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青评传（十四）：历史见证—文艺战线颂歌集锦（多图）

对于江青在文艺战线上的巨大贡献，各界给予极高评价；对江青在电影、京剧、芭蕾舞、交响乐等方面的辛勤劳动，广大革命干群发出动情的讴歌。下面选十篇一九六六年电影、京剧、交响乐、芭蕾舞等系统的大字报文章作为历史的见证。由于篇幅所限，只详录一篇，其余九篇仅列出题目。

第一篇：乱云飞渡仍从容——向电影战线的先锋战士江青同志致敬

　　建国十七年来，电影战线被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及其死党周扬、夏衍、陈荒煤之流用卑鄙恶毒的手段专了政，篡了权。他们顽固地推行反革命修正主义黑线，致使电影界群魔乱舞，毒草丛生，成为他们向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司令部相对抗的阵地，作为他们复辟资本主义的舆论工具。

　　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的江青同志，从建国初期就在电影战线上向这条黑线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她坚定不移地捍卫和贯彻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始终站在斗争的最前列，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电影事业无所畏惧的冲锋陷阵，奋不顾身的英勇战斗。江青同志满怀豪情地号召我们：“过去，教育文化战线上一条修正主义资产阶级思想专了无产阶级的政，现在我们要把它夺过来！”

　　在这场由毛主席亲自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无产阶级革命派把电影战线的权夺过来了。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电影战线上升起了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

　　我们敬爱的江青同志，在电影战线上，如同在戏曲战线上一样，作出了卓越的巨大的贡献，为革命、为人民立了新功。江青同志是无产阶级文艺革命的英勇旗手，也是电影战线上英勇奋战的先锋战士。让我们回顾江青同志在电影战线上走过的布满荆棘的道路，从而激励我们更高地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奋勇前进！

一场夺权和反夺权的斗争

　　1949年，当黑暗的祖国即将逝世，黎明的曙光即在眼前的时刻，党中央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毛主席发出“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伟大号召，并在会上指示全党：“必须学会在城市中向帝国主义、国民党、资产阶级做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和文化斗争。”同时又提出一个重要的问题：“在城市斗争中我们依靠谁呢？……有些更糊涂的同志认为是依靠资产阶级。……帮助私营企业的发展，……我们必须批判这些糊涂思想。”不久，毛主席发表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著作《论人民民主专政》。毛主席强调指出：“人民民主专政需要工人阶级的领导。因为只有工人阶级最有远见，大公无私，最富于革命的彻底性。”毛主席的伟大指示是我们建设新中国的指路明灯，毛主席的伟大思想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珍贵法宝。江青同志深刻地领会了毛主席的教导，极其敏锐地看到了我国的电影事业只有掌握在无产阶级手里，只有走社会主义道路，才真正有前途。而当时迫切要解决的是由资产阶级经营的电影企业要不要收归国有的问题，这是让无产阶级专资产阶级的政，还是让资产阶级专无产阶级的政的问题。因此，在四月间，当中央电影局在北京成立的时候，江青同志就及时地提出：为资本家所经营的电影企业应尽早收归国有。

　　可是，就在当时，刘少奇到处散布“阶级调和”的修正主义谬论，公然与党的七届二中全会的决议精神唱反调，明目张胆地公开反对无产阶级的领导，煽动资产阶级“必须要和工人斗争”，极其险恶地大肆叫嚣：“我们的党、政府、公营企业必须主动地去找私人资本家和他们合作”，要“依靠”“自由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的剥削制度，今天还不能废除。”“这样，中国就有救，有前途。”这难道不是煽动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夺权吗？！难道不是在赤裸裸地宣扬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吗？！一句话，刘少奇是反对无产阶级来夺资产阶级的权，反对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的。

　　周扬也跟着其主子狂叫起来：“全国文化事业也不是全部由我们管”，要“鼓励私人资本家对影院的投资”。窃踞上海军管会文艺处处长的周扬同伙夏衍，在到职的第二天，就向上海私营昆仑电影公司老板秘告：“今后有事可找我。”接着，便借口“公私兼顾，发展生产”，利用职权大量地批贷款给上海一些私营电影公司，并到处宣扬所谓“电影创作分工论”，公然提出“上影可专拍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电影”。在夏衍的支持下，私营厂相继炮制了《乌鸦与麻雀》、《二百五小传》、《女大亨》等反动影片。看看这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多么积极地贯彻以刘少奇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无产阶级要夺资产阶级的权，周扬、夏衍之流及其总后台刘少奇，则支持资产阶级在垂死挣扎中利用反动影片作为舆论工具，向无产阶级进行反夺权的阴谋勾当。

　　江青同志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紧紧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坚定不移地一再提出要从资产阶级手里夺取电影事业的领导权。1951年，当江青同志看到周扬、夏衍在上海仍然顽固地与资本家继续炮制《关连长》、《我们夫妇之间》、《姐妹冤家》等毒草影片，紧密配合国内外阶级敌人的疯狂反扑，向年轻的无产阶级政权继续发动进攻，江青同志又挺身而出，向他们严正指出：“私营公司决不能照这样搞下去！电影生产必须置于党的领导之下！”并且指出：“生产影片不比生产茶杯，电影工作者如果不改造思想，片子是搞不好的。”

　　反动学术权威、三十年代“大导演”蔡楚生听了以后，跳出来疯狂叫嚷：“为什么私营的片子只能演一星期?!用这样的办法建立国营片的威信是不公平的，可以互相竞赛嘛！”顿时，一群牛鬼蛇神都向江青同志张牙舞爪大肆反扑。

　　周总理看到这种情况，立即表示坚决支持江青同志提出的必须在电影战线上进行夺权的革命行动，并由政府采取措施，指示有关方面进行私营厂国有化的酝酿与筹备工作。在周总理、青同志坚持斗争下，终于冲破了周扬、夏衍、阳翰笙及蔡楚生之流的阻挠，将长江影业公司和昆仑影业公司等合并为公私合营性质的上海联合电影制片厂，对资本主义电影企业开始实行社会主义改造。

　　我们敬爱的江青同志，在党和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在电影战线上的夺权斗争中，打了第一个胜仗，并戳穿了周扬、夏衍之流及其总后台刘少奇对抗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真面目。

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的严重斗争 

　　文化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并不是随着三座大山被推翻之后，就很快解决了。这场斗争是长期的尖锐的复杂的。在解放初期，反动影片、戏曲、歌曲、书刊被资产阶级用为向年轻的无产阶级政权进攻的武器。刘少奇也公然为反动文化大肆泛滥大开绿灯，胡说：“宣传封建，不怕。几千年了，我们不是胜利了？”“对书报、戏剧、电影的审查尺度要放宽，否则会使很多人失业。”于是，刘少奇的死党胡乔木、周扬一伙秉承其主子的旨意，将香港反动的永华影业公司和反动文人姚克等炮制的大毒草《清宫秘史》拿出来公开放映，一些报刊随之为它大肆吹捧。刘少奇看后更是大为赞赏，津津乐道地对胡乔木说，这是“一部爱国主义的影片”。

　　毛主席一直在密切注视着文化战线上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当看到《清宫秘史》之后，立即严正指出：“《清宫秘史》是一部卖国主义的影片，应该进行批判。” 《清宫秘史》是一部美化帝国主义，美化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污蔑革命的群众运动和人民反帝、反封建的英勇斗争，宣扬民族投降主义和阶级投降主义的影片。江青同志遵循毛主席的教导，用毛泽东思想深刻地分析了《清宫秘史》的反动本质，勇敢地投入了电影战线上这一场激烈的斗争。江青同志在中宣部的一次会议上义正词严地提出：《清宫秘史》很坏应该批判！但是，大阎王陆定一、胡乔木、周扬却疯狂地进行反扑，胡乔木竟厚颜无耻地捧出他的后台老板，大声叫嚷：“少奇同志说的，这是一部爱国主义的影片，不能批判。”妄图拿刘少奇的黑指示把江青同志的正确意见压回去，但这是痴心妄想。

　　毛主席获知之后，立即尖锐地批评了胡乔木。毛主席说：“这个影片明明是卖国主义的，为什么说是爱国主义的？”胡乔木理屈词穷，阳奉阴违地不得不表面上“承认”错误，被迫停映了影片，但是，暗中却指定一个思想反动的历史工作者，写一篇假批判、真包庇的文章。文章写成后，胡乔木还嫌“太激烈”了，干脆就扣压不发，妄图蒙混过关。

　　1954年，毛主席看到这一伙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贼心不死，不仅妄想在《清宫秘史》问题上滑过去，又企图在《红楼梦》问题上打击、压制新生力量向资产阶级开火。于是又再次提出严重警告：“被人称为爱国主义影片而实际是卖国主义影片的《清宫秘史》，在全国放映之后，至今没有被批判……这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刘少奇本来就对毛主席和江青同志通过《清宫秘史》问题进行的一系列斗争怀着刻骨的仇恨。因此，他在一次政协全国委员会学习座谈会上非常恶毒地攻击伟大的毛泽东思想，他狂叫：“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到底是‘是’还是‘非’，要研究一番才知道，没有学习，没有研究，就没有发言权。”如此赤裸裸地进行疯狂反扑，恰恰暴露了这个“刘克思”本身反毛泽东思想的大野心家的真面目。

　　毛主席又向刘少奇及其死党再次敲下警钟：“《清宫秘史》五年来没有批评，如果不批评就是欠了这笔债。《清宫秘史》实际是拥护帝国主义的卖国主义的影片，光绪皇帝不是可以乱拥护 。”

　　毛主席尖锐的批语正中了党内最大的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要害，点出了他们跟帝国主义、封建皇帝是一路货，披着共产党员的外衣干着卖国主义的黑勾当。这一下促使他们乱了阵脚。此后，他们虽然不敢再出头露面地为《清宫秘史》唱颂歌，但却向毛主席、向全国无产阶级欠了这一笔罪债。

　　江青同志在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及其死党面前，敢于展开面对面针锋相对的斗争，任凭风多大，浪多高，坚定地按毛主席的伟大指示办事，显示了江青同志忠于毛泽东思想，敢于向敌人搏战到底的大无畏的革命造反精神。

文艺战线上爆发了第一次大斗争

　　人民公敌蒋介石曾大肆吹捧武训的奴才精神是“坚苦卓绝”，大汉奸卖国贼汪精卫称颂武训“廉顽立儒”，而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也不比他们“落后”，虽然没有公开颂扬武训，但曾对民主人士说：“我到天津的时候曾经讲过，说你这个资本家，现在有几百工人在门外等着，要到工厂做工。问题就是：‘资本家先生，我们请求你剥削一下，我要在你工厂里面做工，剥削一下我就有饭吃，老婆孩子就能活下去。如果不剥削，不让我工作，那就不得了！’”这岂不是在大肆颂扬武训的奴隶主义和奴才精神、要工人阶级向资产阶级乞求剥削、屈膝投降吗？刘少奇这样污蔑工人阶级，比起蒋介石、汪精卫来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异口同声颂扬“武训精神”，正是他们阶级本性的大暴露。

　　周扬、夏衍之流也狂热地吹捧《武训传》“是劳动人民文化翻身的一面旗帜”，夏衍亲笔下手帮助修改《武训传》的剧本，亲自批下贷款，催促这部反动影片早日出笼。他们妄图利用电影这个舆论工具“教育”群众，要无产阶级象武训那样向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屈膝投降。周扬看了影片后，非常满意、非常感慨地说：“我看，很好嘛！我看的时候还流了眼泪……”美帝国主义也看中了这部毒草影片，花了大笔臭美金把影片买走了。可见，《武训传》是什么货色！

　　毛主席发现《武训传》在上海、北京广泛上映放毒之后，便由江青同志通知周扬，指出这是一部宣传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反动影片，必须进行批判。江青同志还没有说到毛主席的意见，就被周扬恶狠狠地顶回来，他恶毒地说：“你这个人，有点改良主义有什么了不起嘛！”

　　周总理见周扬如此顽固地抵制对《武训传》的批判，很快就下通知，一定要批判这部反动影片，以肃清流毒，并教育电影及文艺工作者。

　　由毛主席亲自发动的对《武训传》的批判开始了。这是建国以来文艺战线上第一次大斗争。毛主席亲自写了一篇题为《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的社论发表于《人民日报》，毛主席尖锐地指出：“狂热地宣传封建文化，并为了取得自己所没有的宣传封建文化的地位，就对反动的封建统治者竭尽奴颜婢膝的能事，这种丑恶的行为，难道是我们所应当歌颂的吗？”“资产阶级的反动思想侵入了战斗的共产党，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一些共产党员自称已经学得的马克思主义，究竟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呢？”毛主席一针见血地戳穿了周扬、夏衍之流在其总后台刘少奇支持下炮制《武训传》和抵制批判《武训传》的罪恶勾当，给了他们当头一棒。

　　在全国展开大批判运动的大好形势下，周扬、夏衍之流受到沉重打击，但却不甘心失败，他们支持上海一些报刊宣扬《武训传》问题“你、我、他都有份”，故意制造混乱，为《武训传》辩护。周扬还直接跳出来为自己开脱罪责，他胡说什么《武训传》的出笼是由于思想上的“麻痹”，是由于“事务主义的作风”造成的。

　　江青同志看透了周扬之流阳奉阴违的鬼把戏，为了彻底揭开他们利用《武训传》进行反革命宣传的政治阴谋，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亲自指导了“武训调查团”去山东调查。周扬害怕江青同志撕掉他的假面具，派了他的秘书钟惦裴进行种种阻挠和破坏。但在江青同志的指导下，调查团终于冲破了种种障碍和困难，经过深入、细致、准确的调查，后经毛主席亲自修改，在《人民日报》发表了《武训历史调查记》，为这场大辩论作了最好的总结。《武训历史调查记》以铁的事实，令人信服地说明，“武训是一个以‘兴义学’为手段，被当时反动政府赋予特权而为整个地主阶级和反动政府服务的大流氓、大债主和大地主。”

　　周扬见他们的罪恶勾当被戳穿了，便赶紧以这场伟大斗争的“领导者”自居，掩饰自己的反革命真面目，假惺惺地作了个“总结”。过后，他又趁第二次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开会之机，反转来为《武训传》批判“纠偏”，大肆叫嚣这场大批判运动发生了一些偏向，什么“从教条公式出发”啦，“粗暴”“武断”啦，“使不少作家在精神上感到了压抑和苦恼”啦。实质上，他是向毛主席，向坚决执行毛主席指示而进行尖锐斗争的江青同志实行猖狂反扑，妄图反攻倒算。

　　江青同志看到文艺界在周扬之流的控制下阶级斗争异常尖锐、复杂，一次又一次出现反复，便亲自深入电影界、美术界、音乐界做了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把文艺界存在的严重问题向中央反映。中央决定在文艺界开展整风运动。

　　在旧中宣部一次只限少数文艺单位领导参加的小型整风会上，有人点名批判周扬，周扬生怕自己的反革命真面目大暴露，想方设法，避重就轻。更恶毒的是他对江青同志的尖锐批评怀恨在心，胡说有江青同志在，“工作难做”，妄图把江青同志排挤出去。但这只是周扬白日做梦。文艺界的整风运动深入开展起来，周扬的同伙夏衍、阳翰笙都保不住，一些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蔡楚生、史东山都受到批判。在江青同志坚决斗争之下周扬被迫作文艺思想“检查”，但由于其总后台刘少奇在背后为他撑腰，他就妄想在政治问题上滑过去，准备再来一次大反扑。江青同志就是这样艰难地一次又一次地进行斗争，大大推动了电影战线上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

为在银幕上体现伟大的毛泽东思想而斗争

　　列宁说：“在所有的艺术中，电影对我们来说是最重要的。”在我们建国初期，党为了加强对电影事业的领导，周总理指示：成立电影指导委员会，对剧本、制片、完成片、及发行计划和政策等提出指导意见。周扬害怕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深入贯彻到电影战线上，便玩弄阴谋进行抵制。他们在电影指导委员会里除江青同志外，七拼八凑塞进了陆定一、李立三、蒋南翔、丁玲、邓拓、阳翰笙、田汉等一伙反党分子，以及一批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民主人士”。江青同志虽然被这一伙牛鬼蛇神包围着，但她始终不怕“孤立”，不怕围攻，非常顽强地不屈不挠地为捍卫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进行斗争。

　　1950年9月8日，在电影指导委员会召开的第三次会上，讨论1951年故事片制片计划，胡乔木当即作了长篇报告，公然反对用毛泽东思想来指导电影艺术的创作，提出“应根据人民对艺术作品的整个要求来指导创作”，“我们考虑电影计划的根本出发点，是全国老百姓的需要。”在这里胡乔木不仅大讲“全民文艺”，而且极力反对体现毛主席的军事战略思想，胡说什么“不企图以这些军事政策，战略方面来解决问题而仍然反映了斗争。”江青同志当即和胡乔木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有力地驳斥：“在军事影片方面，现在迫切需要的是属于政治工作方面巩固国防军、建立国防军的电影。有种片子确实故事性不大，这种片子也还是要的。象三大歼灭战这类片子，因为要忠实于历史，故事性会少一些，但是这些斗争的本身就很丰富，因此一样会感动人的。如西北战役拍起来也会有困难，但是还要拍。”“明年在军事题材的影片中，最要紧的是打垮美蒋武装的这一阶段的片子，教育我们的人民和战士，我们已经经历过艰苦斗争与战胜过美蒋强敌，我们不畏惧任何侵略者来挑动战争。”江青同志在会上强调电影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要广泛宣传毛主席的人民战争和“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思想。在9月14日的会上，她又再次提出：“要搞三大战役，希望明年至少先搞出一个来！”“这样一部军事片，说的国民党有优于我们的武器弹药，开始时有多于我们几倍的兵力，有大量美帝的军火物资援助，但是我们在毛主席的领导下，由于我们的将领和干部正确地执行党的政策，由于我们战士们的英勇，我们战胜了蒋介石，也就是战胜了美帝。”“如果本质的写出美帝侵略野心的影片和这样一部军事片配合起来，那么对于打垮美帝侵略的教育意义一定更大的。”

　　在江青同志坚持斗争下，在1951年9月6日电影指导委员会的会上，通过了表现毛主席伟大军事战略思想的《南征北战》电影文学剧本，并决定：“应组织创作干部对剧本创作经验进行学习。”这两个决定，意味着江青同志所执行的革命路线取得了胜利，胡乔木、周扬之流推行的资产阶级修正主义路线遭遇到沉重打击。事实上，就在电影创作处在最困难的时刻，是江青同志坚持毛主席文艺方向，不辞劳苦，亲自抓了和时时关心着影片《南争北战》的创作和拍摄，并获得巨大成功。影片一出来，便受到了广大工农兵的强烈反响和热烈欢迎。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却慌了手脚。周扬在1953年3月电影局召开的创作干部会议上大叫要“以现实主义的标尺来衡量电影剧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要提倡“暴露黑暗”、“大胆写困难与矛盾”、“揭露社会矛盾”，大肆反对所谓“公式化”、“概念化”、“图解表现政策”。

　　1952年之后，江青同志因病离开了电影界。但体现毛主席人民战争伟大的战略思想的故事片《南征北战》的摄制成功，这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两军对垒，旗帜鲜明。《南征北战》上映没几个月，除了周扬，这个对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怀着刻骨仇恨的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憋不住跳出来大声叫喊要“以现实主义的标尺来衡量电影剧本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外，林默涵也杀气腾腾地狂叫《南征北战》“不真实”，胡说《南征北战》体现毛泽东军事思想“完全不足为训”。陈荒煤更恶毒地进行挖苦挑疵，说“导演和演员表现缺乏真实”“放弃根据地向后撤退，造成内部思想混乱”“研究创作方法，第一条就是是否真实地描写生活”。大肆宣扬“人性论”，胡说什么“共产党员最有丰富的感情，爱自己的妻子，也爱全世界人民。共产党员也是人”。这群牛鬼蛇神狂蹦乱跳，妄图一棍子把《南征北战》打死，他们对《南征北战》的攻击和污蔑，实际上，也就是对江青同志的攻击和污蔑，是对毛主席革命路线的疯狂反扑，他们恨不得砍杀江青同志经过艰苦斗争和关怀而拍摄出来的影片。但是，广大工农兵群众热烈欢迎和喜爱这部影片，给予影片以很高的评价，这使周扬、林默涵、夏衍、陈荒煤之流的恶毒阴谋终于没有得逞。

江青同志重回电影战线展开新的战斗

　　毛主席在1963年、1964年先后作了关于文艺界的两次批示，严重地指出了文艺界存在的问题，毛主席尖锐地提出：“社会主义改造在许多部门中，至今收效甚微。”毛主席针对这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又一次敲下了警钟，毛主席写道：“最近几年，竟然跌到了修正主义边缘。”过后，在一次谈话中又尖锐地批评：“文化部是谁领导的？电影、戏剧都是为他们（资产阶级）服务的，不是为大多数人服务的！”毛主席的批评一针见血。这一年中，大批毒草影片，如《两家人》、《逆风千里》、《北国江南》、《桃花扇》、《早春二月》、《兵临城下》等纷纷出笼。邓小平甚至公然同意让《兵临城下》作为国庆献礼片。陈伯达同志看了之后，立即指出，这是一部反动影片，必须批判。周扬、夏衍之流才不得不停止发行。《北国江南》公开反映后，有人登报大肆吹捧，康生同志发现后，立即指出影片必须批判。1964年8月间，周扬、夏衍之流不得已便草草写了个报告给中央，准备对《北国江南》、《早春二月》作批判。毛主席见此报告后，作了如下批示：不但在几个城市放映，而且应在几十个至一百多个中等城市放映，使这些修正主义材料公之于众，可能不只这两部影片，还有一些别的，都需要批判。但是毛主席的这个重要批示竟被阎王殿扣压下来。（直到1966年4月才拿出来，可见他们怕得要死。）

　　江青同志虽然身体有病，但见到文艺界、电影界问题如此严重，斗争如此尖锐，根据毛主席的指示，在1964年12月间旧中宣部一次会议上向阎王们尖锐地提出：《林家铺子》、《不夜城》、《兵临城下》、《逆风千里》、《红日》、《革命家庭》、《聂耳》、《舞台姐妹》、《两家人》、《球迷》等十部反动、反革命、资产阶级修正主义思想的大毒草，都必须批判！批判了可以达到思想、经济双丰收。而陆定一、周扬一伙，在刘少奇的支持下，拒不执行毛主席的指示，把原定批判十部坏影片的计划否定了，只批判《林家铺子》与《不夜城》。同时，又定下学术批判的调子，不许接触政治问题。即便如此，周扬还暗中捎信给《不夜城》的炮制者柯灵，要他“不要紧张”。

　　江青同志传达的毛主席指示在北京遭到抵制，便设法在1965年1月间通过上海市委，指示这些坏影片上映时不要修改，不要为坏影片遮丑，以便让它们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进行彻底批判。周扬获知之后，极端害怕这条黑线从上海开刀因而全部暴露出来，赶紧先下手为强，伙同彭真、罗瑞卿命令把大毒草《不夜城》、《舞台姐妹》、《阿诗玛》修饰后上映。

　　江青同志很清楚地看到这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企图破坏对毒草片的批判，便当面要求周扬、石西民等一定要召开“全国电影摄影座谈会”，讨论有关电影创作上的重要问题。周扬之流在江青同志接二连三发动猛烈攻势之下，步步被动，慌了手脚，为了挽回败局，他们又在背后策划，进行破坏，故意拖延开会时间。在江青同志一再催促下，他们迫不得已，又耍了个花招，叫电影局副局长司徒慧敏召集各厂摄影师去讨论过期的彩色胶片如何使用的问题，歪曲了江青同志的原意，扭转会议的方向。江青同志看出他们要捣鬼，便亲自前来参加会议。周扬闻讯后惊恐异常，他恶狠狠地说：“为什么要通知她，她来干什么？！”第二天，江青同志来了。周扬假惺惺地陪同前来，并请江青同志指示。江青同志语重心长地说，她只有三句话，要与会的同志：“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为工农兵服务。”江青同志还谈到要“标新立异”——“标社会主义之新、立无产阶级之异”。要破掉资产阶级的“导演中心制”等重要问题。另外，对会议室挂的一张毛主席像提出批评，指出：这张像是抽象派画的，歪曲了毛主席的形象，建议马上将此像摘掉。

　　周扬狼狈不堪，惊慌失措，不得不把原定的三天会期延长七天，并亲自出马和刘白羽一唱一和，妄图诋毁江青同志讲话的巨大影响。周扬在会上大肆歪曲江青同志提出的“标新立异”的口号，借题发挥说：“标新立异是任何阶级、时代共有的要求，有此要求，人类才能进步。”甚至胡说什么“苏加诺退出联合国也是标新立异”。他处心积虑地抹煞阶级观点，混淆阶级界限，贩卖“全民文艺”“阶级调和论”，同时周扬又反对江青同志提出的破“导演中心论”，他胡说：“正因为导演在创作中是领导，所以才要听工农群众的意见。”周扬极力要保住“导演中心制”，而且还要让导演以老爷的资格“听听”工农群众的意见。由于周扬等的破坏，江青同志的指示和革命精神，没能得到很好的贯彻。

　　江青同志非常气愤，为了坚持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亲笔写了一封很重要的信。江青同志写道：“我曾建议中宣部和文化部召开一个‘全国电影摄影座谈会’的专题会议，读了毛主席批的徐寅生的讲话，鼓励大家奋发图强，标社会主义之新，立无产阶级之异。”江青同志特别着重指出：“为了彻底解决目前这种资本主义、修正主义的经营管理方式，我建议认真解剖一个麻雀（制片厂）废除导演中心制，实行党的民主集中制。所有创作人员都参加讨论，然后把好的正确的意见集中起来，由导演执行。不妥不正确的意见，可以解释和批评。”

　　江青同志这封充满了无产阶级革命精神的信，判处了电影界资本主义复辟的死刑。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对此恨得要死，怕得要命，他们害怕这封信在电影界会燃起熊熊的革命烈火，失掉他们向无产阶级专政进攻的阵地。于是，使尽了反革命的伎俩进行抵制和破坏。他们严密封锁消息，不让江青同志的信与广大革命群众见面。这封信转到反革命修正主义头子彭真手里，他根本不加理睬，一脚踢给了旧文化部肖望东。肖望东这个刘邓的忠实走狗把信压了五个月之久，才假惺惺地让秘书写一张纸条，说什么要电影局提出个处理意见。后来，肖望东一伙又拖压了三个月，才勉强拼凑了一个所谓的“调查组”，并指名让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吴雪当挂名队长。调查组最后写了一个调查报告，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吴雪、赵辛初、肖望东对此根本不闻不问，就同时集中全力炮制《北京农业大跃进》和《刘少奇访问四国》等美化刘少奇、彭真的大毒草影片，为他们复辟资本主义大作舆论准备，同时又为自己独揽大权树碑立传。

　　这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这样惧怕，又这样仇视江青同志，就是因为江青同志的指示和信件击中了他们的要害。江青同志毫不畏惧，为了把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真正地贯彻到创作实践中去，冲破周扬、夏衍之流的阻挡和破坏，在忙于进行京剧改革的同时，深入到电影工作者当中，直接和制片厂的摄制组成员座谈，直接抓影片的拍摄工作，给同志们很大的启发和教育。

　　江青同志在1964——1965年间在百忙中带病多次接见八一电影制片厂《奇袭白虎团》摄制组和山东省京剧团部分同志。江青同志批评电影《霓虹灯下的哨兵》把“反帝斗争”、“血的南京路”都给削弱了。电影《千万不要忘记》则“突出了姚母，大讲资产阶级恋爱经，这是写中间人物的戏。”后来又指出：“电影《人民战士》很不好，凄凄惨惨，最后进关时只剩下刘兴一个人，其他人都死了！”“战争是那么残酷，那有什么正义战争和非正义战争之分？！”

　　江青同志同志激励电影工作者说：“我们一定要打破这种洋教条、洋迷信。要有雄心壮志，搞出好作品来。现在世界上资本主义进入了腐朽阶段，只有在自然科学领域，还有些进步的东西，在意识形态、文艺领域是腐朽透顶的，对我们没有用处，一定要奋发图强，搞出我们自己的东西来。”江青同志对电影工作者这样热情、诚恳、坦率地批评和勉励，给大家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江青同志不顾一小撮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的阻挠和破坏，相信群众，深入群众，发动群众，和群众一道贯彻毛主席的革命文艺路线，不仅说得到，而且做得到。，特别是亲手抓了《南海长城》的拍摄工作，满怀信心地把这个样板电影树起来，要在电影战线上真正升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