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两天大家对宗教谈得很起劲，我也来贴一段我父亲“自传”里提到的上海圣约翰大学。由一斑而见全豹？

圣约翰大学很保守。当时在中国无论是洋人办的，还是国人办的大学，已都实行男女同校（女子大学例外），唯独圣约翰只收男生，不收女生，直至我毕业，才改变这一制度。听说在20年代时，星期日上午全体学生还必须进教堂做礼拜，就餐前必须伏案做祷告。不过我没赶上这年代，所以是“宗教自由”。不过，那时每星期六上午11点至11点50分有一节必修课，直言不讳地叫做宗教课，虽无宗教仪式，内容还是宣扬基督教教义。当时其他教会学校就比圣约翰来得零活，虽然也有这么一门课，可是不叫宗教课，改称哲学课。就为了这一点，圣约翰得不到当时南京国民政府的承认和立案。圣约翰莫非受了儒家思想的影响，笃信“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的教条。还有一事，对我这异教徒看来是怪事，星期日是安息日，异教徒也得遵守，连打球等体育活动也属禁止。我亲眼目睹一个星期日有两个同学忘了此天经地义的教规，在球场上打网球。果然，不到5分钟，不知从哪里走出个人来喝止。外国教会以办教育为名，在中国传教，以我之见，他们的神圣工作和努力，基本上是失败的，至少在学校的范围内。在我的同学中，除了来自基督教家庭者外，我实在想不起有哪一位同学经学校的教育和熏陶而感化为基督徒的。

圣约翰大学对学生管束很严，在当时的大学中是少见的。每天早晨6点30分，有一矮个儿老工人敲响怀施堂楼顶的大钟5分钟，让学生们知道“黄粱”已熟，该是日出而作的时候了。7点30分，全校学生必须在大会堂集合，座位上有号码，各就各位，有人来点名，记下空位置上的号码。缺席次数超过定额，就会被教务处传讯。早会上校长先生讲些哲理性的讲话务虚，天天有新内容，充分显示传教士的辩才。学生们个个洗耳恭听，不过心里在想些什么，是否一心以为鸿鹄将至，那就很难猜度了。8点起上课。下午5点前是不准出校门的。晚10点必须在自己的宿舍，有人来点名。11点必须熄灯睡觉；如因考试燃烛夜读，想“开夜车”，平时从未见面的舍监此时来敲门警告。只有星期六中午12点起至次日晚10点前可以离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