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對上海女人最早的印象，是電影《護士日記》裡王丹鳳演的那個護士。畢業前響應黨的號召到艱苦的地方去，在黑龍江某重機廠工地實習。那種荒涼的工地哪見過這麼漂亮的女人。工地書記，一個帶個小女孩的當地人，整天用革命道理感化她，讓她給自己帶孩子，並通過孩子表達自己想娶她。護士終於被他“革命化”，畢業後又要求分配回來。那會兒我還是個小孩，不懂什麼是愛情，就覺得王丹鳳那麼漂亮享福的上海女孩，跑到荒郊野外和野蠻人生活在一起怎麼習慣啊。

六十年代初又有部電影《上海姑娘》，說的是三個上海女大學生分配到西北，把那裡的男人攪的神魂顛倒。文革批判劉少奇的一條罪狀是，他說：《上海姑娘》這名字就值兩毛（電影票價）。看來外地男人不是不喜歡上海女人，是得不到而生嫉妒，故意貶低。我不是說上海女人就高尚，小市民，鄉勿寧（鄉下人）意識哪裡都有，不光是上海。上海確實有女人見錢眼開，那麼請告訴我那裡的女人見錢眼不開。（應該說那裡都有開的，有不開的）最近看了一個貼子評論陝西女人：“西安女子嘴巴好，說得多來做的少。寶雞女子眼神好，沒得錢來你別找。楊凌女子力氣好，追得老公滿街跑”。而這些全是“鳳凰男”們給上海女人貼的標籤。

上海女人和男人同樣精明，而且手巧。文革時全國都時髦大肥軍褲，穿出來跟兩條面口袋一樣迎風飛舞。而上海女人就能照自己身材裁減出合體的服裝。1974年，上海就出現了什麼立領，方領，一字領，小翻領，卡腰身襯衫，兩用衫，最後風靡全國。那時候買來的衣服都一個樣式，上海女人大都會修改成適合自己的風格樣式，或者乾脆自己做。以最少的開銷，做出最時興的打扮，這就是上海女人的精明。

談到結婚要財禮，那可絕對不是上海女人的專利，農村要狠的多。我在山東臨沂四清時，那裡嫁女收財禮是按體重論斤收取，每斤價格按長相，身材，由雙方商定（不要以為胖了就多賣錢）。我見過最貴的每斤10元，財禮就一千多元。要知道，那時候一個工分才3分錢，每斤差不多一個月的收入。七十年代以前，離婚率極低，結婚基本是一輩子的事，所以叫“終身大事”。結婚時候要錢物，只要和生活有關都不為過。六十年代是三轉一響（自行車，縫紉機，手錶，收音機），七十年代隨生活水平水漲船高，成了：自行車帶冒煙兒，縫紉機帶鎖邊兒，收音機帶畫片兒，手錶要帶星期天兒，外帶咔嚓（照相機）。八十年代更進一步：摩托帶盤兒（汽車），電視帶色兒（讀 shai,三聲），手錶不上弦兒（自動），縫紉機不用踩（電動）。

我曾經有過一個女同事，上海人，比我高5屆，她說文革前上海大學女生找男朋友的條件相當浪漫，追求感覺完美：“大學生的水平，運動員的體格。演員的風度，護士的心腸”。可以說，這是我聽到的唯一不涉及物質條件的女人擇偶標準。多少年來，無論穿戴打扮還是生活習慣，上海女人絕對是領導中國時尚新潮流的。上海每有新事物出來，外地首先是“看不慣”，但很快就會轉變為跟風而進。當年的上海的奇裝異服和“資產階級”髮型，從受到各地官方抵制到全國流行，就是最好的證明。所以，只要上海女人繼續領導時尚新潮流，外地對她們的負面評價就永遠不會絕跡。

記得六，七十年代上海結婚女方陪嫁的標配是八床被子，一隻紅漆木馬桶。如果住在小閣樓里，八床被子就能把房間塞滿，睡覺都沒地方。如今早過時了。可直到現在，這八床被的陪嫁在北京郊區還很盛行，而當年外地人都嘲笑這八床被說，生六個孩子都夠用了。現在上海人改變了傳統，他們卻繼承了過來。

那些到了上海的“硬盤”男人都以追到上海女人為榮，覺得自己臉上有光（就像當年農村小伙娶女知青），可又嫌成本太高而心疼。從絕對數值來看，上海結婚成本高沒錯，那是因為收入和生活水平本來就居全國之首。上海女孩在這樣的環境裡長大，習以為常，不覺得有多過分。可是對“鳳凰男”“硬盤”來說，這種生活簡直就奢侈的如天方夜談。由於拿不出這麼多錢，或者拿出來後心疼，就不停地在網上發文，譴責上海女人只認錢。拜金的上海女人肯定不少，但全國哪裡都一樣，沒什麼地域差別，再拿上海女人說事只會更顯自己猥瑣。

其實，從我的親身感受看來，上海女人對物質條件的要求並非是因為愛錢，更主要是一種排斥她們看不上男人的理由。上海有良好家教的女孩，更看重男人的才華，學問，家教，人品，氣質。那些“鳳凰男”從小受的教育是“吃得苦中苦，方為人上人”，對這些人文修養根本就沒有概念，他們能拿得出炫耀的資本除了本專業知識就是暴發成土豪。對於有錢人的追求，上海女孩又有另一個理由拒絕。我看過一個真實的故事，一個安徽鄉下人奮鬥成上海大公司老總，招了一個漂亮女秘書，想培養成老婆，但是女孩就是不答應。有一天女孩給他結婚請柬，他一看，新郎是他的司機。就問她為什麼，女孩回答，因為他是上海人。

在上海的女人，不等於就是上海女人。十多年前風靡一時的《上海寶貝》作者衛慧，就是個浙江小縣城的柴火妞。那些在上海用身體寫作的美女作家，也差不多都是外來妹。紙醉金迷的上海和自己老家的強烈反差，極大地刺激了她們想成為上海人的欲望。所以他們眼裡的上海生活，就是在高級飯店和衡山路酒吧和洋人鬼混。她們就像浙江山溝里的浮萍，隨溪流漂進黃浦江，流經大上海霓虹燈下外灘，見識了不夜城的燈紅酒綠。儘管她們回眸留戀，但被黃浦江水無情地衝出吳淞口，消逝的無影無蹤。而女作家中地道的上海人程乃珊，陳燕妮寫的小說，從來不用“上海”倆字兒裝門面。她們筆下那些淮海路的高貴典雅氣息和小弄堂石庫門的老上海風情，是外地女作家永遠模仿不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