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求学时代，虽然正好历经文化大革命的惊涛骇浪，又跟着父母“转战南北”，
但是特别幸运的是，我所遇到的老师都是一流的。回北京的第二年，我升入高中。

当时，社会上纷纷传闻，大学早晚要恢复招生，高中生可以直接上大学。师大二附
中文革前一直是重点学校。文化大革命中，大学停止招生，二附中的“重点学校”
的金字招牌也快被人遗忘了。一听说要恢复高考，这帮“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们顿
时觉得到了英雄有用武之地的时候了，于是校领导们暗地里磨拳擦掌，希望在恢复
高考时，来他个“不鸣则已，一鸣惊人”，重振师大二附中北京市重点学校的名声。
为此，我们这两个高中班是从十个初中班选拔出来的学习尖子(我也侥幸混了进去)，
同时学校给我们配备了阵容强大的教师班子。可以说，这个班子是当时全中国最优
秀的教师班子。

我们的语文老师姓宋。宋老师一头白发，德高望重的老学究的样子，古文水平十分
了得，讲起课来就像喝酒一样有瘾，酒不醉人人自醉，完全陶醉其中。讲课时，经
常是眼望天花板，摇头晃脑，振振有辞，“多乎哉？不多也”，就像孔已己，白话
文也要带古文味，故得雅号“宋老夫子”。我记得我上高中的第一篇作文“北京的
春天”，是宋老师命的题。我充分地“忽悠”了一篇，从春天的自然气候谈起，什
么春风得意马蹄急，春雨润物悄无声，春雨贵如油，春雷滚滚唱英雄，侃侃而谈，
最后是一年之计在于春，我们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云云。宋老师颇为赞许，让
我在全班朗诵了我的“胡言乱语”。从此，我成了宋老夫子的得意门生。不过，出
国后，我的英文没学好，中文也荒疏了，不仅不见长进，而且大有江河日下之势，
提笔忘字，用词贫乏，文思枯竭，实在有辱师门。

我们的数学老师姓金，满族，长得就和汉人不一样，额头较窄，眼睛细细的。一点
也看不出“数学家”的风采，到很像蒙古人。据说和末代皇帝还沾亲带故，有皇家
血统。他的数学造诣很高，最善于把复杂问题简单化。很多复杂的数学问题，用他
的解法特简单。而且，他还善于在日常生活中发现数学问题。有一次，数学考试，
他出了一道题，公共汽车的门开门时，门的上边的中心点的轨迹是什么图形？全班
同学绞尽脑汁，想像着公共汽车的门一开一关，直后悔平时没有多看两眼。结果全
班只有3个同学做出这道题。害得我好长一段时间一上公共汽车就忍不住要看门的上
边的中心点在做什么运动。不看不知道，一看叹口气，嗨，就这么简单(答案暂不公
布，各位看官想想)。金老师很幽默，一看到我们解不出数学题、一筹莫展的样子，
就会露出得意的微笑；然后，慢条斯理地教我们解法。看到我们恍然大悟的样子，
他又要得意地微笑起来。金老师一笑，就该有难题要解了。在他的“笑傲难题”的
探索精神引导下，我一直对数学兴趣盎然，由此打下很好的数学基础。但是，从来
没敢作当“数学家”的梦。

我们的化学老师姓栾，戴着一付深度眼镜，颇有“居里夫人”的风范。照今天的话
说，就是女强人，巾帼不让须眉。业务水平一流，不修边幅，课讲得特别好，动手
能力还特别强，我特喜欢上她的课，听她的化学课是一种高级享受。为了更多地
“享受”化学课，我同意担任“化学课代表”，这是我在高中时，当的最大的“官”。
在很多人看来永远学不懂的化学，在栾老师的黑板上则是物质不灭，化学方程式左
右平衡，简单明了；在栾老师的实验室里则是酸碱中和的魔术戏法，直观有趣。在
她的影响下，我一度对化学十分着迷，甚至跃跃欲试，梦想成为一个化学家。

我们的政治老师姓梁，眼睛炯炯有神，一望即知是一位雄辩的“哲学家”。是北京
某著名大学哲学系毕业生，共产党员。她给我们讲“矛盾论”和“实践论”，告诉
我们，真理是相对的，不存在绝对真理。讲得天花乱坠，振振有辞。但当我不解地
问她，那毛泽东思想也不是绝对真理了？为什么还说它“放之四海而皆准”呢？
“哲学家”顿时张口结舌，神情紧张地叫我不要老往毛泽东思想上去理论联系实际。
想想，那时做政治老师也挺不容易，很多问题讲不好就讲“反动”了。在她的“煽
动”下，我有很长时间对哲学也很感兴趣。不过，最后，我觉得“哲学”有点像
“诡辩”，或者像一团面，今天是方的，明天是圆的，任人搓捏，实在没有意思。
从此，不再做“哲学家”的梦了。

高中的年代是梦想的年代。高中是梦想产生的摇篮，老师就是摇摇篮的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