压迫之下，虽然有人会悟出更多的道理，大多数人却只能求生存，顺应环境而不是反抗环境。由于他们所处的环境恶劣，因此就必须加倍努力。这种努力占用了他们所有的精力和时间，以至于全身心陷了进去，反而比其他人更容易成为“真正的布尔什维克”。相反，许多根红苗正的人，往往容易去质疑所谓的伟大光荣正确，因为他们更知道那些是什么。

中学时我在七班（由原二排转成）。八班有位女生，父亲是个右派。该女为了入团，每日在书包里塞满了整块的砖头，走路上学。被人上报经组织上宣传下来后，许多男生都利用过各种手段试探她是不是真的，结果果然是，持之以恒，从不间断，最后终于作为可以被教育好的子女入了团。

本班有位女同学，海外关系一箩筐。她父亲因历史问题刚从“牛棚”出来，上了趟街不知为何就进了他以前从未进过的布店，看着看着，一只手就伸进了正在那里买布的一位女性的裙子后面，被当场抓获，立马又回了“牛棚”，只是头衔换了一下。这些事给她入团增添了很大障碍，虽然班主任对她特别青睐，却无法帮上忙。那同学她自己审时度势，开始频频书写思想汇报，在其中将自己的祖宗八辈反复骂得狗血喷头，因而反复受到组织的表扬，后来终于混进革命队伍。

不知为什么，该同学比较愿意介绍我入团，只是每次发展新鲜血液完毕，我总是被告知自己“爱上课说话，不遵守纪律”这些是我打小学就听得耳朵结出茧来了的小生常谈（我不仍然在小学担任过大队委吗？），因此我心知肚明，但就是不上钩，直到有一天，她和另一位潜在的介绍人把我叫到平台上，明确告诉我组织上需要我写篇思想汇报，而且一定要联系家庭出身。

那天晚上可真难坏了我，“我母亲出身在一个地主兼资本家的家庭”，不行，要停下来喘口气。好了，从头再来：“我的成份是职员”，老爹看了说：“解放的时候我填职员，有位认识你爷爷的教授看见，说‘你怎么也得填个伪官吏吧？’，我看还是填伪官吏。”我在心里直骂那个混蛋教授，反正我父亲那方从未正式定过成份，我祖父虽在国民政府央行做过高官，却从未加入过任何政党，为什么我要自讨苦吃填伪官吏呢？于是我坚决不填，声称不然干脆让他们把我枪毙算了。

思想汇报一交上去，眼看就要混进组织了，结果出了一件事。当时整天巴结省上一把手大女儿（比我低两级）的团委副书记到我们班来蹲点，开会时宣传二班里我校“三大左派”带头要求去延安插队的光辉事迹，我就发言说此次下乡根本就没有去陕北的，她们（全是女的）明明知道，为何要唱高调？结果，我还是当我的红外围。

最令人惊奇的就是后来发现这帮小孩人竟都可以那样心口不一。那位女介绍人其实与家中的关系非常好，至今仍以自家人做为一切行动的标杆。这种对家庭的忠诚，不仅表现在父母兄弟姐妹，还反映在对几十年没有见过面的七大姑八大姨的忠诚方面。

本班还有一女生，参加劳动打扫厕所时跳进齐小腿深的粪池里，男生都敬谢不能。那些年似乎对能跳进粪池的人刮目相看。我在小学当了大队委后，某天在上学的路上，我那连队也入不了的哥哥对我说：“你应该把大队委让给我们班康。”

“为什么？”

“那天打扫卫生时他跳进了粪坑里。”

因此上本班那位女生颇受好评。没想到一个暑假归来不久，团支部突然招开批判会，把我这等红外围也叫了去接受教育，被批判的对象正是那位女生。原来暑假她回了上海，回来后曾私语一好友：“我就是在上海当个掏粪工，也不愿。。。。。。”

这两个女人至今还不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