侃制度的有效性

  這題目太大，侃起來會沒邊沒沿兒，咱也真沒這本事。可我又覺得題目太長惹人煩。所以列了題目後再作限定。我這裡主要想說的是，一種行之有效的制度必須是制度下生活的大多數人認同。這是制度有效性的條件之一。怎麼抽不冷子要侃點兒這個？八成沒什麼人愛看。嗯，有沒有讀者我確實在乎，不然我到這兒貼這個帖子幹什麼？誰讓咱想到要對這個題目侃點什麼呢。我是看了陽和平教授的一些資料心中感慨（他的有關資料的摘編附在後面）。

  陽和平是陽早和韓春的長子（有關韓丁、寒春和陽早的介紹在網上很容易查到）。這兩個懷有理想且激進的美國人於國共兩黨在抗戰勝利後的奪權決戰中來到中國，相識，結婚，為了他們的理想義無反顧地在中國大陸生活了一輩子。有關他倆的事跡我早就知道。我佩服他倆，雖然對他們的理念並不那麼認同。不管怎麼說，他倆一生都有個追求並全身心地投入，陽和平也是“一根筋”的主兒，一心一意地嚮往着那所謂的“共產主義”，還欣賞毛澤東的“烏托邦”思想（我這嘴，有點損），而我則一直是個“旁觀者”；不管怎麼說，心存遺憾，我這大半輩子都是在不斷地批判自己，而陽和平怎麼就能“一條道走到黑”？他直到現在也可以說是“頑固地堅持自己年輕時建立的理念”。對此我只能無語，並向他致敬。

  可是，陽和平所相信的那套“毛澤東時代”的東西，現在還有誰稱許呢？至少在網上的人們都嗤之以鼻。不過據信，在中國國內收入低的民眾中，毛澤東當年搞得很多東西還是有市場的。然而當前中國大陸的社會步伐已無法走回頭路。說具體點就是私有制商品經濟大發展，但政治體制改革停滯不前。在中共十一大三中全會之後的1980年代，中國大陸經濟開始起步，上個世紀90年代開始發展，一致持續到現在。中國大陸已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當前，中國國內政治體制改革的聲音似乎小了，其實我認為是社會上沒有了可以發表各種政治見解的正常渠道；實際上越是受教育水平高的人，對政改的態度就越積極。從另一方面講，中國大陸底層民眾有重歸“毛澤東時代”的呼聲；陽和平這個“老美”所表述的政治觀點很多與之吻合。他們總說那時人們精神面貌好，大家相對平等。呵呵，那是“不患寡而患不均”的年代。看我這口吻就明白我對那種社會的不以為然。就算毛澤東能非常長壽，繼續獨掌大權很多年，他那個“精神共產主義”的夢終歸要破滅，因為激情是長久不了的；人性是不可改造的。

  中國大陸現行政治制度下，經濟發展帶來的腐敗現象讓底層民眾有怨氣。他們覺得“毛澤東時代”他們的地位比現在高，那時看起來大家還相對平等；現在則是貧富差別懸殊，越窮社會地位越低下；而受教育水平高的人們對社會種種腐敗現象的不滿更涉及社會制度本身，他們的政治觀點被中共說成是“崇洋媚外”。如此說來，當前中國政治制度岌岌可危？我個人認為就現在中國各階層的政治態度講，中共政權沒到“失道寡助”的局面，國內相當多的人還是希望國家穩定的；所以中共歷屆決策者的“維穩”（其實是維護中共專制統治的穩定）絕對有市場。如此，這個被說起來腐敗得一塌糊塗的政權便不斷地延續下去。我前邊說了“一種行之有效的制度必須是制度下生活的大多數人認同”。我不知道現在中國大陸到底有多大比例的各階層民眾反對這個政權，但我知道希望國家穩定的人非常之多。說起來這也應該算是對中共政權的認同吧，儘管其中很多人對中共政權在政治上的各種提法的反應是消極的。其實你要是從中國兩千年各個大王朝的歷史看，中國老百姓總是在忍耐中當着順民。這種逆來順受實際上就是對專制統治的認同。

  如果陽和平教授看了我對中國傳統社會的看法，以及對“毛澤東時代”的評價，我怕他會怒起來；因為他不是這樣理解毛的“烏托邦”思想的。我揣測，他認為人性可以改造。這是我和他在對人的看法上的差異。我認為人實際上是很可惡的，人性完全不能改造。正是因為如此，我才會認為西方國家的資本主義民主自由的社會制度，是相對適合人類本性的社會制度。這個民主制度的關鍵就是對權力的限制。不幸的是，中國大陸的民眾傳統思想依然是主流，也就是他們不自覺地認為自己可以沒有西方人看起來應用的社會權利，他們習慣於被動地服從權威。

  現在中國國內也有不同政見者在呼籲在中國大陸實施西方式的民主自由的制度；可是並沒有越來越多的中國民眾去追隨他們。要知道，中國的文明史是專制王朝的歷史，傳統文化也是在專制制度下形成的。如果你想改變之，這是非常艱難和漫長的道路。當然，一旦中國大陸的人們擺脫了傳統文化的桎梏，越來越明確地接受西方提倡的民主自由，限制權力的制度會有可能在中國大陸產生。不想再多說什麼了……

附錄：陽和平：也談人性、惡和“文革”（摘編）

  楊和平陽早(Sid Engst)與寒春(Joan Hinton)的長子，1952年出生在北京，長在西安國營草灘農場，對中國有着深厚的感情。一下是他的的自述摘錄。

  我是“生在新中國，長在紅旗下”的“外國人”。我從事養牛業的父親陽早(Sid Engst) 和從事過美國原子彈研製的母親寒春 (Joan Hinton) 先後於46年和48年到達中國，而後49年於延安結的婚。我的名字陽和平是宋慶齡在52年北京召開的世界和平理事會上給即將出生的我起的。

  我母親對她所熱愛的核物理研究變成了美國毀滅日本廣島人民的工具極其憤恨。她毅然離開美國奔往延安，另找人生的意義。我是在西安的一家國營農場長大的。我父親負責農場的奶牛養殖，我母親應用它的物理學知識改良農具，設計牛場。環境雖然比他們在美國時艱苦的多，但他們（覺得）的創業生活有意義。我爸爸常說他們是為活而食，不是為食而活。

  我這個“文革”的“過來人”，經過多年的反思，不太同意貴報記者採訪中使用缺乏客觀標準的諸如“惡”、“人性”、和“公正”等等的概念和觀點來指責“文革”和毛澤東，希望藉此機會使貴報的讀者看到一些與主流思潮不同的觀點和看法。

  我在中美兩國先後當了近二十年的工人，擺脫不了以工農百姓的角度來觀世的立場。在中國當工人的五年裡，認識的工人中間痛恨“文革”的不多，而認為只有像“文革”那樣的群眾運動才能對付官僚腐敗的卻不少。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是“文革”的特點。這是民主，還是惡？

  什麼是“惡”？中國傳統文化只許“上”犯“下”的惡，把“上”欺騙、壓榨、掠奪“下”的惡認為是天經地義的。中國歷史上也有數不清的“下”犯“上”的農民暴動，但是只有“文革”是中國有史以來第一次基本上是以非暴力的形式進行的大規模的“下”犯“上”的(也實質上是民主的)搏鬥。工農群眾在這場搏鬥中目前暫時失敗了。

  1974年我到美國後當工人的近十五年裡，體會了西方資本主義下的民主與中國毛澤東時代民主的根本區別。在毛澤東時代，我們工廠里的工人是主人。在美國老闆是主人。

  現在談談人性。離開階級的利害衝突和它所反映的思想意識形態上的鬥爭去抽象地談人性是否不現實？人性沒有階級性嗎？美國自稱是講人性的，可對伊拉克人它講的是什麼人性？人性是要講的，但也要愛憎分明。我在中美兩國所感觸到的工農百姓之間的相互體諒、幫助、寬容比文人們的幻想要實在得多。用“無人性”來指責誹謗工農百姓對當政者濫用職權的憎恨和反抗公道嗎？中國在資本主義道路上走的越徹底，工農反抗中國官僚買辦資本的鬥爭越激烈，“文革”和毛澤東在中國老百姓中就越有影響力。

  “六四”事件中的坦克摧毀了我們很多人對中國當局的幻想。二三十年來眼看着工農百姓的處境日益惡化，目睹着建立在以血汗工廠為基礎的、掠奪公共財產為私有的、以武力維護少數人榮華富貴的社會現實，又教育了我們很多人。這段歷史證實了毛澤東所發起的“文革”是對的。“文革”的失敗是暫時的。它為將來的工農群眾的解放運動提供了豐富的經驗教訓。

附錄：美國紅二代陽和平的困惑:中國越來越像美國了

  摘要：閔曉紅（楊和平的中國妻子）回憶，寒春去世這一年來，老陽每次看到父母生前的視頻，都會哭得很傷心。有時候他會感慨：中國有些地方，越來越像美國了。他的學生周纖則這樣理解：“陽老師所懷念的，是那時大集體主義的溫暖。”然而，那樣的日子已遠去。

  用他弟弟陽建平的話說，就算有兩隻兔子，“我哥也能分出哪只是貧下中農，哪只是富農”。陽和平卻認為自己的階級對立法放在當下再適合不過了：階級無處不在，當年的中國工人慢慢成了溫水裡的青蛙，失去了當家作主的權利；而官僚特權階層則迅速積累着財富和資源。

  上完一整天的課，坐在小餐館裡灌下一碗酸辣湯後，這個大鼻子老外甩出一口京腔“沒有中國革命，我媽肯定不會嫁給我爸，更不會有我”。

  在中國出生，度過少年時光；到美國求學工作；最終回到北京定居。現在，59歲的陽和平（大約四、五年前）是對外經貿大學的一名講師。和他的中國同齡人一樣，他的一生被時代左右，只是左右的方式更為不同。

  陽和平的母親，Joan Hinton，曾是芝加哥大學核物理研究所的研究生，曾在曼哈頓工程中擔任“原子彈之父”費米的助手。日本廣島的慘狀，促使她放棄了自己的工作。1949年，為追尋《西行漫記》裡描述的革命生活，她來到中國延安。同年，與比自己早三年來到中國的同胞Erwin Engst在瓦窯堡的窯洞裡結婚。Erwin Engst是個地道的美國農民，為了來到中國，把老家的三十多頭奶牛都賣了。當地的同志們給這對外國夫婦起了中國名字：寒春、陽早。之後的歲月里，他們成為中國奶牛品質改良和農機革新方面的專家。六十多年，寒春、陽早一直在“為中國人民養奶牛”。

  最初，他們在陝北的三邊牧場工作了四年。直到現在，陽和平還是懷念那兒的鍋盔：“一張大號的發麵餅，放在鐵鍋里烤得兩面都脆，掰成七八塊，我這輩子最愛吃的就是它了。”

  農場是他的家，離開那兒，一切都變了。周圍的人總在提醒他：你不是中國人。上小學時，陽和平沒少和同學們打架，因為被嘲笑“大鼻子”。每次打了架，老師就會單獨教育他：你怎麼能和中國孩子打架呢！上課開小差也是同樣的待遇：你就不能學習好點麼？

  因為是美國人，他們必須定期去公安局申請“居留證件延期”，他第一次去的時候，工作人員問：“你為何留在中國？”他無奈地聳了聳肩：“我怎麼知道--我生在這兒，不留在這兒我去哪兒！”

  1969年，陽和平被分配到了北京光華木材廠當工人。一開始，他在8車間干壓縮木頭的活兒。1970年代初，8車間要生產一種特殊的軍用玻璃鋼，因為保密需要，陽和平被調到了5車間，連學習和討論都不能參加了。“這不算歧視--美國種族主義對黑人那才叫歧視。”他想了好一陣才說，“是提防，沒把我當自己人。”更讓他傷心的是，走在大街上，一旦遇到反帝遊行，激動的人們就會瞪着眼指着十七八歲的陽和平喊：打倒美帝！那時候，父母這樣開導他：革命總是要有犧牲的。陽和平深吸了一口氣，“我還不夠反帝麼？前些日子我還聲援了在華爾街鬧革命的朋友呢。”

  1974年3月，21歲的陽和平坐上了從香港飛往洛杉磯的航班，然後轉機到費城鄉下找舅舅（韓丁）。“爸媽沒有阻攔我，他倆認為18歲之後，孩子就不用管了，隨我去。”他至今還記得剛下飛機的場景：急匆匆的人流里，自己穿着特地新買的中山裝，很顯眼，但沒人注意他。他留着平頭，很像美國大兵，求助時，人們都不大願意幫助他。“越戰還沒有結束，美國老百姓的反戰情緒特別高。”他解釋道，“不過，再也沒有人偷偷看你，那種感覺太舒服了。”

  在舅舅的農場幫了半年活兒，陽和平決定去城裡求職。花了五百美元中介費，找了一份修理收銀機的工作，兩個月就被辭退了。1975年他當上電工，在修理煉鋼廠吊車電線的時候，他差點掉進高爐。過了十個月又被解僱。他問老闆：“是我幹得不夠好麼？”老闆解釋：“跟你沒關係，我們不需要這麼多人。”

  楊和平說：“當時中國可沒有‘解僱'的說法，我崩潰了，感覺天塌了下來。”

  “過去的中國，工人可以當家做主，管理工廠，可以批評幹部，分工不同，地位相同。美國工廠，我在這打工就是掙錢，一天辛苦勞動掙一天辛苦錢，我不會耍滑頭，也服從管理。”陽和平這樣描述在中美當工人的區別。房租、吃飯都沒法解決，陽和平不得不住在表姐家，靠修理複印機賺錢。

  1976年，陽早回到美國，陽和平索性辭了工作，跟着父親一起作全美巡迴演講。美中友好協會對他們管吃管住，還在各個城市做宣傳，報紙、廣播鋪天蓋地。“每場都有幾千人，我們爺倆各自講述在中國的經歷，美國觀眾特別感興趣。”說起這事，他突然來了精神，“好傢夥，白天黑夜地去講啊！我的口才就是那時候練出來的。”

  1977年，陽和平回到中國，常常對同事們講述美國的經歷。可他有些失望：人們感興趣的是美國的物質生活，卻看不透“資本主義的本質”。1978年，中國開始改革開放，陽和平陷入了迷茫，常常會和父母爭論。他又一次去了美國，打算看看“西方是怎麼研究社會主義的”。

  1980年，他已經28歲了，在美國一邊打工一邊讀書。他本科的論文研究“什麼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博士論文研究“資本主義的周期問題”。從1980年到1997年，陽和平花了七年讀完大學，花了九年才讀完博士。

  “大學畢業我沒懂，研究生時候更迷糊了，後來看了斯蒂格利茨的《社會主義走向何處》，終於有點懂了。”他總結自己17年的求學經歷，“把西方主流經濟學弄懂了，再看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就特別明白。”他對如今中國大學生的考研熱潮搖頭不已：大部分是為了找個好工作，不是為了“追求真理”。

  在美國求學的日子，陽和平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孤獨。他不懂美式玩笑，不習慣人們雖然很禮貌卻“從來不串門”。他很難和大多數人交流自己的政治觀點。只有花幾個月時間，等待一份從中國寄過來的《人民日報》，透過那些鉛字，他才能找到些許的歸屬感。

  陽和平在60歲的時候又回到中國生活了，但他也常常不自覺地按照美國標準行事，他的中國愛人閔曉紅最怕和他一起過馬路--一看見紅燈右轉的車輛和行人搶道，陽和平肯定會攔上去和司機理論，有一次還差點跟人打起來。陽和平的理由是，美國的汽車在紅燈右轉時，必須等人行道上沒人才能過。

  美國的朋友告訴他，美國警察和占領華爾街的群眾起了衝突，打傷了一位抗議的退伍軍人。“好傢夥，整個加州都憤怒了，幾千人占領了碼頭高喊：這是我們的國家，憲法給我們權利！你們有什麼權力（這麼做）！”他揮舞着胳膊，仿佛身臨其境，“美國政府是霸權主義，卻宣傳自己是正義的。一旦謊言被揭穿，你看美國群眾的反抗有多厲害！中國人民應該學習美國人民的主人翁意識。”

  閔曉紅回憶，寒春去世這一年來，老陽每次看到父母生前的視頻，都會哭得很傷心。有時候他會感慨：中國有些地方，越來越像美國了。他的學生周纖則這樣理解：“陽老師所懷念的，是那時大集體主義的溫暖。”

    陽和平還抱怨公交路線設計不合理：“不能直達地鐵站，多麼荒謬。要是在美國，公眾會起訴政府部門公共服務設施的失當！”愛人閔曉紅調侃道：“你的意思，資本主義比社會主義好了？”他急了，爭辯：“不是那麼回事，這和主義沒有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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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寒春（Joan Hinton，瓊·辛頓，1921年10月20日－2010年6月8日）1948年3月來到中國。她是芝加哥大學核子物理研究所研究生，曾參與曼哈頓計劃（原子彈的製造工程）。在洛斯阿拉莫斯國家實驗室做過費米的助手。1949年，寒春和也是來自美國的陽早（Erwin Engst，在美國就是養牛的）在延安瓦窯堡的一個窯洞裡結婚。1949年後生活在中國。他們從事奶牛養殖工作。她是北京地區第一個獲得中國“綠卡”的外國人。談及為何仍保留美國國籍時，寒春表示只是出於旅行方便的考慮。她的兒女中，長子陽和平 (Fred Engst) 在中國北京的對外經貿大學國際經濟貿易學院；次子陽建平 (Bill Engst) 在美國新澤西州的 Marlboro；女兒陽及平 (Karen Engst) 在法國 Pau。

  在1996年接受CNN採訪時，回憶在華近50年的生涯，寒春表示：“我們從沒想過要在中國住那麼久，只是當時的中國太吸引人了以至於不想離開。”而談及上世紀70年代末開始的中國改革開放，她和丈夫陽早表示他們“目睹了自己社會主義夢想的崩潰”，因為中國愈發的接納了資本主義。她批評中國經濟變革為“對社會主義事業的背叛”。她和她的丈夫陽早、哥哥韓丁均被稱為“中國人民的好朋友”，“國際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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