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文化的基础就是江南文化，或者可以说是吴越文化。所以，江浙的移民，恐怕在上海是最有归属感的。有相近的语言，相近的文化，相近的生活态度。

上海文化的精髓就是其包容性、海洋性，从上海文化中可以看到宁温的精明和闯劲、杭州的生活态度，嘉湖绍的儒雅文风，江苏的心灵手巧，的总体上说，这是一个商业的文化。
在上海，提供了一个商业的舞台，通过法律法规，以保证业者的居住、购物、休闲的需要。

反之，以北京为代表的中国传统的文化，浑厚大气，有天朝上国的威仪。但是一个民族的文化，经过千年的传承，如果不加以完善或者根据生产力、生产关系的变化而变化的话，肯定会变成负面的东西。

以上海、广州为代表的最早通商开化的城市，不可否认，城市包括市民在商业价值观，对规则的制订和遵守方面相对北方有着与生俱来的优势。很多价值观无法被北方的中国传统文化所接受，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们民族如果要融入国际社会，就必须要转变。这个过程是漫长的，也是通过的，而作为先行者的上海文化，必然要承受不理解乃至诋毁，。

举个几个例子说：
1、对女性尊重问题：在全世界人类文明都实现对女性的充分尊重的大环境下，中国许多地方可以说还未开化。我个人觉得，为自己的伴侣做饭、洗衣服，或者是女性为自己的伴侣做饭洗衣服都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2、商业问题：上海人为人所诟病的精明、不吃亏、有来有往，按照规则办事而对人冷漠，是很适合现在这个全球化商业活动需要的。而讲究人情，走关系的方式，证明是低效率和催生腐化的温床。

有个很有趣的现象，现实中，论坛上，江浙对上海不满的，很多是因为在经济上的相互角力而引发的矛盾。
其次是许多上海人许多不符合现代文明的陋习。
而北方的指责呢，更多的是聚焦在 上海人的意识形态方面的不同。
可以说这个也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陋习把。
千年前，适合社会发展的 中庸之道，经过统治者长时间的无意或有意的歪曲和错误理解，变成了对新生事物的怀疑指责，也演变成了天下一统，率土之滨莫为皇土的 鸵鸟心态。

从某些角度说：上海成为风口浪尖的对象，其本质上是文化的冲突，代表了海洋文化和大陆文化的的激烈对抗。

关于江南文化 从沉闷的中华文明中突围的原因探索

为什么我要用“突围”这个词呢。因为我始终觉得，19世纪，是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刻。
野蛮而又落后的满清，入主中原后，由于其本身知识的贫乏，只能重新拾起当时已经破败的封建的中央集权统治方式，继续以这种方式统治中国，从而彻底扼杀了那一点点中国资本主义的火星。明朝的统治很腐败，这个是毫无疑问的，可是就是这种腐败的封建统治，也是培育新的火种的温床。满清居然把这种破绽百出，已经不适合生产力发展的制度修修补补，继续太平的统治超过100年时间，也是一种本事啊。但是，他付出的代价就是：把喷薄欲出的新的生产力扼杀在一定可控的范围内，鞋还是这样的一双鞋，就是把不断长大的脚不停的“裹紧”。

满清政府被迫通商后，有一个奇怪的现象，就是在北方激烈外来文化侵袭的同时，江南文人却出奇的保持了沉默，当北方的义和团运动袭击外国人，焚毁教堂，毁坏铁路的时候，上海的士绅却在要求拆掉城墙，扩大道路，以满足不断的增长的商业活动需要。我们不仅要问：难道所谓的“媚外”是松江府的传统的劣性。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经过五代以后士大夫阶层的不断南迁，到宋元明清，江南地区，特别是以太湖为中心的杭嘉湖苏，俨然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最后堡垒。就在满清入主中原发生最激烈抗争的地区，这些文人难道已经堕落到放弃自己传承中华文明的责任了么？答案显然也是否定的。

正确的解释是：这些承担中华文明的继承者，同样有意无意的意识到“革命”的必要性。而他们正是承担这种改革的精神灯塔。他们必须从文化层次，或许是意识形态层次指导商人、市民、手工业者“进化”成适合当时社会发展的新的“中国人”。

可以说，中国的实施分子，主观上从来就不是抱残守缺的顽固分子。先秦时期，周王朝经历了从奴隶社会到封建社会过渡的激烈的社会变革，在这样的大环境下，各色人等，提出不同的解决社会矛盾，知道生产力发展的理论，此所谓的“百家争鸣”。秦国之所以能扫六合，就是从穆公开始，选择了适合自己国情的，以统一天下为目标的法家的理论。商鞅、尉缭、李斯都是这样的知识分子人选。而在当时，唯一可以抗争的齐国喜清谈，楚国沉湎于奢靡，剩下的四国相互攻伐，自然难免败亡的结果。而秦王朝二世而亡的根本原因，就是其治理国家理念的僵化和不根据具体执政情况加以变化，从而造成了社会的动荡和政权的覆灭。

汉以后，中国的知识分子同样在不停的寻找适合社会发展，适合国家统治的理论。董仲舒、程朱均是如此。但是，这种文化的追求，在封建帝王有意识的误导下，变成了毒害民众的统治工具。可以说“愚民政策”是中国执政者的一贯政策。普通民众变成了统治者所乐意见到的顺民，没有文化，没有思想。从来不需要去想，他们为什么要男尊女卑，为什么要做皇帝的臣民，为什么自己是世界的中心。所以，所谓我们国家是“儒家”文化的概念，仅仅指的是普通的“百姓”阶层。而统治阶级说信奉的帝王之术，或者说是“霸术”则直接传承于法家的思想。而中国的知识分子，在为君王寻找到统治理论后，并没有停下继续探索的脚步。

中国的历史证明，知识分子不是革命的发动者，也不像农民是革命的暴力工具，知识分子是革命的理论导师。只有知识分子才能引导革命的方向，尽管有时候会有偏差。

而江南地区，作为文人荟萃之地，也不乏思想深邃的思想家。正是这些知识分子这些思想的火花，才能让满清的统治者恐惧而变得疯狂。19世纪中期以后，满清政府对江南知识分子的已经失去了控制，知识分子才能根据自身的条件作出了合理的判断，教化民众，以追求新的文明的火花。

而北方广大地区呢，由于长期的战乱，也随着大量汉民族知识分子的南迁，汉文明创新的火种在北方逐渐熄灭，留下的是已经被固化了封建传统思想的农民和地主阶层。南宋以后，北方就再也没有思想家的空间了。

因此，上海文化，或者说是江南文化的突围是汉民族的一次自身的革新，就如同儒家在汉武帝时期的兴起击溃了道家黄老之学一样，江南文化也是对中国北方传统文化的一次革命。江南文化还是中华文明的一支，而不是所谓的异类，而传统的未经改良的中华文明，已经落后了。

江南文化在保留中华文明精粹的同时，也在不断吸收世界文明的精华。南方人身上不同于北方国人的那些特点，闪现的是世界文明的光辉。

上海作为一个光怪陆离的大都市，存在着各色各样的人群。早期的江浙、广东移民，中期的苏北移民，解放后的南下干部，60年代的支内知青活动，把这个城市狠狠地搅拌着。他们的身上有着中国人的通病，也有中国的优点。在他们的身上，看得到自己同样的缺点，同样的优点，也有自身可以进步的方向。

让我们共同进步吧，而不要去试图改变别人，因为，你未必是真理的掌握者。作为绝大多数的普通人中的一员，我们要做的，就是保持自身的优点，弥补自身的缺点，吸收别的长处。指责，是无助于自身的成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