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12月18日晚7时许，吴仪副总理召见我，她说:“你的工作是对的，我看过两遍面对面节目对你的报道，你可以随意谈吧。”我给她谈了两个问题:
艾滋孤儿的抚养问题，如何处理，请参照“1960年周恩来总理解决三千孤儿”的办法，分散抚养好，
有利于孩子的成长和社会的安定。
打假问题，时下假医、假药处处皆是，为了自己谋取暴利，严重损害了他人的健康甚至生命。人的
生命只有一次，老百姓真太苦了。我在医药界打了几十年假，越打越多……
吴仪副总理笑了，她说：“这项工作是我分管的，您的意见怎么打？”我说：“游医靠行贿，买通了某些官员，进驻了正规医院，在保护伞下行骗，太可恨了。”可用如下三种方法来打：
1.严禁各级医院租赁房子（科室）给游医，让他们打着医院的牌子招揽病人，谋取暴利，对没有病的人说成有病，把小病治成大病，弄得病人痛苦不堪。对这类医院，书记院长就地免职，开除党籍并罚款处理等，对伤害人命绳之以法。
2.严禁报纸、杂志、电台、电视台等新闻媒体乱登医疗的“虚假广告” ，若有违反者，处于罚款，撤职主编，吊销出版执照，同时赔偿受害人的一切损失。
3.对制造假药（没有药品批号）给病人吃者，绳之以法，决不姑息手软。
吴副总理又笑着问我，若发现不了这些情况怎么办？
我说，发现不了，可以发动群众举报，但需保护举报者的安全。问题一经查实，重赏检举者。俗话说“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何况许多人非常痛恨这些假医、假药的活动，只要下劲打，问题会解决的。最后我又补上一句，你拿出来海关打假的劲头，一切都好办了。
吴副总理笑了，看来她对打假很有兴趣！直至10时20分我告别时，她说以后我们都认识了，都是朋友了，有事情再联系，她一直送到我宾馆大厅外看着我上车了。
吴副总理听取打假的意见非常认真，并不时插话追问具体办法，使我特别高兴，说明政府已经知道假医假药的危害了。希望打假早日成功！
吴仪副总理走后，我接踵而来遇到了许多不可思议的事情，如井宝宝的妈妈打电话让我为她找吴副总理，给她因输血感染艾滋病致死的儿子伸冤。她说：“儿子死得冤枉，花了很多钱，打了四年官司无果。我求求吴仪副总理为我说句话。”还有病人受骗了、被枪了、失盗了等等事件的当事人，都来托我找吴仪副总理为他们说话，我怎么办呢？真烦人，总理日理万机，我怎能忍心给她这些麻烦呢？
八年的岁月，遭遇了常人未有的坎坷，我做的事情太多了，太累了，为什么不成立组织呢？本人考虑再三，我是个将才（冲锋），不是个帅才（争宏），和他人弄在一起，接下来怎么办？今天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太复杂了，不如我现在的方法雇人干活。但人所共知我太累了。
1999年，郑州大学刘教授送我一首诗：

她有太浓的爱太软的心
——高耀洁教授剪影
刘家骥
……
她，就是脚踩这沾泥带土的鞋
上三尺讲台，在宽敞的殿堂出出进进，
讲妇幼保健，讲警惕艾滋病。

她几乎走遍了中州的小县山城，
在县医院同医生座谈，到农舍急诊，
让欢笑驱散病床的呻吟。

每次从外地归来，
总是腰已酸，腿已疼，
可电话一响，又霍地快步出家门！

退休已十年，何尝不想追儿孙？
怪之怪人老血更热，
有太浓的爱，太软的心。

老大姐，悠着点吧，
累坏了，心疼的不只老伴，
还有更多，更多你认识和不认识的人。

压力、阻力与封锁

我国的艾滋病病人多在农村，农民得病者多是因贫困而无钱医治，更不懂得如何预防，直到死亡还不知害的是啥病。在驻马店农村，老百姓把艾滋病叫做“怪病”，因艾滋病人发热，周口一带叫它“无名热”。由于官方对艾滋病的情况捂盖子，压力、阻力与封锁他们的知情权，使他们对艾滋病知识缺乏了解，只知道害怕。
1999年12月1日中午，郑州市电视台请我现场播放“防艾知识”，某位领导一下午找我4次。4点钟我去了，她态度很好，说得也很好听。她说：“这是为了爱护你，艾滋病不是啥好病。厅里（指卫生厅）说了，河南至今还未发现一名艾滋病人。”而当时，我口袋里就有个纸条，上面有12个艾滋病人的姓名与地址！
1999年度，我被评为国家教育部关心下一代先进个人，不知什么原因，我未能去北京领奖，单位也没有落实奖励措施，我只收到了证书及奖牌，究其原因，是怕我见了中央领导谈河南艾滋病的情况。
2000年3月18日，我在给艾滋病人送药时拍的照片被单位领导扣下，迄今未归还我。从这时开始，发现在本单位我的外来信件经常丢失。
2000年8月中旬《中国新闻周刊》对河南的艾滋病作了采访调查，并写出了较详细的真实报道，许多报刊转载。又有领导说我擅自为记者提供有关艾滋病疫情的资料，是“失密”，影响了河南形象，并勒令我以后不准再接受记者的采访。
2000年11月9日，半个月前定下来的去某高校讲课，我院党委某副书记电话问我：“下午给大学生讲什么？”。我说：“自我保健和怎样防止性骚扰。”她说：“讲艾滋病吗？”我说：“讲，讲的很少。”当时中央电视台记者小王在一旁坐着，两个多小时后，这场讲课被莫名其妙地取消了，小王等同志正在拍摄的电视片也被不明不白的停下来了。2000年11月15日晚，该书记告诉我今后不要见任何记者，并说，不能再讲艾滋病。说得多了，谁还敢来河南投资呢？
2000年11月19日晚，卫生厅某处长来我家办事，他说；“你见了卫生厅的人，不要说我来过。”我和他谈到艾滋病的严重性，处长摇着手说：“不敢说，不敢说……”我说：“我自费印的艾滋病资料大量送给河南省防疫站发放。”某处长说：“王哲（防疫站副站长）敢跟你来往？……”
2000年底有人告诉我说我家的电话被监控了，我不敢相信这是事实。2001年6月3号我托一个朋友给新蔡县的艾滋病病人捎去些药，同时我打了个电话，药还未到，地方的官员就去没收药！最后那位病人趁夜间把药接走了并分给许多艾滋病病人服用。
2003年4月还发生了一件事情，即扶贫助学被阻。在平顶山师专、商丘师专等院校的外教老师，他们在此教书为期两年，快要结束了，他们手里有几千元钱，多次要给我，让我转给孤儿。我怕招惹是非不敢收转此款，我提出用此款印刷‘防艾’资料，他们要为孩子买衣服、玩具、书籍等，我认为这些东西可以募捐，用不着买，最后决定把此款送给贫困地区的失学儿童。于是在3月上旬的一天，我找了河南省文史研究馆的李馆长，请他联系贫困小学校，李说：“这是件好事……”半个月后李电话告诉我说，找到了鲁山一个贫困小学，约定4月5日早7时出发，有4位外教老师、一位翻译、李馆长、我本人和司机，一行8人前往鲁山。4日晚我院老干部科科长来我家探问情况，我把此行的来龙去脉完全告诉了她，她说，还是不跟外国人一起去好，次日早6时15分此行被取消了。这件事情，只能说是限制我的活动……
第55界联合国大会主席霍尔克里曾经面对全世界的新闻媒体赞誉过一位中国人——高耀洁，他说：“知识是艾滋病的最佳疫苗。在中国河南，就有一位倾尽心血义务宣传预防艾滋病知识的人，她的故事跌宕起伏，她的精神让人钦佩不已……。”此消息严加封锁了。
2001年我荣获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乔纳森char{8226}曼恩世界健康与人权奖”。这个大奖每年在全球只评一人，今年这项特殊荣誉属于中国人。2001年4月7日我收到世界卫生组织的正式邀请函，邀我于5月28日至6月1日在美国华盛顿参加颁奖大会。当我办出国护照时，5月21日，河南省卫生厅领导前往郑州市公安局阻止，扣发了我的护照，其理由是“我思想反动被反华势力所利用”，因此，我未能成行。5月30日世界卫生大会颁奖，与会者来自世界各国数百人，唯我缺席了。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先生在讲话中说：“中国获奖者未能前来领奖，我深表遗憾。她是一位在中国农村从事预防艾滋病宣传教育的女性活动家。” 奖金2万美金如数寄到我手中后，我把这笔钱用于印刷“防艾”书籍和资料，无偿的向群众发放。
2001年11月20～22日，我在河南省文史馆开会，22日下午5时许回到家，6时许，尉氏县妇联主任来电话问我是否带记者到该县邢庄乡拍艾滋病病人及死去的人的照片了。我说：“不知道。”半个小时后省防疫站主管艾滋病工作的副站长也来了，还是谈这件事，我说开会，这个月没有外出。一个小时后公安厅李副厅长（尉氏县驻队领导）和该县吕副县长都来了，他说本月21、22日两天《北京法制报》来了５个记者三男二女，带头人叫卢广，在尉氏邢庄等地拍照两天，不但拍了病人，还拍了死人。现在他们想让我把胶卷要回来。吕副县长说艾滋病不宜多说，怕群众害怕，怕地方产品卖不出去，更怕影响河南形象。我说卢广我不认识，我开玩笑地说，我开了三天会，在文史馆坐了三天，即使“做案”也没有时间。他们坐了半个小时走了。后来听说，他们找那几个记者找到深夜４点多也没找到。
2002年2月下旬的一天，我单位领导一行四人来到我家，说是过节了来看我，从谈话中我才得知他们不让我接待记者。其实新闻媒体来人来电者几乎天天都有。3月3日上海小周来电话说：“有个杂志要用您的照片，我的朋友准备去郑州为您拍照。”第二天我发现在我家院门口站有2至3名便衣警察。这时有人打电话说“来拍照的是个美籍华人”并且不让我接待他。3月7日我去银行讲课，3月8日我又去本院开“三八节”座谈会，均有人跟踪，甚至我到街上买块肥皂都有人在后面监视。3月10日我从网上得知：我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亚洲25位英雄人物之一，据说《时代周刊》就是1987年邓小平被评为十大风云人物的那个杂志。这时我才知道，是《时代周刊》要为我拍照，照片始终没有拍成，3月13日我发现便衣警察不见了。
2002年度，我被评为“亚洲之星”颁奖大会场10月22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当我走进会场时，摄像机、闪光灯，照个不停，我想这么多记者在关注我，不知他们是国内的或国外的，我最好避免更多麻烦，当晚领奖时与英国前首相梅杰先生合影，第二天一早匆匆返回郑州。
2003年8月，我获得被誉为亚洲的诺贝尔氏奖，拉蒙——麦格赛赛奖，颁奖大会8月31日在菲律宾隆重召开，我深知自己的处境，只好请朋友代我赴菲律宾领取奖杯、奖状、奖金，经过顺利。马尼拉市（菲律宾首都）市长赠我一个金钥匙，聘我为荣誉市民，欢迎我到该市居住。菲律宾前总统拉莫斯来信祝贺，他说：“该奖是对一个人的成就和您非同寻常的杰出事业的再次肯定……祝您取得更大成绩。”
清华大学邀请我参加2003年10月10日的“AIDS和SARS国际研讨会”，并让我下午发言。本人10月7日抵京，9日下午2时许，驻进“清华紫光国际交流中心”，5时许我们单位管人事的书记和老干部科科长突然进入我的房间，美其名曰来看我。我不等他们多说，就随北师大法律研究所所长离开了房间，赴北师大去了，临走时，他们问我几时回来，我说晚上，当晚我住在北师大未回紫光宾馆。次日上午8时，进会场时，那位书记和老干科科长都在会议厅门口等着我，他们说：“不要误会，给您谈谈。”我说：“没什么好谈的，今天的会议开定了，待我回去您们想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吧。”这时，清华会务组的同志喊着叫我赶快进会场，他们强烈要求进会场参加会议，被会务组予以阻止。下午外电报道了他们的这一行动。10月12日，我回到了郑州，迄今，未有任何领导来找我谈这一问题。
继而，北京大学和北京外语学院邀我参加艾滋日的活动，11月30日，我在北京外语学院讲课，我讲的题目是《压在艾滋病病人头上的三座大山》。12月1日，我在北京大学与周教授一起做节目，会上气氛十分热闹，提问者众多，会议延长了一个多小时。我回郑后又赠给两校共千余本书和几千份小报，他们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