懷念金波兄弟

  前兩天國內朋友發來過去同事聚會的照片；他告訴我說，過去那夥同事中王金波已經去世。我一下子呆了半晌，心裡難過，本想再問問什麼時候，什麼原因去世的，後又作罷。金波已陰陽兩隔，我實際上僅僅認識他個人，有關他的家庭成員從未見過面。我托朋友打聽金波是否冒昧？算一算我和金波有三十多年沒見面了。其實我和他沒深交，只是在一起就有親切感。在他面前我總是很放鬆。

  我大學剛畢業的時候，由工作單位派到一個臨時機構中搞一項全國普查。這個臨時機構都是中央有關部委臨時抽調來的人組成，大約二、三十人。這個臨時機構有輛專用轎車負責迎來送往，王金波是司機。

  金波和我都是“六九屆”的，也就是“文革”開始時上小學六年級，1969年名義上初中畢業“上山下鄉”。他去的是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也就是軍墾。去生產建設兵團聽起來似乎好點兒，其實還不如我去的“北大荒”的農場生活。農場好歹能吃上白面饅頭；內蒙軍墾成天吃高粱面窩頭，連菜都沒有。後來內蒙古生產建設兵團交由地方管理，那兒的“知青”都自謀出路各自返城（多半搞的是“病退”）。

  金波在軍墾運氣不錯，混到總場汽車隊裡開卡車（或許“出身”不錯），後來還交了個上海女“知青”。他高大健壯，國字臉，就是眼睛顯得小點兒。他知道我也是“六九屆”的“知青”，頓時就親近了幾分。我們馬上相互調笑，周圍沒什麼人就說些個下流笑話，然後哈哈大笑。他說家裡找了人，在國家機關混了個司機差事，調到這個臨時機構當然是開車。“知足吧。”他打着哈哈。

  金波在軍墾交的上海女“知青”後來就結了婚，然後他老婆設法調到了北京。北京和上海之間對調還是相對容易的。當然，“知青”的工作只能是最底層。他妻子到北京後在一家菜市場當售貨員。結婚很快就生了個男孩兒。房子沒有，他又想辦法，在親戚家的院子裡，兩房之間搭起了一個臨時房子。“夏天真太熱了。孩子受不了啊。”金波說到這兒連連搖頭。那時是上個世紀八十年代，私人住房是沒有安裝空調的，夏天也就是用電扇吹。

  男人們在一起會聊女人。他跟我說“其實我現在對我老婆都不怎麼來勁了。這小家就夠我們倆頭疼的了。兩個人帶個孩子，沒有一刻能閒下來。好不容易忙活完了就趕緊睡覺吧。”“那要是給你的大姑娘呢？”我下流地問。他斜楞着我，“別拿我開心好不好？”

  我結婚很晚，三十出頭才找到對象。等我有女兒時都三十多歲了。我妻子生孩子時是半夜，折騰得我夠嗆。金波知道後嘆口氣，“要是我當時知道，立即就把車開過來接你老婆去醫院。”（那時普通家庭中是沒有電話的）。妻子出院，金波立即拉着我去把她們接回家。他看着我女兒的小臉說“這孩子頭髮真好，小臉眉眼多順溜呀”。日後，他總問長問短，說“你家裡有什麼事要我幫忙，儘管說。能給咱哥們兒幫上忙也是件樂事兒。”

  我們這個臨時機構經常搞會。這少不得趁機遊山玩水。可王金波是專職司機，沒機會出差。我讓他跟頭兒訴苦，告訴說迎來送往的事兒太多，讓再找個司機來。這樣興許他就有出差的機會。他聽了搖頭道：“別找事兒。現在這不是也挺好嘛。”金波兄弟是個大老實人。

  臨時機構搞了兩年多普查，結束後就散夥了。我後來一直再也沒見到王金波。似乎也把他忘記了。現在聽說他已經過世，過去我們在一起的那些個瑣碎小事又想了起來。他在我的腦海里仍栩栩如生。金波兄弟，我想你。我們“知青”這撥人越來越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