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场与克里姆林宫（旅俄随笔之二）

在机场到莫斯科市区的必经之路上，可以看到这个形如鹿砦的纪念碑，它标志着当年德寇进攻莫斯科时离市区最近的地方，离市中心的红场仅十七点五公里。据说德寇的将军们站在坦克上用望远镜可以看到克里母林宫的红星了，但他们再未能前进一步。其实这也怪他们自己，因为他们把大量兵力转向南方，包围并俘虏了基辅附近的几十万红军。但斯大林也因此得到了保卫莫斯科的宝贵时间。同时他在此时得到重要情报（感谢大间谍佐尔格），说日本在一两年之内不会进攻苏联，使他能抽调大批精锐的西伯利亚军团到西线来保卫莫斯科，并发动反攻，从而扭转了战局。

冬天的酷寒也帮了莫斯科，正如一八一二年冬天的酷寒使拿破仑攻入莫斯科后又不战自退一样。一九四一年严寒甚至使德军的汽油凝固，造成大量坦克车辆瘫痪，极大地削弱了德军的战斗力。正象俄罗斯勇士们总能从大地母亲那里里获得力量一样，莫斯科似乎也总在冥冥之中得到俄罗斯天气保佑。

这就是克里母林宫红墙外的红场。几十年来，每年十一月七日，这里都有阅兵式和游行，历代苏联首脑们就站在列宁墓上观看，包括一九四一年十一月七日。那天斯大林一如既往在红场阅兵，红军的坦克大炮通过红场后就立即开赴城外保卫莫斯科的前线。据说希特勒得知斯大林在战争期间居然还敢在红场阅兵后大发雷霆，认为这是对德国空军的极大侮辱。他当然不愿相信，对他的军队的更多更大的侮辱将随即而来。

克里母林宫红墙之内基本分成两个区，一边是克里母林宫，自苏维埃政权于一九一八年从彼得堡迁到莫斯科至今历任政府首脑的驻地。据说照片中二楼中间的窗户就是列宁当年的办公室。还记得电影“列宁在一九一八”吗？看过更多的关于斯大林的苏联电影吗？其中很多故事都是在这里发生的。但现在俄罗斯的新一代领导人住在外面了，普京就每天乘车到克里母林宫上班。

红墙之内的另一边则聚集了好几个皇家专用的教堂。这些教堂的上面满满地挤了一丛这样的金洋葱头，煞是可爱。在莫斯科和彼得堡，曾看到很多这种典型的东正教教堂，它们的顶部都是形态颜色各异的圆形尖顶。这种洋葱头式的教堂顶与西欧常见的细长的哥特式尖顶很不一样，倒是更接近伊斯兰清真寺的建筑风格，大概因为地域上比较接近，受其影响吧。

克里母林宫的这些皇家教堂各司其职，从王子公主们出生受洗，结婚，沙皇登基加冕，直到死后下葬，在方圆不过百米的几个教堂内分别得以完成。 在这几个教堂之间是一个广场，皇家的一些庆典仪式在此举行。在电影“西伯利亚理发师”里，沙皇在这里骑马检阅士官学校的毕业生。（顺便说说，“西伯利亚理发师”是俄罗斯近年来一个难得的好电影，表面上讲的是一个美国女人和一个年轻士官生的爱情故事，但隐含的主题却是西方对纯朴如处女地一般的俄罗斯的影响。）

最后一个葬有彼得大帝迁都彼得堡之前历代沙皇的教堂最吸引人。类似英国和西欧教堂中的帝王陵寝，教堂内每个沙皇及其皇后都有一个高出地面的陵墓。这些墓一个挨着一个，把小小的教堂挤得满满的。葬在这里最出名的当数伊凡雷帝（“Ivan the Terrible”）。他生性残暴，杀了很多人，包括他的儿子，因怕他篡位而亲手杀死了他。列宾的名画“伊凡杀子”描绘的正是这个场景，画中伊凡雷帝紧抱着刚被他用权杖打死的儿子，脸上的表情是极度的惊恐和悔恨。因自知生前作恶太多，怕死后遭人报复，伊凡雷帝把自己的墓设在教堂里一个叫做“天人界”的分割墙之内，而不象其他沙皇那样葬在外面。“天人界”之内是专供神职人员与上帝沟通的地方，凡人不能进入。伊凡雷帝的墓因此不能被他的臣民们瞻仰，但这可能也是他能在那里躺了几百年，从未被人打扰的原因。

这是克里母林宫红墙下的无名战士墓，旁边燃烧着永不熄灭的火焰，一如美国阿灵顿国家公墓里的无名战士墓和肯尼迪墓。这里不间断地由两个士兵站岗。 (他们曾专为列宁墓站岗，几年前转到无名战士墓。) 他们 纹丝不动地笔挺站立，时有另一个士兵走过来为他们整理衣帽，帮他们擦汗等等。每隔一个小时，又有三个士兵从克里母林宫红墙里正步走出来换岗，原来的三个士兵则迈着正步离开。象伦敦白金汉宫的士兵换岗一样，这里也成为旅游的一个景点。这些士兵们高大， 英俊， 又年轻的象大男孩一样，肯定也吸引了众多的姑娘们，得到她们的顾盼和青睐。 遗憾的是，在无名战士墓的庄严肃穆之外，丑陋的经济现实总要留下它的痕迹。据说近年来与无名战士墓有关的几个单位一直在为谁该支付长明火的煤气费用而争论。所幸无名烈士的英灵再不用为这种人间琐事发愁了。

一个城市如果有河流经过，就平添了许多美丽，似乎有了灵气。蜿蜒流过市区的莫斯科河的作用正如此。作为一个城市，莫斯科起源于十一世纪莫斯科河畔的一个城堡（这也是克里母林这个字的本意）。阳光下灿烂的莫斯科河在克里母林宫红墙外流过，倒映着红墙的塔楼。这也正是自童年以来我心目中的莫斯科。其实这个印象是从一幅画得来的。这幅画曾在北京苏联展览馆餐厅（被很多北京人亲昵地称为莫餐或老莫）挂了很多年。沿着围饶克里母林宫的红墙，有几十座塔楼（作用大概类似于长城的烽火台），革命后每座塔楼的尖顶上都安装了象征革命的五角星，一到晚上就发出红光。记得在一个关于卫国战争的故事里，一位母亲告诉她年幼的儿子，只要夜晚还看得到克里母林宫的红星闪亮，莫斯科就还在我们手里。多年前，在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中国孩子们心目里，克里母林宫就是那座最大的塔楼，和它顶端的五角星了。

在过去七十多年里，克里母林宫和它周围塔楼上的红星曾经是苏联，乃至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象征。现在，虽然克里母林宫的红星并没有熄灭，虽然刻有从欧文，傅立叶到马克思，恩格斯，李仆克内希等共产主义理论家名字的纪念碑还宫墙外高高挺立，但这些十九世纪理论家建立平等社会的理想却被二十世纪这些理想的实践者的独裁残暴所打碎。共产主义理论建立一个多世纪后，共产主义运动不复存在，仅沦为二十世纪的一段往事。 “社会主义阵营”都争先恐后地重新走上西方资本主义的老路。 但历史为什么会是这样？ 共产主义的兴与亡是必然还是偶然？这大概是多少曾终生为这个主义奋斗的人心中永远的疑问，也将是未来史学家们无尽的话题。但无论成败，那些为理想而献身的人永远得到我的崇敬， 人类无私奉献的精神永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