海人还是有鉴别的，外国人走了，轮到上海人自己抖起威风来。因为早先什么都见识过了，一切都照着外国的规格来，面子能撑到多大就是多大，所以卫慧有她骄傲的道理。

　　也因为有着这个底子，时装风潮、游乐方式，或者吃穿用度吧，上海天然地就该引领全国时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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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滩最好说清楚点，这个被称为“世界万国建筑博览会”的临江大道，始建于1845年，当初主要是海关银行、洋行报馆、港口码头、饭店总会的集中地，今日的外滩还主要是以此为基础，并成了上海最吸引人的地方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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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把前后两次到上海拍就的照片与画片上的老上海反复比较着，指认着它的神秘，亲近着它的独特——这是我热爱上海的主要方式。

　　有些地方现在已不能去，当年也去不了，但你总是想去，那是一种寻找与融入的冲动，比如那个由英、美租界结合而成的公共租界和独立的法租界，进入它就是进入旧上海的一百年时空。西风滋生，洋气蔓延，各种高视阔步的洋人，跑马飞车，各种巴洛克式、新古典主义、早期现代派、折中主义的“万国建筑”杂陈其间，洋橱窗洋文洋货，路牌、店招与广告，这一切都把五洋杂处的大上海交融成了一个真正的国际性大都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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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着模仿老上海赚钱的电视或电影都学会了《夜上海》，这是那个年代的声息，是那个年代喉咙里的渴望，那个年代的心跳，舞榭歌台，红灯绿酒，声色流波，窄窄的嗓音，尖细的唱针，就为着在半明半昧的夜晚，给不尽的情欲一个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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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教会了人们享乐，“不到大世界，枉来大上海；淳淳海派风，浓浓上海味。”这说的是号称“远东第一游乐场”的“大世界游乐中心”，它曾给几代中国人带来奇妙体验、童年幻想以及对城市的憧憬。戏剧、木偶、皮影、杂技、魔术、哈哈镜、小吃……你能想到的玩乐都能在此找到。想想，在中国，在近代，还有什么盛况堪与一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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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杂志，老封套，《良友》，或是旧上海月份牌，或是香烟、肥皂与花露水的广告，图片上的女子大都一例的短袖，雪白的臂膀，明眸俊秀，体态娇媚，仿佛侧着身只为着要把你往她怀里引。她的袍角是生着风的，她的嘴角是微微笑着的，她的眼波，则定是斜斜地飞来，想把你勾着的。许多人就是从这些老广告女郎开始爱上上海的。

　　我的情况也差不多，可是，一到上海，我却只顾着寻找最现代的风情——因为这些东西都是扑面而来的，容不得躲闪，也不需矜持，你的视线就在它的色彩之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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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的历史，总是就近地引诱着你，逼使着你去尽可能地了解它。

　　旧上海多黑帮，多灯红酒绿，多男女浪漫，多欲望纠缠，合在一起，就是上海风情，《花样年华》、《情深深，雨濛濛》、《像雾像雨又像风》以及更早的《风月》、《摇啊摇，摇到外婆桥》、《胭脂扣》、《红玫瑰与白玫瑰》、《半生缘》、《海上花》啦，都是用来怀旧的，或是在某种意义上意淫的。

　　于是，张曼玉、巩俐、梅艳芳、陈冲、叶玉卿、周迅、赵薇，一人一个上海，或露个虎牙，或扭个腰肢，或涂个红嘴，或抛个媚眼，或亮个乳沟，或脱个半身，或剪个开衩，都是欲望梦想中上海的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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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衩的旗袍是上海的招牌。有人说它是一种厚重的、老于世故的美，“细瘦浑圆的衣型下最适合包裹一颗受着欲念和矜持双重煎熬的心”。不错，是这样的，胡蝶要把它改良成从旁边开衩，大概鲁迅是知道的，所以，要顺着开衩往大腿根部一点一点地递进嘲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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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旧上海，旧中国的花花大世界，公认的冒险家乐园，最常用的词汇——也是同时供批判和引人羡慕的——灯红酒绿，醉生梦死，笙歌艳舞，尔虞我诈，很多人只要能把这些词中的一个跟自己挂起勾来，就不会抱恨终生了。

　　老上海，大上海，还因为它和世界、特别是巴黎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人作过认真统计：它们同是历史文化名城，都崇尚文化、艺术和思想自由；他们都拥有着众多的大学、文化机构和文化名人；他们都拥有各种宗教的经典建筑；都擅长烹饪，崇尚优雅和时尚；都有标志性的塔；有著名的咖啡馆；都有蜿蜒几公里的著名大楼；都有一流的剧院，有堪称一国之最的商业大街，甚至大世界和迪斯尼都是一一对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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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卖臭虫符是上海的一个老行当，臭虫俗名臭虱，亦名虫壁虱，“香娘子”，上海人喜爱睡棕棚，但无奈臭虫太多，常常把人咬得鼻青脸肿，而且被咬的还多半是穷苦力，于是，卖臭虫符的人应运而生，这些精明的小贩一再强调臭虫符必须回家后方可打开，否则不灵，于是有买者赶紧乘车回家，打开纸包来看，却见内里写着两个大字：勤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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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套皮包也是老上海一门职业，其法是偷、骗、抢三者的结合，常常的情形是这样的：在轮船码头或火车站，突然过来一人，朝一位妇女怀中的小孩头上一巴掌，挑起事端，小孩的母亲当即不依，肇事者就一边赔罪，一边掏出五元钱说要给孩子买糖吃，并强行将钱塞在小孩手中，妇女随后低头一看，原来放小皮箱的地方却只放着一只咖啡色的大皮箱，妇女又惊又怕地正要查看，于是又过来一位西装革履的先生，说这箱子是他的，正在这时，又来一个穿铁路制服的青年对妇女说：“还在这吵哩，我明明看见有人把你的皮箱拎走了，还不快跟我去追？”妇女就跟假冒铁路人员去追，西装先生乘机拎起大皮箱——原来这只是个空套子，是为了把妇女的小皮箱套进来罩着眼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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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套皮包让我想起了另一件事，记不清是哪一年，总之是前几年，上海的某条街道上张布出这么一条横幅：如有人从后边拍你的肩头，千万别回头。这是什么意思呢？原来骑车人在等绿灯时，一人从后边拍，在你一回头的同时，前边车兜里的东西就被另一人顺手牵走了。这事普遍到要拉横幅，也是一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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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初把上海当作国际大都会的主要是外国人。爱狄·密勒总结得很好：“上海，这华洋杂处的大都会，这纸醉金迷的游乐场，这遍地黄金的好地方，正是冒险家的乐园……最愚蠢的人到了上海不久，可以变得聪明；最忠厚的人到了上海不久，可以变得狡猾；最古怪的人到了上海不久，可以变得漂亮；拖着鼻涕的小姑娘，不多时可以变成卷发美人；单眼皮或扁鼻子的女士，几天后可以变成仪态大方的太太。”

　　这些说法在类似《子夜》的小说中有着充分的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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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曾是个花花世界，嗜嫖成风，贾客、名士、官员、包括革命者，没有不喜欢嫖的，公开的方式就有叫局、吃花酒、打茶围、听书、吊膀子，其中有些“科目”也为工匠车夫之类的人而设，大家都有得玩，玩得火的，还要争风吃醋，不惜倾家荡产也要把个花花妓女娶回家去，娶头牌戏子大概就是这么来的，当然，戏子历来都是跟文化嫖客连在一起的，比如，什么开花榜吧，文化人的那个劲头可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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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的清代末年间有称为“书寓”的高级妓女，主要以弹唱陪客为主，卖唱或加上卖身，渐渐就有了些名妓，于是就生出些无聊文人，办报吹捧妓女，或公开选举妓女中的“四大金刚”、“花国大总统”、如1917年第一届的“花国总理”王莲英，出客赴宴，珠光宝气，还和当时一位震旦大学生阎瑞生如胶似漆，谁知没过多久，阎瑞生就把王莲英带至郊外，伙同早埋伏好的同伙将王莲英勒死实施抢劫，后真相暴露，阎瑞生及其同伙被捕，后被判为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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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了高级的或有个什么艺名的妓女，更多的妓女则是被称为“野鸡”的苦出身，她们或是韶华已过的青楼女子，或则太丑，被老鸨看管着，如果没本事和运气，一夜也拉不到一个客，就要被老鸨用竹板打鞭子猛抽，这些老鸨十分狠毒，折磨妓女的方法简直层出不穷，如将老猫放在妓女的裤裆里，扎紧裤腿裤腰，拼命想逃的老猫就乱咬乱抓，弄的妓女常常下身血流如注，更有甚者，她们还会将头发剪成细渣，撒在妓女的阴道里，使其奇痒难忍，只有拼命地接客，方才得以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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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乐门舞厅是上海著名的综合性娱乐场。1932年，中国商人顾联承投资七十万两白银建成，号“东方第一乐府”，最大的舞池计500余平方米，舞池地板用汽车钢板支托，跳舞时会产生晃动的感觉；大舞池周围有可以随意分割的小舞池，既可供人习舞，也可供人幽会。舞厅有过许多光辉的历史，张学良时常光顾；陈香梅与美国飞虎将军陈纳德在此订婚；徐志摩与陆小曼是其常客；卓别林夫妇访问上海时也慕名到此跳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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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乐门舞厅还培养出了许多娱乐明星，如梁实秋晚年的妻子韩菁菁就是著名的百乐门“一代歌后”与“大众情人”，她11岁那年，就曾在3000多名应考者中以《卖鞋歌》、《夜来香》、《海燕》三首歌脱颖而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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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旧上海这个花花世界，人口稠密，到处都是露天唱曲卖艺的，什么宁波滩簧莲花落，扬州花鼓淮扬腔，常锡文戏的笃班，绍兴乱弹小堂名，以及苏滩、本滩等等，整个儿一个江南民间曲艺大舞台。

　　如下这些小知识是那个年代最需要随口而出的，否则别人会以你不齿，因为你竟然连这些都不知道：杜月笙最爱吃的是德兴馆的生炒圈子、糟钵头，阮玲玉偏爱的是美心酒家的云腿青鱼饺、紫萝金针菇，汪精卫最欣赏的是松鼠鱼、凤尾虾和美人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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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俗话说：一只破箱进上海，满船财宝返故乡。这绝不是几个上海流氓大亨的神话，其中也就包括好些外国人。

　　1874年，一个叫欧斯爱·哈同的英国籍犹太人从印度来到上海租界准备发财，他最初
在一家洋行里看大门，业余做点烟土生意，几年之后他把积攒下来的钱款一次性投资购买了当时还十分荒凉的南京路西段地皮，19世纪90年代，哈同的主要精力就只够用来数钱了，当初以每亩20两银子买来的土地已涨了两万倍。于是，远东第一富翁就这样诞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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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亨一词可能就于同期出现，其最初意思是专称为霸一方的帮会头目或达官巨富的。但它的来历却很有趣，19世纪中叶，英国人约翰·亨生发明了一种名为“亨生”的马车，这种在车后驾驶的双轮小马车进入上海后，被称为“亨斯美马车”。第一个拥有这种马车的华人是《申报》老板史量才，而且是花费了数十万银两从一个德国人手中买来的，于是，当时的上海人就将拥有这种马车的人称为大亨，一直沿用到了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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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就说到了几个著名的大亨。

　　张啸林绰号“三色大享”，浙江慈溪人，1912年随青帮流氓季云卿到上海，先做鸭子卖补药，一步步混成法租界青帮头目之一，开赌城、办妓院、玩女人。其涉猎过的生意有鸦片、纱布、交通、银行等，上海沦陷后组织“新亚和平促进会”，为日军购运军用物资。后接受日伪委任，准备出任伪浙江省长。1940年8月被国民党特务收买其保镖林怀部，遭枪杀而亡。电影也是这样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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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看“流氓大亨”黄金荣，1900年法租界扩张，决定招募华人巡捕。曾当过裱画匠，后又在上海县衙门里做过一阵子捕快的黄金荣随即被录用。黄金荣长得五大三粗，但脑子活络。他用“黑吃黑”网罗线人，用贼喊捉贼的办法提高自己的威信，并因破得几起大案，而升任华探督察长，从此飞扬跋扈、胆大妄为，自称“天字辈”青帮老大，此后，他利用手里的权力，贩卖鸦片、开设赌场、合伙开跑狗场等，不到几年就成为上海滩里的头号大亨。直到他60岁生日后去职督察长，法巡捕房警务处还继续聘请他担任顾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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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月笙是近代上海青帮中最著名的人物，十四岁到上海十六铺鸿元盛水果行当学徒，日夕与流氓、歹徒为伍，后进入黄金荣公馆，得其赏识，负责经营法租界三大赌场之一的“公兴俱乐部”，慢慢发迹，贩卖鸦片、开设赌台，并善于笼络社会上各种人物，如善待下台总统黎元洪，多年来坚持购买预防传染病的药水送到浦东老家免费发放。每逢上海及附近地区发生灾害，他必定出面组织赈济，有时出面调解劳资纠纷，并一改传统流氓打扮，身着长衫，广结名流，大学者章太炎、名士杨度、名律师秦联奎都是他的座上客。他甚至还出钱购买了1600套《鲁迅全集》。但这些都不能掩盖他的罪行，他设计骗杀了上海工人运动领袖汪寿华，第二天凌晨“四·一二”政变发生时，八十万人的总工会一下子陷入了群龙无首的境地，几千名工人惨遭杀害……杜月笙为此得到了蒋介石的褒奖，被封为少将参议；黄金荣看到了自己门下的老辣，就此退隐；杜月笙一下子跃为帮中第一人。后又创办中汇银行，涉足金融业。1937年日本发动上海的“八一三”事变后，杜月笙参加了上海各界抗敌后援会，参与劳军，筹集了大量毛巾、香烟、罐头食品，送到抗敌后援会。他弄到一些军中急需的通讯器材、装甲保险车送给抗日将领。他应八路军驻沪代表潘汉年的要求,将从外国进口的一千副防毒面具，赠送给八路军使用。上海沦陷后，杜月笙拒绝日本人的拉拢……

　　总之，这是一个极其复杂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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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又是专门叫人怜惜的——因为几个著名的女性。

　　胡蝶，原名胡宝娟，广东鹤山人,1908年生。从1924年至1965年，相继拍摄过《战功》、《秋扇怨》、《梁祝痛史》、《珍珠塔》、《火烧红莲寺》、《歌女红牡丹》、《自由之花》、《落霞孤骛》、《啼笑因缘》、《女权》、《胭脂泪》、《锦绣天堂》、《街童》、《两代女性》、《后门》等影片，1933年英商中国肥皂公司发起的力士香皂电影明星选举及1934中国福新烟草公司发起的中国电影皇后竞选中，她连得两元，被人们称为“老牌影后”。 1960年，《后门》一片获日本第七届亚洲影展最佳影片奖，1965年，胡蝶正式告别影坛，到台湾居住。后随儿子到加拿大定居，1986年出版回忆录，同年获台湾金马奖，1989年3月23日在散步时跌倒引发中风，随后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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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阮玲玉，1910年生于上海，祖籍广东中山县，少女时代历经贫困与屈辱。自16岁伊始，共出演《挂名夫妻》、《自杀合同》、《故都春梦》、《野草闲花》、《人生》等29部电影，塑造了从农村少女、丫头、女工、女学生、小手工艺者、女作家到交际花、歌女、舞女、妓女、尼姑和乞丐等角色——这些角色都有一个悲惨的结局，这些结局似乎也影响到了阮玲玉本人，她从一开始就婚姻不幸，张达民把她当作摇钱树，唐季珊把她当作专利品，社会上各种流言蜚语、黄色报刊的攻击，终于逼使善良而懦弱的阮玲玉不堪忍受而服毒自杀，年仅25岁。

　　阮玲玉曾有一只小藤箱，里面装满了青年男子对她吹捧与求爱的信，她既不加以嘲笑，更不忍心撕毁，加把锁，一直随身带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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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个悲剧主角是周璇，她生前拍摄了四十多部影片，录制了两百余首歌曲，从懂事起她就在寻找自己的母亲，以证实自己的出身，至1945年拍摄《凤凰于飞》，几乎是用影片的方式公开寻母，仍旧未果，事态炎凉，周璇整日以泪洗面，悲苦哀泣，终至绝望，于1957年9月22日发疯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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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须要说到张爱玲，原籍河北的她家世显赫，曾祖母是李鸿章的女儿，祖父为清朝大员。童年时在北京、天津度过。1929年迁回上海。中学毕业后到香港读书。1942年香港沦陷，未毕业即回上海，开始文学创作，1950年参加上海第一届文代会。1952年移居香港，1955年旅居美国。1995年9月8日，被发现老死于美国洛杉矶公寓。

　　张爱玲已被公认是上个世纪以来最优秀的作家之一，她一出生似乎就陷入了悲剧，童年时父母离婚，父亲一度扬言要杀死她，逃出来投奔母亲，母亲不久就又去了英国，她本来考上了伦敦大学，却因为太平洋战争只得去读香港大学，要毕业了，又遇香港沦陷，她与胡兰成的婚姻也是一个不幸……好在读者睁眼，自她被从宣传机器的重重重压下透出一点气来，就一直是最受欢迎的几位作家之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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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一个美女陆小曼，一九○三年九月出生于上海。通法文、英语。九岁由父母作主嫁给江苏无锡人王赓。陆小曼对他敬多爱少。徐志摩与王赓是好友，日久生情，徐志摩试图远赴欧洲逃避，但终因陆小曼病重又奔回北京。后，两人终成眷属，却又让徐志摩的严父不待见，被禁锢在老家浙江海宁硖石，自负自尊的陆小曼随即染上肺病。后，过惯了豪华奢侈生活的陆小曼要求到上海生活，徐志摩只得花月租100多大洋租了一层楼，又雇了十四个佣人，养了车，陆小曼每天总是跳舞、打牌、票戏到半夜三更，还因体弱多病而染上毒瘾，挥霍无度，逼得徐志摩南北奔波赚钱，最终为贪便宜，搭了一架免费的邮物飞机而意外死去。

　　徐志摩一直想改造陆小曼，陆小曼一直躲避，但她终于彻头彻尾的洗尽铅华——谢绝一切交游，素服终生地整理徐志摩的文集，以此来表达她迟来的爱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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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乐正提到过商务印书馆曾雇佣的一位叫黄警顽的专事应酬的人。“只要他见过一面，虽隔了若干年，偶又相逢，不必再请教尊姓大名，即随口而出，称呼什么兄，什么先生，连对方的工作职位、居住地点都一清二楚。”十里洋场就这么锻炼人，当然，这主要是得益于上海人能有这样的精明“慧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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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吴开(足旁)人《近十年之怪现状》写到一个陈雨堂，长时间困顿，好几次想去跟一个熟识的伊紫借点钱，都没有成功，因为他是穷人，可后来，陈烧着高香要去山东做官了，伊就主动地把钱送上来了，因为，不久以后，这当初的穷朋友说不定就有用得着的地方，至少，也算攀了个高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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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第一次到上海。

　　方言从来都是一个最近的入口。上海话的争论一直很火热，有人说上海人就是拿这个来跟全国人民划清界限的，据我看这说得有点过了，上海人在一起只讲上海话，跟任何方言区的人见了老乡讲方言是一样的习惯，方便亲切，不值得夸大。当然，上海话确实难懂、难学，客观上也清晰地把外地人和上海人分开了，成就了部分事实上的 “排外”功能。在这之前，我学会了很多种方言，但上海话对我真是个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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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可以从另一个方面来反证，文化基础好的地方总是不那么担心方言的“土”，不怕嘲笑，上海人可能有这点基于对文化的信任以及保守，再则，上海人又不是不说普通话，不但要说，而且还要说英语，甚至日语，这也是一种胸怀与文明积淀，它不是某些人理解的急着用语言同别的地方拉开距离与层次，而只是客观上跟世界更同步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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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人除了说人是外地人，不像个上海人(这里是把上海人当品牌的)，还会骂人是穷人，这有可能是你真穷，可能是你抠门。所以，他们骂乞丐理直气壮，乞丐均愧色而退。在这一点上，穷人和乞丐的分别是很小的，所以，他们要看不起你时，你的地位一下就没了，可是，你要有一天请他一顿天价的晚餐，他立刻就对你恭敬起来。

　　这算是一些复合现象，可能是夹生的市民化、洋化、奴化的综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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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人的“排外”还有一大罪证是把一切外地人都称作乡下人。这也要客观分析，有那么一点这种心理不要紧，因为这东西是维护一种地域文化心理的稀缺资源。从历史来说，乡下人遭上海人看不起，在很长的时间内是上海在殖民地时期的跟国际风潮同步，几十年繁华旧梦，张爱玲的旧式女人，殖民地建筑，本土的黑社会与娱乐场，形形色色的洋玩意儿，让上海人开了眼，得了洋风气之先，自然就比外地人多了见识。最方便地把这种反差表述出来，“乡下人”称呼当然是一个最优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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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要是今天还以为上海人有着这种粗陋而不合适宜的意识，那就太看不起上海人了，人家那是什么地方啊？欧风美雨的可比一般地方沐浴得多了去了。而市场经济跟世界同步的结果是现代意义上的自由与平等等观念，不是我们再小家子气地以为他们还处在那个旧上海。

　　现在的等级意识主要是由金钱造就的，所以，在上海发了财的外地人非但不会有身份上的低人一等，反而有可能要把穷土著看作乡下人了。这时，还在统一着口径说上海人把外地人称为乡下人，就有点不负责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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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上海，一般地称“阿姨”是特指的保姆。这跟其他地方尤其是北方不一样，在北方，人们注重亲情，所以，保姆跟当地的人结婚，或是在一个教授家一边保姆一边就考上了大学，这样的新闻不是一起两起，而安徽保姆还几乎成了一个品牌。只有上海不会发生这样的奇迹，保姆，就只是保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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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上海人的眼里，保姆只是一种极为低级的职业，上海一个现今相当有名的女大胆作家，第一次见面就给我喂大麻，我只想跟她聊聊她第一次到上海做保姆的事情，结果她大为生气，大麻也不给我吸，还拂袖而去了，我十分奇怪，这有什么好丢人的呢？常人感觉丢人，你一个作家怎么也这种感受？而且我问这话也有我的道理，毕竟我可是什么苦活累活都干过，甚至被几个女演员撵得团团乱躲，这些我都还从没叫过一声苦，有啥？交流一下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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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女人见人有一个习惯，那就是盯着对方的衣服看，把这当作阅读一个人秘密的所有材料，这对于像我这种故意打扮得很邋遢的人就机会不公平了，当然，我是特例，只要开口说两句话，情况可能就会发生变化，喜欢我的第一个上海姑娘就是这样上勾的，我过后还给她说，你对男人幽默的要求还很高的嘛！她说那可不是？你想想，不是个实用的短期情人，我还敢相信你每天都这么好玩？我就说，最好的幽默我只留着来骗美国姑娘。这件事就不多说了，我也是后来才注意到上海姑娘原来真是为了穿着而不惜倾家荡产的，所以，不是有人说嘛？上海女人所有打头都在身上，家里要着火让它烧吧！不过烧之前她们肯定会给财产保个高额点的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