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学校开始复课闹革命了，我又回小学上课了。北京第一实验小学位于北京南
城和平门外，是一个历史悠久的老学校。如果你看过“城南旧事”的电影的话，电
影中小英子上的那个小学就是我们学校的校舍。一进门，是一个高高的石头台阶，
分两侧上，中间是个花坛。上了台阶，进院子。整个学校是个三套院，北院是老式
平房，是一、二年纪的教室，中院是老师办公室，南院是高年纪教室。

北京第一实验小学的老师是全市第一流的。我的第一个老师姓于，是个60岁左右的
老太太。教了一辈子书，声音沙哑，听说是北京市特级教师。可惜，等我们复课回
学校时，她已经因喉癌去世了。

我的第二个老师叫王芸，年纪20多岁，人长得很漂亮，还写得一手好字，口才特好，
是个共青团员。她为人正派，对我们的影响很大，她教我们语文，除了教我们认字
外，她还教了我们很多做人的道理。当然，她也很激进。有一次，在课堂上，她告
诉我们她要听党的话，和她的剥削阶级的家庭划清界线，积极要求进步，今天她是
共青团员，将来还要成为一个共产党员。她激动地流下热泪，我们也被她的革命热
情感动地热泪盈眶。

课是复了，革命还要继续搞。每天早晨，上课前，我们“早请示”，念一段毛的最
新指示；课间我们跳“忠字舞”；下课要“晚汇报”。现在看来是何等的荒谬可笑，
可当时我们做得是那样虔诚认真，诚惶诚恐，一丝不苟。我们吃用树叶做的“忆苦
饭”，开批判大会。实在找不到批判对象，于是我们的珠算老师成了“历史反革命”，
算术老师成了“漏网右派”，我们成了红小兵。

我记得，一次批判大会上，“历史反革命”和“漏网右派”都挂着大牌子，弯着腰，
满头大汗地站在台上接受批判。“历史反革命”由于年龄太大，有些站不住，我们
厉声喝令他站好。他看了我一眼，那眼神充满了迷茫和困惑，他可能永远也想不通，
像我这样听话温顺的小女孩何以变得如此粗鲁无礼。

当年，我还有一个同学叫刘思南，她本是我在小学最要好的朋友，我们俩整天形影
不离，情同姐妹。她母亲是北京师范大学第一附属中学的副校长，文化大革命中受
到严重冲击，被剃了阴阳头，挨打批斗，刘深为母亲抱不平。恰好那时，刘的哥哥
又意外触电死亡，她幼小的心灵受到这些变故的打击，因此，对我讲了些对文化大
革命不满的话。我听了之后，虽然没有向老师报告，但却暗下决定，要和她决裂。

于是我突然不理她了。她开始非常惊讶不解，三天后，她沉默了，不再找我玩了。
总是一个人默默地坐在教室的一个角落里，眼神是那样冷漠而悲伤。是啊，如果像
我这样的好朋友都背叛了她，她还能相信谁呢？人之初，性本善，我的善良的本性
迷失在“革命”的浪潮之中。

看见她瘦弱单薄而孤独的小小身影，我心里也十分难过，在那个艰难的时候，她是
多么需要我的友谊呀。我们的友谊一夕之间就被我破坏了，就像一个珍贵的宝物被
我亲手狠狠摔碎了。我一直问自己，这样做对不对？可是我还告诉我自己，我不能
“小资产阶级温情”，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这是革命的需要，我这样做是对的。不
久她转学走了，我再也没有见过她。文革结束后，我一直想找到她，亲口对她讲
“对不起。都是我的错，请你原谅我。”

和当年红卫兵“破四旧”，武斗抄家、家人反目相比，这两件小事根本就算不上什么
事儿，可是我一直非常内疚。几十年过去了，疯狂的年代已经久远，许多事情都变
得模糊不清了，唯独这两件小事一直鲜活地存在我的记忆中，不肯离去。

我终于鼓起勇气，在这弗界无边的网上，公告天下，向被我伤害过的老师和朋友说
一声“对不起”。心灵上的伤害比身体上的伤害更令人伤心难过。

多年后的今天，我真诚地向他们说“对不起”，虽然我已经不记得老师的名字了，
虽然刘思南也许根本听不到我的道歉，但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内心的忏悔，重要
的是这样事不要再发生。人应该有人性。

疯狂的社会使好人也变得邪恶；理性的社会使坏人也变得善良。扪心自问，深刻反
省，我们以“革命”的名义干了多少蠢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