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

我在太原市一家医院的住院部工作，生活和北京相比，简单，琐碎，但非常温暖。五姐忙着为我张罗女朋友，但我总是拒绝。她便痛骂我是没有出息：“你在北京就是装死也能装得过去，回来干什么？”又说王秀子根本不值得我这么伤心，现在的女人到处都是，“凭你的条件，别说是找一个女人，就是找三个都不嫌多。”五姐大概是气急了吧。但她和大姐他们一样，也是因为爱我。

我的单位坐落在桥西。除了去看大姐一家，我平时懒得连汾河也不过了。旧迎泽桥和洋灰桥已经在几年前被炸得粉碎。大姐说炸迎泽桥的那天，她就站在围观的人群里，当桥头轰然坍塌的那一刻，她的眼睛都潮湿了。如今的汾河两岸，一座新桥横跨东西，河边覆盖着绿草，点缀着鲜花。昔日磷峋剥蚀的河岸，被水泥和大理石砌得比我的牙齿还要齐整闪亮。每当夜色降临，汾河两岸总是人来人往，水色在栏杆和彩灯的装点下显得华丽无比。据说这条被改造了的汾河，已经再现了古时汾水滔滔禽鸟忘返的美景。而我知道，汾河在很多年前就早已死了。从一九六三年它那古老的河道送走了最后几只运粮船后，它便日益干枯，积弱不堪。而如今，它那仅有的几滴乳汁，也再也满足不了这个城市里那些向往着华宅和汽车的人们了。

我和老母依然住在那个老式的宿舍楼里，早出晚归，生活倒也安静。只是我大姐和姐夫的情况却越来越让我担忧。我隔了一段时候又去铁匠巷，却见四个东北客住了那两间平房。说是房主把房子租给他们了。我赶到大姐的店里，一进去就问她为什么。她说棒棒的学费越来越贵，姐夫最近身体不好，也不能出去打点工贴补家用了。铁匠巷的房子租出去可以多少有些收入。我说棒棒的学费差多少，我来出。她说，我什么时候要过你们的钱。我又问她棒棒在哪儿，她朝后边指了一下。我推开门，见棒棒正坐在一堆花花绿绿的衣服里，写着作业。我说，“你爸呢？”“他在后面浇花。”我就走到院子里。姐夫有些黄皮寡瘦地，见了我便说：“我还正想找你呢，我肚子最近不大舒服。”

我心里暗暗吃惊，忙问他怎么不舒服。他说肚子胀，打嗝，胃口也越来越坏了。我又说，“你的肚子多长时间就这么大了？”他笑说：“不长不短，十个月。”见我没笑，才认真起来，“你没回来的时候就开始长了。”

在我的催促下，姐夫和我去了医院。第二天又去，抽出了三千毫升的腹水。他有些慌了，但还是强言欢笑说：“我还以为我是长了一肚子好下水呢。”

我姐夫的肝脏在挣扎了十几年之后，终于疲惫不堪，再也不愿承载任何负荷了。

从我回到了太原的第二个月开始起，姐夫三次住进医院，又三次偷偷跑了回来，说他受不了医药费的重压。向来镇静的大姐也有些急了，到处寻找治病的良方。她有一次问我，“你学了那么多年的医，你姐夫就好不了了吗？”我说能好，但希望非常渺茫。她一怒之下大骂我是个没用的废物，但很快地，她就镇静下来，说，“你没有希望，我自己去找希望。”

她让姐夫辟谷，他便饿了三天的肚子；她让他练气功，他就强打起精神把四肢拖着去练了。她还从五台山的塔院寺求了供献回来，又找了个风水先生，把家里的摆设重新安置了一下。姐夫让我劝一下大姐，说肝是长在他身上的，他已经是好多年的肝病患者了，比谁都知道他自己是怎么回事。而我却一直劝不出口。大姐总是爱说：你总得给穷人一些活路吧。我不能把她的那点活路也挡死了。

从他们三个人的睡房到后面那个窄小的院子里，有一道近三寸左右的门槛。姐夫有段时间行走不便，大姐买了一个轮椅，把姐夫抱上去坐好。推到那道坎儿的时候，大姐就说：“国华，你要忍着些，又要颠你一下了。”大姐身材弱小，每次推之前总是先吃力地哼一声，轮子上不去，她就推第二次。后来我给她做了一个板子，轮子不会卡在那里了。但每次把姐夫推到院子里晒太阳后，她总是汗湿了。她把姐夫用单被包好，又回去踩缝纫机，没有顾客的时候就跑出来问他要些什么。以前是姐夫照顾她，现在则反了过来。有一次，我见姐夫吃着一堆看不出颜色的东西。我就问他那是什么补药。他笑说：“哪是补药，是你大姐做的饭。”“好吃？”我皱眉道。他把身子靠过来，悄悄说，“简直不是人吃的东西。不过，她是好心，说她以后要把做饭的活儿全包了。她是怕我累着了，死得就更快了。”

棒棒那一年已上高中，我又一次提出要棒棒和我去住，姐夫则又一次拒绝，说他去日无多，能看儿子一眼就是一眼。我说，“可这么一种环境，你们让他怎么考大学？”

大姐一会儿说让棒棒去，一会儿又说不。我就让棒棒自己决定。棒棒坚决地说：“我不走，我去了姥姥家反而会分心。”我就知道自己再说什么也是多余了。

姐夫没住院之前，我常常去那里看他。有一回坐在他们家的小院子里，我跟大姐说着姐夫吃了那些药以后要注意观察些什么反应。姐夫看着我们俩，一直不说话。我把他从院子里背到屋里，刚把他放下，他突然说：“我早就知道你会这么有用的，强强。你在我家白吃了那么多年的饭，这下我总算把本钱捞回来了。”他是笑着说的，我却无比辛酸。我找了个借口走到院子里，眼睛已经潮湿了。我是那样地憎恨着自己的无能。我真的想救他，但我就是倾尽我所有的人力财力，他也是无可救治了。

他的主治医生是个年轻女子，充满了一些只有病人才会有的乐观。当姐夫的进食量越来越少时，在我大姐的哀求下，这位医生竟然同意考虑我大姐所说的人工进食管，说那样也许才能保证病人摄取到基本的营养。“别担心，挺简单的一个手术，就是在肚子上开一下刀，”她对我姐夫说。把手术说得象吃一片止痛药那么容易。我坚决反对，说她疯了，忘记了自己是个医生，而和家属想得差不多。大姐却让我住口。只要姐夫能呼吸，就是他变成了植物人，大姐也不会放弃的。

大姐和医生走出去以后，姐夫突然抓住了我的手，一向温和甚至怯懦的眼神突然咄咄逼人：“强强，你说我到底还有没有救？”

那样的目光下，我是不能撒谎的。我摇头。

他又复归了往日的安静，半躺在那里，想着什么。

我大姐是那种一生都在和生活抗争的人，在生死大限面前，她依然旧习不改。在姐夫拒绝了进食管和营养液之后，在主治大夫告诉她已经全无希望的情况下，她还是绝口不提“死”那个字眼儿。仿佛那样，她就可以躲过那一劫。她不止一次对姐夫说，等明年棒棒考上大学之后，她就会把这个店关了，她要和姐夫一起去旅游。她说得非常写意，一会儿说他们会到四川峨嵋山上看佛光去，一会儿又说要到陕西去看兵马俑。姐夫每次都是微笑地说：老伴儿，你得自己去了，我到时候就入了土了。大姐装作没有听见，又说等棒棒结了婚以后，他们老俩口怎么去给棒棒看孩子，姐夫叹口气，又说：我是不想看了，你要去就自己去吧。

这样几次三番，两个人就一直那样玩儿着猫捉老鼠的游戏。直到有一天，大姐又说起了她的旅行计划，这次去的是上海。姐夫突然扭过头对我说：“强强，你去叫个出租来，我要到商店去。”

我问他去干什么，他说：“买一身好料子，做一身好西服，我不能就穿着这身老虎皮入土。”

大姐却说，“做身西服就做身西服吧，要去上海，你还真得有件象样的衣服。”

姐夫突然提高了声音，“你要去上海就和老李家的儿子去吧，我反正到时候就已经死了，什么也看不见了！”

我已经有很多年没听见他们说起那个人的名字了，不禁目瞪口呆地看着姐夫。

大姐勃然大怒，手一挥，把姐夫身边小桌子上的药、水、书，统统扫到地下：“你想死就死好了，你一天到晚死来死去想吓唬谁？你死呀？你怎么到现在还赖着不死？！”

姐夫苦笑着看着她：“你不要再这么骗自己了，我是怕等我死了以后，你活不下去啊。你……”

大姐竟把助听器摘了下来，狠狠地朝姐夫的身上扔了过去。她走到了屋子里后，就再也没有出来。

姐夫把头转向我：“你答应我，你会好好照顾她。她要是有一点闪失，你小心你有一天到了那边之后，我踢你的屁股！”

他装得气势汹汹地，但看我的眼睛里却充满了哀求。我使劲地点了点头。

我推着我的自行车走了出来。刚走到大路口上，就听见大姐在后面喊着我的名字。夕阳里的她好象是陷在重重大雾之中，跌跌撞撞地朝我走来。很多年来，我是第一次意识到，象大姐这样一个人，也有不得不屈服的时候。

她问：“真的不行了？”

“真的，”我说。

她绝望地看着我。是那种从心灵深处渗透出的彻底无助的绝望。

她抓住我的胳膊，“没有他我怎么办？就真的一点儿办法都没有了？”

我摇摇头，“没有，大姐。我姐夫是真的不行了，他最多只有一年的时间了。”

她就站在人来人往的路上，痛哭起来。

　　　　　　　　　　　　　　　　　　十

我的有钱的病人却没有大姐和姐夫那样的痛苦。就在那段时间，医院里住进来一个商人。他说他小便时疼痛，也不象以前爽快，怀疑是不是前列腺出了问题。他把病房当成了旅馆，经常开着车去他的公司。护士们很喜欢他，他总给大家带礼物来。好像大家都知道钟楼街的哪个店是他的，五一路的哪个店又是他的。我有一次听见两个护士议论他，说他人品很好，不嫖不赌，几乎就和丁医生一样。我听了想笑，不嫖不赌，本来理所当然的事却成了美德。但当我把“几乎”那两个字想了一下时，却叹了口气。

一天去查房的时候，我见到了那个人。他果真和大家说的一样，没有一点暴发气。他人体型中等，文质彬彬。初谈一下，竟还是北京某个名校的老毕业生，和我的母校仅有一墙之隔。我们便坐在那儿，谈了一阵北京，学院路，体育场，天气。他问我为什么会离开北京。我说是因为家在这里。他说他不信，要是因为家的原因，毕业的时候就应该回来。我嘿然不语。

他看了我一阵，很认真地说：“因为女人？”

我点头。

“她在太原？”

我说：“不在，跑美国去了。”

他又看了我一阵：“那你怎么不往美国跑，倒跑了回来？”

“不回来不行。”

“不回来不行？”

“是。当时去北京是为她，现在回来也是为她。”

“你看，女人有多厉害，”他调侃地说：“到了美国那么远的地方，还是能让你回太原你就不敢留北京。”

病人叫唐凯丰。不是前列腺肥大，而是性病。

那天，我去把消息通知他的时候，他正在病房里看报纸。一个护士走进来说：“唐先生，你刚才出去的时候，你太太来了，问你今天的情况。”

“下次她再来，你就说我刚刚死了，”他说，然后忍不住笑了起来。

女孩子象被他特别信任了一下，高兴地跑了。

“你们结婚几年了？”我也笑道。

“十年，我是她原配，”他的声音里有些讥讽的意思。

“现在象你这样的，是人原配的倒有不少，”我说。

他笑：“小伙子，小心你的舌头。”

我又说：“你结婚好像很晚，你们关系还好吧？”

他说，“这和我的病没什么关系吧？”

我坐下来：“有点儿关系，唐先生。你没有前列腺炎，你这么年轻。”

“也不年轻了，四十五岁，前列腺那个东西四十岁以后长，好象每年长几毫米吧？”

我笑：“但也不是那么长。那样疯长，还不长成了西红柿。”

他又说：“我有一回在厕所里碰见两个六十多岁的老头子，两个人小便的时候都是滴滴答答地，象水龙头坏了关不上似的。其中一个对另一个说，他年轻时尿五百毫升的尿，五秒钟不到；现在却是尿五毫升，一百秒都不行。”

他又一次大笑，说：“不是就好。”

我说：“但也不是什么好病。”

他正色道：“你说吧，我这个人很坚强，癌症？”

“不是。你的生殖器上有泡疹。”

“什么？”

“泡疹。”

“那不是性病吗？你胡说！我这个人从来不搞女人，除了我自己的老婆。你不信？你以为凡是有钱人就喜欢搞女人对不对？你是不是把别人的诊断书拿来了？人家说你是从北京哪个大医院来的，可你也不过就这点儿水平！”

我沉默着。病人总是这样，先震惊，再反驳，再和自己说理，再接受。

“真的？”他过了一阵果然问：“我去酒店都要带自己的床单，怎么会？会不会是因为我用了别人用过的马桶？”

“不是。你的病是通过性交传染的。”

“你往下说。”

“这种泡疹其实和人嘴上的口疮的性质是一样的，如果你的配偶有的话，她会用一种特别的途径把病泡疹传染给你。我的意思是，如果她……”

“我????不好那个，”他打断了我。

但很快他就象想起了什么：“别人能传给我老婆，对不对？”

我没有回答。

他停顿了一下：“我老婆没有口疮，不过，我倒是知道谁有。”

一个星期后，我走进医院时，又一次看见了唐凯丰。他把我拉到一个角落里，说：“是我老婆。我早就发现她和我们公司的一个小子眉来眼去地。那家伙好长时间嘴巴都是烂了好，好了烂，我想把他忘了都忘不了。我昨天问我老婆了，她都招了。”

然后他慢慢地问：“我还有没有救？”

　　　　　　　　　　　　　　　　　十一

以后唐凯丰常叫我出去喝酒。那年十月，他离婚了。一天晚上，我们坐在迎泽桥东畔他那个叫竹青的酒家里喝酒。从那扇窗子朝外看，汾河两岸的夜景可以尽收眼底。迎泽桥两侧的汾河早已改道加宽了，河床里由人工蓄满了清澈无边的水。当人们走在汾河的人行道上时，才会听到脚下旧的汾河，正和着下水道里的污泥浊水，发出一阵阵微弱的声响。我眼前夜色里的太原城，象是江南的一些城市，灯火通明，水色妖娆。原先那座古朴的洋灰桥已经无处可寻。失去了伙伴的迎泽桥，有着那么多的水，那么多的灯，倒也并不显得寂寞。

那晚，我喝了很多酒。我后来说起了秀子，北京，吐了一阵，哭了一阵。唐凯丰没有提他离婚的事，反过来劝我，说我运气不好，看错了女人。

我虽然喝多了，但还没有喝傻，便嘲笑他说：“你运气好？你他妈地差点连自己的家伙都保不住了，你和我打个平手都不够。”

“我和你不一样，”他并没有生气。然后他说他三十五岁才结婚是另有原因。之所以那么晚，不是因为忙着赚钱，而是因为一个女人。自从那个女人不要他了之后，他就一直不能爱上别的女人。

我挖苦道：“你有那么多钱，怎么也有不能的事情？”

他说：“我本来不想和你提这件事。可今天晚上因为你一直罗嗦，弄得我也忍不住，又想起她来了。”

他便叹了口气，讲了起来：

说她是我的女朋友还不对，其实应该说她是我的第一个妻子。我们在一起的时间只有一年多，每周见一、两次面，肌肤相亲也不过十多次。就那十几次，她却把我这一生能有的幸福都拿去了也都给我了。

我们是中学的同学。她是插班生，进来念书的时候我已经高二了。她和我一样大。人们说同龄的女子总是比男子早熟些，相处中照理说应该是她让着我，但现在想想看，却是我处处让她。不过，当一个男人象我那么去爱的时候，做什么事情都不奇怪了。

她家里负担重，上完高中没考大学就去当了工人。人们现在都爱说美女怎么样怎么样，我没什么感觉。我觉得用美女两个字说她象是侮辱她。那个时代的女孩子都很朴素，她也那样，穿警蓝或劳动布的裤子，花衬衣。我最喜欢见她穿那件蓝色的上衣，翻领，腰那块儿有两个口袋，有些紧身，显得她很苗条。我说不能用美女两个字来形容她，是因为她是天成，没用过化妆品，也没穿过漂亮的衣服，别人和她穿的都一样，她仍然能与众不同。现在美女众多，象快餐店生产出来的批量牛肉饼一样，不光是样子一样，你还不知真假。象我后来的老婆，如果卸了妆和一堆女人坐在一起，我不敢保证我能把她认出来。但她却不同，眼睛是眼睛，眉毛是眉毛。我真希望时光流转，带你看看她的样子。

我自从高考后就再也没有见过她。我再见到她的时候，是在太原火车站。正是九月初的晚上，车站上到处是去外地上学的大学生。她送一个朋友，我父母则送我。她的短袖衫上戴着一块黑纱。去送她朋友的人很多，她站在一边，静静地看着人家。后来人们说得无聊散开了的时候她才过去说话。她说她很羡慕人家能到北京去，现在也有些后悔她过去把精力都用在了家务上。又说她虽然不象她的朋友那样有机会出去见见世面，但她还是为朋友高兴。我从没有见过象她那样诚恳傻气的人。

我听见她和朋友说她是坐公共汽车来的，就让我父亲过去问她想不想坐他们的车回去。她起初不肯，但当我父亲说是我让他来的时候，她朝我这里看了一眼，答应了。火车快开的时候，被送的有些烦了，送人的却有些急了，使劲往车窗下面挤，站台上一下子就有了一个个的圈子。她就站在我们那两个圈子外的中间，孤零零地，有些尴尬。她和我目光碰上的时候，轻轻地笑了一下，我突然就有些不舍的样子。火车开动了，我一直朝她看。我母亲在外面喊着什么，我都没有听见。

我上到大二的时候，打听到她的确切地址，给她写了一封信，说我想和她做朋友。一连写了五封，她才回了。说她是个工人，和我是两个世界里的人，不合适等等。我不死心，又问她有没有男朋友，她说没有。所以我尽管被她拒绝了，但还是很高兴。

那年暑假的时候，我在南宫电影院前看见她。我母亲和她的单位都是一个系统的，每次包电影都在一起，所以后来每次放假回去看电影，只要发现她，我都要换座位。换到她的左边，右边，后面。有一次换到了她的前排，她的呼吸能喷到我脖子里时她还是不知道。

她那时每一次看电影都带着她的小弟弟来，那个孩子穿着女孩子似的围嘴，胸前别一条干净的手绢。孩子很淘气，她先是哄他，然后又威胁他，说要把他卖到农村去喂猪什么的，但从没有揍过他。光听她和他说话，我就不能不爱她。有一次，她抱弟弟出去上厕所，回来的时候，那小男孩儿抓住了我的头发死不松手，她一边抓着弟弟的手，一边狼狈不堪地向我道歉。我回过头，她吓了一跳。我和她是一年多以后第一次面对面，她的手还放在我的头上。我挣扎了半天才镇定了下来，说：是你啊？

我曾约她出去，她拒绝了。我后来回了学校又写信给她，她没有回信，但从来也没有把信退回来过。她一直没有男朋友，因为她们家负担很重，或是因为她给了自己很大的责任，她一直不想嫁人。我毕业后自愿回了太原，我妈很不高兴，甚至跟我吵了一架，我激动之下说自己回来是因为要和女朋友在一起，母亲问是谁，我就顺口说了她的名字。母亲喜欢搞外调，立刻把她的祖宗八代调查了个清楚，回来说，我们这样的人家绝不能和那样的人家攀亲，她没有学历，家里又穷，是无底洞。其实，我还没有和她交往的时候，我妈就已经不喜欢她了。

但我不在乎，还是喜欢在看电影时把座位换到她身边去。我象一个猎人那样缩小着包围圈。有三次很幸运，竟坐在了她的身边。当剧场里暗下来的时候，我把自己的身体靠过去，脚几乎要踩到她的脚上。她呼吸急促，身体僵硬，但从不肯看我一眼，能那样矜持地坐一两个小时。最后一次我失去了耐心，便将手紧紧按在她的手上，不给她一点挣扎的余地。当电影放完的时候，她的五个手指已经轻松地放在我的指缝里，象和我认识了很久的样子。她有一双细长柔软的手，象是学艺术的。

电影散了，我们在南宫绕了一阵，她说她母亲会着急，要回家。我说我送你回去，你家在哪儿。她说是河西。我就和她朝迎泽大街的西边去了。我让她在里边骑，自己在外面，象个英雄似地给她挡着人流。天冷，她却穿得很单薄，我要把大衣给她，她不要。我就把自己的皮手套摘下来给她戴，她犹豫了很久，同意了。我把她的手放进手套里时，我的手抖得很厉害，因为我突然意识到她已经接受了我，那种感觉让我又是狂喜又是害怕。我就在那天晚上发现迎泽大街的夜景其实很美。一直到现在我都喜欢在夜深人静时开着车出来，在路边找个地方把车停下，点一支烟，想一些再也无法回头的往事。

我在化工厂做技术员。起初周末的时候便把她带到厂里跳舞。她不喜欢跳舞，却总推我去，然后一个人坐在人们后面，看我在场上和女工们周旋。我总是从舞伴们的头上越过去到处找她，她和我目光交接的一瞬总是轻轻一笑，没有一点嫉妒的样子。我觉得她不象我爱她那样爱我，因为她从不妒嫉我的舞伴。她一直小心地不让自己陷得太深。后来才告诉我为什么。说她只能那样，因为她不知道我们到底有没有将来。

她说的是我母亲。我母亲一贯是个感觉很好的人，即使是从同一个早点摊儿上买豆浆，因为她装豆浆的容器好看一点，她就会觉得她的东西变成了牛奶，别人的却是开水。我毕业以后，父亲从公司经理变成了商业局的副局长。对我母亲来说，豆浆变牛奶的感觉也越来越多。你笑什么？豆浆变牛奶？这种人你没见过？你在社会上混的时间也不短了，总见过一，两个吧！我母亲已经去世了，我不应该这么说她，请她老人家原谅我吧。

我们第一次差点分手是因为我母亲。我母亲和我未来岳母在路上偶尔相遇的时候，我母亲居然鼻孔朝天地走了过去。那时我们已经交往了半年。两家的大人都知道这件事。那个星期六，她便说要分手，她说她可以忍受我母亲，但不能让我母亲那样羞辱她的家人。她说得很激动，声音颤抖，流着眼泪说她再也不想见我了。她生起气来样子很可怕，十个细长的手指绞在一起，仿佛要把关节折断的样子。她一直说她的脾气很大，虽然在我跟前，她一直很温柔，从没有发作过，但那一次，她的样子令我大吃一惊。后来我听人说，恋人间的第一次冲突比赤壁之战的意义还大，不是东风压倒西风，就是西风压倒东风，两个人今后一生中的强势弱势都是由那一次决定的。不过，我头一次是连想都没想就向她投降了。我把手按在她的手上，让她镇静下来。我说我们去领证吧，领了证就和结婚差不多了，结了婚你就不会这么不相信我了。她不同意，我坚持要给她一个承诺，终于说服了她。关于我母亲，我还给她做了很多保证，其中包括我们结婚后可以不和我母亲住在一起等等，但我知道，我说的都是谎话。我们家有三个孩子，我是老大，我是不会让自己的老婆和母亲那样僵持下去的。

我家在青年路还有一个单元，后来我们约会的时候就常常去那里。她喜欢绣桌布，织毛衣，什么复杂的图案看看就懂了。我给她买过很多服装方面的书。她象读小说一样地看，常指着衣服的图案说什么样的人穿了最合适。我一直想在结婚后送她去深造，学服装或者室内装饰，没见过象她悟性那么好的人。她还有很多奇怪的地方，比如说她不喜欢太小的东西，象牙签，硬币和麻将牌等等，说摸到手里有一种很恶心的感觉。我那时喜欢和朋友打一些麻将，和她交往的一年多里，我居然把那个也戒掉了。她还反感做饭，把菜切好便从厨房出去，所以我连挂面都没有让她煮过。其实男人在家做饭的本来就很多。对了，她还很少唱歌，有一次我从办公室回来，听见她把《澎湖湾》唱得象山西梆子似的，我以为她是自己开心。后来又一次听见她洗衣服的时候唱《走在乡间的小道上》，那回还不如梆子。我不禁大笑，原来她五音不全。我还以为她什么毛病都没有呢。你看，一个男人要是真爱一个女人的时候，她没有一处不是可爱的。

她跟我在一起的时候很矜持，总是不肯轻易亲近我，也不让我亲近她，把我弄得象和她打仗似的。即使在领了结婚证后也是那样。你们这年代的人我已经搞不清楚了，不过那时候，仪式比结婚证还重要。证只是说我们被法律承认了，仪式却是说我们被习俗接受了。结婚的时候，放二踢脚挂鞭其实不是给自己喜庆，而是要声势浩大地通知别人一下，通知了之后，以后我们两个人在家亲热的时候，公安局的就不会来拘留我们了，邻居大娘也不会骂我们下流无耻了。你说法律和习俗哪个重要？所以，她那么抗拒，我也知道为什么。但有一次她来的时候，正赶上下雨，她的鞋湿透了，她只好把我的袜子拖鞋穿上。她的脚很小，在我的鞋里使劲往前面挤着。我突然被一种很奇怪的感觉驱使着，心里冲动得很厉害。我央求她把袜子脱下来，她不肯。叫她过来，她只是笑。我便把她强拉到自己的怀里，硬是为她把袜子脱掉了。她十个脚趾都露在外面，脚趾被雨水泡过的皱纹犹在，非常地可爱。她挣扎着要走，我没有放手。我们都有一些害怕，连两个人的呼吸声都彼此听得清清楚楚。那样坐了好一阵，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把她一下子抱到床上，第一次和她有了关系。整个过程中她因为害怕浑身发抖，说我们还没有结婚。我说，傻瓜，你忘了，我们是有结婚证的，有那个证，法律就得承认我们是夫妻，我是你丈夫，你是我妻子。她说，没有仪式怎么办。我说我们以后再补。她又担心自己会怀孕。我说：怀就怀，我妈也就不能再说什么了。她又问我如果怀孕了，孩子叫什么。当时正好停了电，我笑道：黑子。

我自那以后就常常和她在那里见面。她常躲在我房间里的那个碎花窗帘的后面看我下班回来。她会将半个身体包在那个窗帘里，露出另外半个身子，半张脸和一条齐到肩膀的辫子。她后来承认说她喜欢那样看我，看我骑着一辆旧车摇摇晃晃地回来，看我的车座后夹的是什么东西。其实我早就知道她在那样看我，我有一次回去的时候，见她的辫子和窗帘上的夹子缠在一起，没来得及从那里跑出来。她的表情非常狼狈。我一面为她解头发，一面朝窗户外面看，一下就看见了我的自行车。我说你在看我吧。她红了脸。又有一次，我故意回来得很晚，在经过那个窗口时，我抬起头朝上面挥了挥，窗帘立刻动个不停，估计是她使劲往窗帘后面躲。她一定以为我看见她了。

我们俩都不爱出门，常常是躺在一张沙发上，她枕着我的胳膊，我看着手里的书或报纸。她有些走思地望着天花板，我有时发呆地看着她，却不知她的大眼睛在看些什么。她不那样的时候就为我收拾家织毛衣。我喜欢穿冷色的衬衣，她为我织了很多毛衣。毛衣的颜色比衬衣不是浅些就是深些，好像是她偶尔搭配在一起，但我知道她为了选一种线要去店里好几次，她以为我骨子里很在意穿什么样的衣服，其实有了她之后我倒什么也不在乎了。我已经准备好了要把自己全部交出去，由她随便处置。

她所到之处都会抹去我的痕迹。你不要笑。她不在的时候我索然无味，和冬眠了差不多。一个女人能很轻易地把你多少年的习惯和自信全部地摧毁掉，让你在没有她的时候，觉得自己无助绝望。我就是那样在不知不觉中向她投降了。她每个星期来我那里一次，她用过的熨斗放在桌子上的一块四方大理石上，熨斗立着，电线用皮筋捆着，好像她还在，也好像她再也不来了。她不在的时候，我就望着那个熨斗发呆，觉得家又变成了宿舍。等她来的过程很漫长，桌子上慢慢有了灰尘，我吃过饭的地方残羹的痕迹会渐渐象地图那么热闹，熨斗也不象以前那样和镜子一样亮了。但她推门进来的时候，我就会觉得窗外的风景突然亮丽了。我象孩子一样紧紧地抱着她，说，你太狠心了，你难道没有想过我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