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校友的新文字：仅仅是忧郁 ---沙叶新

深沉的人才忧郁，浅薄如我，居然也忧郁？上帝岂不笑掉大门牙！
可世界之大，无奇不有，经常没心没肺、嘻嘻哈哈的我，还真的就在今年正儿八经地忧
郁了一把。其状态是：时而失眠，夜半即起，整日愁眉，无精打采。什么事情也没兴趣
做，一篇文章也写不出来。自我评价越来越低，自我感觉越来越坏。因忧郁之故，一向
重然诺、不旋踵的我，如今即便是重要的承诺，也都无法兑现，只得失信违约。
比如，去年我曾答应四川某剧团，在今年春节后免费给他们写一出喜剧，我本以为此剧
酝酿已久，故事早已烂熟于心，人物更是呼之欲出，只需一个月时间便可轻松交稿。谁
知春节之前，忧郁突然侵袭，心绪越来越糟，勉强写作此剧，进展极为缓慢，整整两个
半月，始终在短短的序幕之中逡巡不前，怎么也拉不开正戏的大幕。可堪欣慰的，仅是
想出了一个令剧团团长喜欢的剧名：《都是因为那个屁》。但孩子还没出生，就起好了
名字，报上了户口，若是流产了，这不急死人吗？越着急，越忧郁；越忧郁，越写不出
，终于不了了之，忧郁也因之加剧。这种状态使我十分惊讶和恐慌，况且时间长达半年
，至今也还没有彻底消停。
好友闻知，前来探视，劝导于我。他说，有什么好忧郁的？难道你没学习？没看报？如
今欣逢盛世，形势大好，继全党认真学习三个代表，又喜迎保持先进性高潮。从工农大
众到中央领导，从港澳同胞到海外华侨，都说新中国50多年就以现在最好。红歌星的《
好日子》唱得世界人民都知道：“今天都是好日子，千金的光阴不能等；明天又是好日
子，赶上了盛世咱享太平。”听吧，满耳是大众的安康；看吧，一年年国富民强。这么
好的日子，杞国无事忧天倾，你忧郁什么？莫非对现实不满！嗯？
我诚惶诚恐，连忙解释，我说忧郁是一种疾病，至少是亚健康。如果对现实不满，那或
是对国事忧虑，或者是对社会愤懑。而我的忧郁不是对现实的一种立场和态度，只是心
理上的一种失衡。
好友继续开导：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可你，天下不忧你却忧，天下都乐
你不乐。岂不是对现实不满？
我无语，半年多来，我深居简出，谨言慎行，看书习字，心性恬澹，如果说不满，我只
对自己有所不满，何敢对现实不满？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
好友提醒，说我今年有一剧被禁，肯定不满。
好友所说的此剧是《幸遇先生蔡》，本是1998年我应北京大学之请，为他们的百年校庆
纪念蔡元培而写，后来由于众所不知的原因半途而废。三年后，香港著名的中英剧团得
知此事，诚恳请我将此剧继续写完，由他们排演。当时我在美国，很是感动，也很感
慨。感动的是，香港本是成龙、是周星驰、是张曼玉、是梁朝伟的艺术天下，如今蔡元
培这个世纪伟人也将跻身其间，和这些演艺明星所扮演的形形色色人物平分秋色，这怎
不令人感动？这至少说明香港的艺术也需要有点崇高，有点深刻，并非一味娱乐，一味
搞笑。
感慨的是蔡元培艺术形象的首次出现是在香港，而不是在更应该出现的北京；就像蔡元
培的墓地本应安置在北京大学宁静的燕园，而不是安置在如今香港逼仄的永远坟场一
样。
《幸遇先生蔡》于2001年夏秋之际竣稿，中英剧团团长和导演看了剧本即来电话，说他
们感动得哭了。我问：真的？他们说：真的！我有点疑惑，这个剧本能感人，我有点自
信；但感动得让人落泪，我想还不至于。当年11月该剧在香港葵青剧院公演，连满7场
，没想到还真的让一些观众感动得哭了。
当时上海话剧艺术中心的一位著名导演正在香港，她看过剧本和排演，很是喜欢，说她
一直就在寻觅这种感人的史诗剧，她说她要把此剧搬到上海舞台。我想这也仅仅是说说
而已。没想到四年之后，2005年，适逢上海“话剧中心”成立10周年，她果真建议并获
准排演此剧，作为“话剧中心”十年大庆的一次重要演出。于是，1月成立剧组，开始
排演；2月上旬首次连排，即获成功。可又没想到的是，第二次连排就突然接到上级通
知，停止排演！领导指示，坚决执行，剧组也随之解散，充分表现了强大的执政能力。

好在剧组成立之初，我便表示，我不参加剧组成立大会，不接受记者采访，不上电视露
面，不作报告阐释剧本，不会出席首演仪式，也恕不奉陪领导看戏。这倒不是我对此剧
的命运早有预感，也不是我目无领导，而是我乃一介书生，自惭形秽，自有非他族类的
自知之明，因而对令人鼓舞的活动总是恐惧，对法相庄严的领导，总是敬畏，统统避之
唯恐不及。这样一来倒也好，此剧降生时我没去凑个热闹，并未欣喜若狂；夭折时我也
没在葬身之地，也未如丧考妣。我既没兴奋过，也没痛苦过，当然也就没有向遗体告别
时的哀伤，好像什么事情也没发生一样的平静。这应归于我的忧郁之功，使得我早已不
随心所欲，而是随心所不欲，心如止水了。
我非但无怨无恨，反倒劝慰剧组负责人，我说： “领导总是纵观全局，站得高，看得远
，停排此剧，自有充足理由，兴许是为了避免我们犯下错误，才作此英明决定，这正是
领导对我们的关心和爱护。”我还表示：“只是排了一个多月，浪费了此剧的投资，也
浪费了剧组的很多时间和精力，我感到万分抱歉！”
好友听我介绍以上情况，甚是惊讶，问我：“果真如此？”
我说：“句句属实。”
好友又问：“你何以如此。”
我说：“全仗觉悟的提高。早在1988年，我的剧本《假如我是真的》就曾受到领导的关
怀而停演。1989年和1991年，我的《孔子·耶稣·披头士列侬》先后两次被德国邀请，
分别参加汉堡的国际戏剧节和慕尼黑的中国艺术周，两次都被政府好心的劝阻。 1994年
，香港某电影公司投资拍摄我的电影剧本《江青和她的丈夫们》，有关部门因担心投鼠
忌器而釜底抽薪，致使该片安乐而死。2000年，我参与的上海版的《蝴蝶是自由的》，
也因上级的呵护而一度被停演。加上这次的《幸遇先生蔡》，20多年来，我有这以上诸
多剧本以及不少的文章一再地被关爱，这是何等的幸运！这深深感到这是对我的锻炼和
培养，大大地增强了我的心理素质和承受能力。有人说，上面这样做是违法的。我说并
不违法，就如对某些新闻的管制，也是为了革命的需要和代表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也
同样不违法。中国一直在表示要制定新闻法，现在尚无法，怎么违法。有人总是不能正
面的积极地去理解政府的好意，总要和政府过不去，老是找政府的茬儿，如果这样，我
们怎么能建立起和谐社会？”
好友甚是欣然，问我思想觉悟怎么提高如此之快。
我说：“我在新中国生活了56年，如果没这点觉悟，怎么能对得起党和政府，那我不是
白活了吗？那我还是人吗？”
好友连连点头，说：“对呀。这样还是人嘛！”
我让好友放心，我对他说，我没啥，仅仅是忧郁。
好友又追问：“真的不是忧国忧民？”
我说：“绝不是忧国忧民。即便国堪忧，民堪忧，我也不忧。举目中华，谁还这么傻呀
？谁还有这样古老的情怀呀？我忧国忧民，谁忧我呀？我不忧，我只有点忧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