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问我，为什么只有中华传统体制才能救中国，而不是西方民主才能救中国？我反问他：那你说是公有制好还是私有制好呢？绝大多数人都选后者。我说：“这就怪了，你们既然说私有制好，都追求当上资本家剥削别人，还出台了物权法，想用法律把你们剥削所得都神圣不可侵犯地保护起来，可为什么对权力要推崇公有制呢？难道权力就不能被私有吗？一方面在经济上搞私有制，另一方面却又要在政治上搞公有制，一只手拼命给自己捞钱私有之占有之，另一只手又指着中共，逼中共分权共有之，试图让公有制的政治体制和私有制的经济体制这两个不同齿间距的齿轮咬合起来运转，一边打右转灯，但又往左转弯？比邓矮子‘一国两制’的设想还一厢情愿，这符合人类想把一切都归为私有的本性吗？”
一、大义觉迷
人的本性就是自私，就是贪得无厌，做生意成亿万富翁也不会满足，成了托拉斯便想当康采恩，美其名曰是“发展”是“雄心”是“进取”。都恨不得把天下的财产都挣完把财产都改成他的姓，传子传孙才了愿，只苦于别人也在“奋斗”，也在“竞争”，使其愿望受到阻力，没法实现而已。对权力的摄取也是同样是没有止境的。
不论商人们如何坑蒙拐骗、制假贩假赚了昧心钱传给子孙，大家都觉得很正常，认为只要有本事捞到钱，就是谁的，就得受《物权法》保护，神圣不可侵犯，不许别人共产。无论官员们的官位是做了女婿换来的，被上级潜规则睡来的，靠溜须拍马哄来的，靠假文凭假论文假政绩骗来的，大家都认为只要有本事弄到官位，那官位就是谁的私产。可是英雄征战四方，驱逐外敌，翦灭群雄，一统天下，为大家创造了繁衍生息的太平。为什么反而不能有奋斗的成果呢？为什么反而得不到认可呢？为什么这成果就不能转化为英雄自己的私有财产而传之子孙，而非要和猥琐男们平分权力呢？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我告诉大家，这大地时时刻刻都该有个名分，有个所有权的问题。在历史的不同时期，这中华大地及其上面的附着物和衍生物都是有姓的，有时候姓刘，有时候姓赵，有时候姓朱，有时候姓爱新觉罗，有时候姓蒋，有时候姓毛。奸民们鼓动愚民说：“这大清的天下是我们大家的。”这还是人话吗？我告诉大家，天下是并非天下人的天下，天下就是一人一姓的天下，二十四史就是二十四家人的天下。皇帝就当于管理员的权限，达官显贵们则是超级版主和版主的权限，虽然权力也不小，但随时有可能被皇帝剥夺，而百姓只是普通用户的权限，就是这么一种关系。
既然是私有制好，这天下就得落实在一个人名下，而不是象现在一样来句“国有”的空话，结果谁都不爱惜，拿现在的话讲，得明确“产权关系”，否则“名不正则言不顺”。只有明确了大地的产权，让当权者知道可以让他的子孙继承，才会对这片土地真正地负起责任来。才会想着如何把这个国家治理好，把一片富强而稳定的锦绣江山交到自己儿子手里，那么人民也顺带有福了。不像现在，都在想，反正这国家是公有的，又不是我的，过几年我就退休了，有权不用过期作废，趁在台上狠捞几把，存到瑞士，以后和老婆孩子逃海外去安度晚年。
不把权力私有化，无论谁来执政都不可能对这块土地负责任。因此社会制度应该符合并顺应这个无法改变的事实，既不是靠西方“权力制衡、三权分立、监督机制”改良，更不是靠某党自欺欺人地喊两句“为人民服务”“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口号，把自己的官员吹嘘成大公无私的超人，就可以理直气壮地强行占有权力，就可以理直气壮地不公布公务员财产，就可以理直气壮地不受监督，就可以理直气壮地强行“为人民服务”了。
封建帝制最符合人自私的本性，皇帝从不煽情说自己是来“为人民服务”的，也不怎么试图限制用何种监督机制来限制人自私的本性。不仅财产上不搞公有制，权力上也不搞公有制，从上到下都搞私有制，也就是不能搞民主，这听起来很残酷，但符合客观规律。要搞民主，除非有个先决条件，那就是人都不自私了，财产也都公有了，都放弃了那强烈的对财产的占有私欲，到了没有人压迫人，人欺负人，人剥削人的共产主义，权力自然而然被大家公有。
帝德无限大，君恩深似海。有猥琐男听了这句很不服气，说“凭什么我要认他是我的君，凭什么我该被他管？”这话无理之极，英雄能当上皇帝，是用不着你愚民同意的，用不着民意投票选举的。袁世凯就是太看重这点，才去搞了什么妓女情愿团乞丐请愿团来丢人现眼。英雄能当皇帝全凭两个字：“能力”。正是因为君王有这样的能力，能使这块土地得以安宁，重归祥和，保护着弱者，使弱者免于受到“竞争”的伤害，所以英雄成了这块土地的主人。
二、朕即天下
开国皇帝都很有能力，守成的皇帝只要中等偏上点的水平就能治理好国家。事实上，治理国家本身并不难，绝大多数网友都能这能胜任，可难就难在要勾心斗角，要和下面臣民斗心眼。
后世的帝王不会个个和开国帝王那么有能力镇服邪恶的，有的贪玩，有的昏庸，有的多事，会有性格和能力上的种种缺陷，这就需要一个方法来弥补之。那就是大臣了的辅佐了。大臣对皇帝必须赤胆忠心，皇帝对大臣却可以实施阴谋阳谋，韩非子里称这叫“二柄”，也就是玩弄权术权柄的两种方法。有人说：“这不是不对等了吗？”对，在帝制就是不对等的，不讲平等自由这种言不由衷地美妙言辞的。因为身份不对等的缘故必须那么做，父子不对等，男女不对等，君臣不对等，这就是三纲五常。试想，如果一个东家因为能力不足，而委托别人来当店里的掌柜，不必太在意掌柜会夺了他的店，因为还有县衙可以告状打官司，还有个说理得到法律救济的地方，可以把店给追回来。而无论是内阁制还是丞相制，臣下都有可能篡权，臣民要是篡了君王的权，君王去哪里打官司呢？所以得时时防着臣民。整个国家只有君主一人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因为没有法，便无以治国，但同时人又不能成为法的奴隶，反被法控制着，那么就只能采取由君王独自控制天下的一种方式。这么做就是为了维护君主的权威，维护了国家的稳定，保证了绝大多数民众的正常生活。
大臣的辅佐，不能因为观点和皇帝不同而冲撞君王，得尊重君王，当年晋平公，酒酣之际脱口说道：“天下最快乐的人莫过于君主了，他说出的话，谁也不敢违抗。”坐在旁边的盲人琴师师旷闻听此言，操起琴来向晋平公撞去。晋平公连忙躲闪，询问缘由，师旷说：“我刚才听见有小人在主君面前胡说八道，所以拿琴撞他。”晋平公说：“说话的人就是我啊。”师旷板起脸来说：“这可不是当国君应该说的话啊。”韩非子评论道，师旷此举不是臣下所为，有失臣下应有之礼，为以后臣下借刚直苦谏之名谋害君主开了先例。
君王实在不听劝，臣下就只能“死谏”，以自己的一死表达自己的主张毫无私心，而不是反叛和谋害君主，就像忠实的管家必定规劝败家子少东家。最典型的就是刘璋手下的大臣，大家都知道当年张松被诸葛亮收买勾引刘备入川，别人都看出刘备不怀好意，唯独刘璋暗弱，相信刘备不会害他，要亲自去迎接。忠臣们苦谏不听，刘璋执意启程，有的忠臣，死死咬住刘璋的衣服不放，刘璋一拉，连满口牙都被拉掉，这是忠臣，还有的忠臣，把自己倒挂在城门上，一手握谏书，一手持剑，堵住刘璋出城的路，刘璋不肯接受谏书，他就一剑把吊自己的绳索斩断，自己坠地而死。这才是大臣应做的。
纣王如此无道，群臣也没轻易反叛，但不断有忠臣站出来进谏，宁可被挖心也要说，明明知道纣王不肯听，明明看见前面有人尽忠言被纣王杀了，再出来苦谏也是要被杀的，却还是要出来讲。等看到殷商真的没希望了，唯有周武才能消除祸乱，才纷纷背弃。水浒英雄，即使身受奇冤，不得已上山落草，明知宋徽宗糊涂，还整日念念不忘个忠字，盼着招安。在古代，对昏君对暴君，尚且得这么忠，何况对明君？比现在人当官难多了，这才是大臣应尽的本分。时刻维护着君王的利益，那才是儒家的本质。难道这些人都没诸君聪明？都是傻子？
有愚民不以为然，问我：“你这招没有用。你又不能保证皇帝个个都能听大臣苦谏，要遇到明君还行，要是昏君怎么办？岂不是要改朝换代了？”他还是没搞清楚百姓根本就应该对改朝换代无动于衷的道理，因为产权不是百姓的，改朝换代的后果是皇帝他们家自己去承担，后果由其自负，只有他们才与社稷安慰“同呼吸，共命运”。大臣谏不谏是他们君臣的事，他们认为这种方式有效就好了，于百姓何干？他就跳不出那“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习惯思维。他也不想想，既然是昏君，国家一定是民不聊生的，难道被推翻换新主子改善人民生活不好吗？你着什么急？您所要做的，就是做个顺民，像当年迎清军“为汝君父报仇”，迎皇军“大东亚共荣”，迎共军“解放全中国”的入城式一样，摇着小旗跑到街上去跪接新皇上进京而已。
前些时，北大的孔庆东教授大概发表了一些令网络奸民不快的言论，说他为当权者说话，为虎作伥，简直就不配做孔子的子孙。我看孔庆东才真的是孔子的好子孙，很好地继承了孔子的衣钵，因为孔子就是因为维护君王的利益献计献策四处奔走，而被尊为圣人的，你们什么时候听说过孔子是为猥琐男谋利益的？而维护了君王的利益就是维护了社会的稳定，也就维护了一般大众的利益，打击的是社会上不安分的野心家。这些野心家在韩非子那里被称为“五蠱”，也就是社会上那些不想老老实实干活的蛀虫。
现在要命的问题出在哪里呢？中共诸君竟也像愚民一样被西方反华敌对势力洗了脑，他们虽然在暗地里搞专制，私下却极度自卑，内心羡慕美国的一切，把美国的一切都当正确的，也错误地以为：“洋人传来的民主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为了以蒙蔽国人，取悦外人，证明向世界证明自己也是民主的忠实信徒，也是尊重人权的，拼命把自己装扮成一个民主而开放的政权。
这样就给它自己戴上了一个枷锁，每当人们批评它嘲笑它搞假民主时，他就得恼羞成怒，脸红脖子粗地和人争辩，非要说自己搞的是名符其实的真民主，非要说正在为改善人权而努力。当然人家拿出很多证据来证明它的民主“名实不符”，证明他们在冒充民主，使其始终处于被动的地位和尴尬的境地，张口结舌，横竖都解释不清了，还要拼命狡辩，别人就堵他的嘴，独轮运就拿这大做文章，以证明中共撒谎成性。这似乎是几十年来中共和“敌对势力”打口水战的焦点之所在，几十年不就是在吵这件事情吗？成为其在外交、统战、宣传工作中长期挥之不去的噩梦。
如果中共诸君清醒过来，真的懂得帝制才是最适合中国国情的体制，是救中国的唯一方便法门，不再从内心向往“西方民主”，就不必再羞羞答答地打着民主集中制的旗号搞专制独裁了，而应该和所谓的“普世价值理念”一刀两断，挺起胸膛，理直气壮，堂堂正正地推举一个最能服众的委员当皇帝，管他是胡是温，姓蒋姓汪。要做就做真皇帝，而不是处处要看洋人脸色的儿皇帝，不是“八王议政”式的“政治局常委会制”，不是股份制，不是合伙制，没有董事会，更不是西方民主虚伪的“代议制”，而是独资大老板，朕即天下。
尤其要注意的是，决不能出现清末的皇太后压制皇帝的局面，一个孝字害苦了光绪，让慈禧分掉他大部分的权力，皇权处处受制约，还由慈禧引进奕劻、荣禄、袁世凯这些不受皇权制约处处和皇上对着干的奸臣，完全丧失了帝制的优越性，加上慈禧知道继承人不会是自己的血肉，没有必要给后人留下一个太平盛世，故意为所欲为极尽享乐，我大清亡就亡在这上面。后世诸君要引以为戒啊！要在传给儿孙的石碑上刻上“后宫不能干政”的字样。
封建封建，就是这么又封又建。中央高度集权，但只下达到县一级，县以下乡绅自治，基层选举，实行科举取士，给人民充分的自由和进取的空间，皇上自己也省了不少心，走这样一条老祖宗千年来就留给我们的伟大遗产——中华帝制，这是现成的新路，是条康庄大道，何必邯郸学步去学洋人体制？
这样皆大欢喜，产权又清晰了，竞争激励机制也引入了，国家的一切都是皇帝的了，有爵位的名正言顺地食千户食万户，省得现在这样偷偷摸摸贪污，免得慌慌忙忙把子女和资产转移海外了，安下心来对这片“神奇的土地”负点责。诚如是，我金某愿放下皇族身份，为中共诸君牵马坠蹬，做你们的马前卒，成立筹安会，为振兴中华正统政治文化摇旗呐喊。
三、君君臣臣
那么怎样施政才能发挥帝制的优越性呢？早有君王就这问题问过孔子，孔子回答：“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因为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君就要在君的位，臣就一定得在臣的位，礼数不能僭越，韩非子说，帽子再旧不能穿脚上，鞋子再新不能戴头上。意思是说君的能力再差，大臣也不应该想篡权，所能做的只是辅助，这就是忠。“不在其位，不谋其政”。国家的政治自然有君主和大臣管，而不安本份，老想参与政治，对朝政指指点点，指手画脚，想夺取权力的，就是乱臣贼子。
而近现代的奸人们却非要提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中共叫学生不上课，说什么“北平之大，已经放不下一张课桌了。”成功地利用了学生提早引发蒋介石对日作战，而使中共摆脱了危机。现在的学生一样爱激动，非闹着搞什么民主，非要管自己不该管的，抹煞天下的产权，非要说天下是天下人的，不管什么人都想参政分一杯羹，谁都要对朝政指指点点。中国的奸民们受国外政党制度的影响，兴起许多党，今天组这个党，明天组那个党，都是奸党，没一个好东西。
乱党散布种种邪说，挑动人不安份的神经和夺取权力的欲望，叫学生不好好念书，农民不好好种地，想入非非，蠢蠢欲动，唯恐天下不乱，制造社会动荡，这和儒家思想截然相反，使得上下相失，朝纲紊乱。
一个不安分守己的民族绝对不会有幸福的社会。乱民中盛传着一个洋人的邪说，叫“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中国人都以此作为座右铭，相信“不想当皇帝的百姓不是好百姓”，人人都成野心家，都不安分守己，都不愿做平凡的工作，都觉得自己怀才不遇，觉得这主席的宝座原本是应该自己坐的，都觉得只有当总统当主席人生才有价值，否则白来这世界一趟。都在抱怨中共不搞“民主选举”，使自己失去了“公平竞争”实现梦想的机会，运运们就是这方面的典型。
这样的国家，无论已经治理得多好，无论当权者怎么努力，总是处于一种不安分的骚动状态，永远也太平不。因此，都只能用最血腥的方式才能勉强巩固自己的王位。能怨皇帝或者主席不赐给你们民主吗？
朝代的更替分两种，一种叫“灭”，即用武力推翻朝廷，这多半出现在民族和民族，政权与政权之间。金灭北宋，元灭南宋就是典型，南宋联合蒙古灭金，明驱逐元，五代十国和南北朝诸国的相互吞并等等，是民族与民族之间的对等关系，非君臣关系，不违背伦理。
改朝换代最常见的形式是“禅”，即皇帝发布明诏退位，新皇帝名正言顺地、合法地、表面上不违背儒家道德规范地接受权力，以延续中华文明的正统。其中又分内禅和外禅，内禅一般发生在父子之间，如李渊让位李世民、唐玄宗让位给唐肃宗、乾隆让位给嘉庆。外禅是传位给外姓人的，最有名的如尧舜，尧舜之后的禅让在名义上仿效尧舜，但一般来说都是在君王被迫无奈的情况下，被逼宫被胁持，不得已发布诏书或进行仪式，将主宰天下的权力转移。外禅这种形式相对于异姓用武力推翻前朝夺取权力的“灭”来说，也叫做“篡”。之所以中国历史各朝代更替大多采用“篡”而尽量不用“灭”，是因为一方面篡权者都怕留下骂名，另一方面都认可通过和平方式一脉相承地转移权力，表示自己是象当年尧舜那样正统受让的天下，是天授的。
秦亡以后大多数王朝更迭都是采取这种方式，尤其是接受儒家思想的汉人王朝，比如王莽篡西汉，曹丕篡东汉，司马炎篡了魏成立了晋朝，西晋的愍帝在被灭前留下诏书，把帝位传给在南京的琅琊王司马睿，成立了东晋，让其继承了大统，正统一直在延续。南北朝期间又发生多次禅让，西魏禅让给北周，北周又禅让给了隋，被李渊扶持起来的傀儡皇帝恭帝杨侑，不久就把权力禅让给了唐。唐朝也不是被人灭的，而是傀儡皇帝唐昭宣帝把天下禅让给了后梁的朱温。郭威发动兵变，胁迫李太后将皇位禅让给了他，成立了后周。赵匡胤学郭威的样子反动陈桥兵变，逼着后周恭帝孤儿寡母又把帝位禅让给了宋。
民国并非全靠武昌起义这种暴动推翻的我大清，而是以我大清正式颁布退位诏书的方式得到天下。这算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外禅，是正统的政权的延续。而中共又赶走了民国，中共既没有完全消灭民国，更没有得到民国的禅让。从这个意义上说不是中华正统正朔。
从以上历史可以看出，哪怕乱臣贼子的实力远远超过君王，也决不敢轻易夺取皇位，曹操这样的大奸雄都尚且不敢这么做，都得受“君君臣臣”教条的制约，还得装出尧舜禅让，自愿转让权力的样子才行。而要照现在野人们的脾气，还没一点实力呢，就叫嚣民主，要分中共的权了，要有点实力的话，自己抢着坐上去了。满蒙入关后还真心诚意尊儒受教，而这些奸民丝毫不受儒法的约束，急吼吼只有权欲，无法无天，这才是纯粹的野蛮人。
国家搞得好搞不好，绝不在于体制，而在于人自己。人要稍微好点，什么体制都行，搞民主也行。正因为中国奸民太多，所以非得恢复明朝那种最严酷的帝制来管束它们，实际上即使是明朝朱元璋复活，想管住它们也是力不从心的了。
四、再造中华
民主再好，也需要法律的完备和人民对法律的尊重，才可能切实起到作用，在这种从娘胎里生出来就从不安分，从不打算尊重法律，不顾忌一切游戏规则，崇尚黑社会，一切要靠弄虚作假，一切都要用歪门邪道，一切习惯于“私了”来解决问题的国度，想靠民主来达到让自己过好日子的想法只能是一种缘木求鱼的美好愿望而已。
在中国的小学，如果两同学打架了，一方受了气，向老师告状，求班主任主持公道，会招来同学甚至老师的耻笑。在他们的眼里，有出息的做法，是去校外找朋友帮忙出气摆平，就看谁在校外朋友多，谁在社会上混得开。实在叫不上人的，要能下狠手，拿出刀来捅对方，拿砖拍对方，把气给出了，也算有种。这些没有怎么受过社会污染的小孩，尚且习惯用歪门邪道解决问题，难道也是运运们说的“体制造成的”？这只能说是先天人种问题。
它们要长大了，遇见升学、考试、提干、诉讼的问题，还是老套路，作弊、造假、走关系、行贿、潜规则、买通法官，反正越是歪门邪道，越是乌七八糟的事情，他们越热衷，可以在饭馆旁若无人地宣讲自己如何贿赂法官打赢官司的。我看过一个帖，上面揭露说在非洲某国，从不知道行贿是怎么回事，字典里都没这词，后来有中国人去那里，把贪污行贿这套瘟疫都带了过去，结果现在那国家的民风和官场也像中国那样了。
中国的古人比现在人不知道要聪明到哪里去了，他们早就认识到了问题本质，这些先贤从不试图做那些办不到的自欺欺人的“民主”，他们创立的帝制，最实事求是，从不回避中国人的问题，从不隐讳中国人的弱点，才是最符合中国人的制度。一百年前的思维禁锢的人们看到康梁维新变法，思想转不过弯来，认为大逆不道。一百年后的今天，当我把恢复中华民族带给世界最伟大的贡献——“封建帝制”的思想展现在愚民面前时，他们必定目瞪口呆、张口结舌、语无伦次地开始跳起来反对。
如果上天真有好生之德，不忍看中国人自己毁灭掉自己，还想再救一下中国。就该再降下一个英雄来，囊括四海，并吞八荒，恢复帝制，再造中华。
（本文原名所谓的“民主”，其实只是一桌奸人做给愚民吃的权力公有制的大锅饭罢了，写于2011年，2018年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