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桂兄：

話說回來，象這樣的揭示當年中日戰爭起源，矛盾衝突的經過詳盡資料，以及當年的現場圖片，這些對我的震動不小。作為中國大陸人，如果都能閱讀到這些，也許會增添一些客觀的眼界來看待當年兩國的戰爭起始。

眾所周知，中共是一個邪惡政權，它是老蘇聯胎生的一個強盜政府，它也是一個善用一面之詞，專門篡改歷史真相的高手，誤導民眾是它的頭等重要的治國方略。以至於直到今天，不但大陸中國人，就是海外不少華人知識分子看待的二戰，基本上仍然是被中共洗腦的鏡頭，什麼鬼子進村啊，燒殺俘掠啊，毀滅城鄉，等等，長期這樣持之以恆的宣傳，這樣對待日本在民眾的心目中，不僅僅是仇恨，甚至巴心不得食肉寢皮一解舊愁新恨。

一般說來中國人都缺乏思辨能力。所以，哲學對中國是很少人能涉及的領域。也就是說頭腦里插一根筋。你叫他讀三國水滸，張飛殺岳飛感覺良好，但你希望他學點古希臘哲學，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以及近代的康德，黑格爾就六神無主。就是對中共洗腦專用品的馬克思思想，也是人云亦云，甚至一知半解都沒有的民眾，要讓他們有思維能力去辨別事實真相，這還真是一種困境。

鑑於這樣的芸芸眾生，對他們以政府的面目說謊，那謠言千遍就成為真理的意識非常普遍。就日中衝突的百年糾結而言，即使最善良看待日本的華人，也認為中日戰爭是日本的錯，而且是大錯特錯，從東北炸死張作霖，到盧溝橋槍聲的無理取鬧，甚至是日軍有意藉口，以便擴大戰果為入侵尋找口實，到上海八一三等等，都是日本的有意侵華。

這種理由的來源很容易形成的是，日本國家太小，島嶼災難多，明治維新之後就野心勃勃，需要土地，需要擴張，再從明朝豐臣秀吉的說起，這樣的野心來由已久，累次的朝鮮衝突，而後甲午海戰，割壤台灣，等等，等等，一個所謂的領土不大，但野性不小的日本的負面形象，就這樣根植在中國大陸人甚至台灣人也形成固定意識。

今天我不想談侵略是非，那又是一個龐大的話題。對侵略本身中國人的觀念就非常含混，甚至心悅誠服的贊同弱肉強食的原則。於是才有了雖遠必誅的大漢思想流傳至今的影片上還有流露。我想在後面的文章來專論侵略的好壞得依賴文明程度的高低上下而定。這方面歷史上有數不勝數的例子。

話說回來，還是“物歸原主”的說你我兩國的戰爭起源吧，作為一種探討，一種理解，一種明辨是非的態度來看待歷史，如果擴大來看，也許會化解一些兩國矛盾，有利於將來。

想不到我和你們交流了兩天，追尋一些歷史問題，就迎來不斷的罵聲，什麼漢奸啊，狗啊，還有什麼骯髒的詞彙源源不斷出自這樣的混賬東西口裡，說它們有狗的品質，已經差得很遠了。好在推特可以拉黑，對蛆蟲們喜歡玩糞的手段可以一點而已。不過，從另一方面說明一個問題，中華民族的確還需要相當長的時間來啟蒙，才有起碼的道德品質和思維能力。

下面是前兩天寫的，作為一種交流，也付於足下。

讀日本網友如魚得水的作品後感

唐夫

今天才讀到您的這篇文章，就您提到張純如的另一本的關於“巴丹死亡行軍”未曾發表的作品，對其中的一些澄清歷史之論，令我震驚而產生更多的思索。與此同時，我非常贊同您那追索歷史真實的筆觸，是認真而可信的描述，從另一角度來看待歷史，才能反映出完整的真實層面。為此，我認為您的目光是深邃而亮麗的，你觀感才是合情合理，全面而客觀的。

我們是同齡人了，因種種歷史原因使你困居中國二十多年，對中華文化不是隔岸觀火而是身臨其境，真像你說的如魚得水。以這樣的經歷寫出這樣的文章，應該說我們彼此都心知肚明。對中共歷來用刻意的宣傳，對歷史的篡改與歪曲，這已經成為一種令人啼笑皆非的常態。當然，這也是他們的求生邏輯，因為一但恢復真實，在謊言泡沫裂開之後，以此為生的政權要想存活是不可能的。

反之，就您的筆下的描述，暴露出美軍那些被日軍救出來的大難不死者，反而只是狹隘的看待俘虜的日子不是享受，但他們為什麼不能換位思考，在戰爭年代裡，誰能保障在那樣險惡的困境裡，誰能比日軍官兵做得更好呢？是的，歷史是戰勝者的專利，歷史對失敗者的虐待和抑惡揚善也是見慣不驚的惡作劇了。為此，我真的要為那些敬業日本官兵，在那樣的死亡境地里，與戰俘一道同甘共苦，甚至比戰俘還要付出更加艱巨的跋涉之道，才可能將他們護送到目的地的戰俘營。其實，他們也是以犧牲自己的生命的代價來遵守的國際條約對待俘虜啊。要不還走這樣的死亡之地做什麼，一陣機槍子彈橫掃，不就都很省事，也“皆大歡喜”。想象平均一個士兵要押送300名戰俘，那是何等的小心翼翼和緊張不安的艱巨任務。但可悲的是，當二戰結束日軍投降之後，這批軍人以生命的代價將美軍安全押送“完璧歸趙”之後，遭到的是恩將仇報的結局，以法律命名處以極刑，這是何等的不公。作為以法治建設為本的泱泱大國，在全世界人民面前充滿無比的自豪的美軍，這不是自己打自己的耳光嗎？也許，我們不應該對他們求全責備，但作為人性而言，我們只有為那批被害而且是為了救助戰俘而犧牲的日軍官兵而暗暗叫屈，滾滾熱淚只能隨着您的文字而內流。

為此，讓我們來反思，在人類文明之路的漫長進程中，無論多麼先進和發達的民族，以及無論多麼民主於人權思想的制度下奠基的國家，在歷史的大是大非面前，最先考慮的不是文明與進步人道和慈善，而是觸手可得的利益和權勢。這是迄今為止都沒有完全改變的狀況。為此，即是在野蠻落後的國家，殘忍的暴君對統治下的國民實施的非人道暴行，他們也會投鼠忌器，絕大多數時間還是用口水方式輕描淡寫的批評幾句罷了。而一但發現利益，那樣的勇往直前，如非洲土狼似的豪情滿懷寧死不屈。因此，才有了現代社會不斷產生矛盾重重，聯合國形同虛設。

事過八十年後，回頭看美國總統羅斯福，還真有點瞧不起他了。正如麥克阿瑟最後的歉意，對美國的參戰是對日本的不公，他的話意是你非要逼迫至死亡境地，而人家也不得不拼死一搏出手，然後你就有了藉口一呼百諾千諾千千諾的來重擊人家，毀滅人家，這是很不道德的。美國當初正是這樣對待日中矛盾，中國話叫做釜底抽薪，何其毒也！像老麥說出了那樣的話，算是一種良心發現。正因為如此，他才在戰後為日本，竭盡全力幫助，讓一個支離破碎的國家，在饑饉的熬煎中，迅速脫離險惡的境地。他當然也受到日本人民如天神般敬愛。因為良心發現，他說出了太平洋戰爭是美國逼迫日本交戰，是羅斯福等政要變相綁架美國人民，讓他們面對日軍的戰略錯誤變得狂怒而熱衷參戰。由此而名正言順投入太平洋戰爭和歐洲大戰。此時此刻英國俄羅斯和德國打得難分難解，渴望美國投入。當時，一個處於經濟大蕭條的美國，大量的商品和戰爭用品需要出路，需要賺錢，才能迅速提升自己列入世界強國的行業。接下來的代價是用日本人民和德國人民的鮮血鋪墊出一條由美國主宰世界，並放縱蘇聯制約歐洲令歷來文明強大的英法德變得無足輕重，而後美國就只做老大罷了，就顯得一切都那麼簡單了。

當然，我並非是為日本和希特勒辯護。要知道日本軍人的憤怒是源於日俄戰爭之後中國的內亂變遷，政府更迭，從而讓蘇聯獲得機會插手中日關係，而後不斷的挑燈撥火，把兩股之間的矛盾越激越烈。作為日本方面，軍人的熱血過度，因小失大，不是為了守衛利益，而是想發泄怒氣，強迫中國承認東北三省的入駐權利。這就過度脫離初衷，給予了蘇俄機會離間兩國並一再打氣給國共兩個邪惡組織。像蘇聯放養出來這兩頭藏獒似的雞毛小黨出面，對北洋軍閥政府半是威脅，半是聳涌，把整個中華民族都推上歪門邪道，把真正為中國而浴血奮戰的日本友軍當為主要敵人，也把所有的日本人視為寇讎。在日本依照合同居住在中國的僑民無論是男女老幼，做生意或者干農活，都一概而論當敵人處置，能殺就殺，能坑就坑。甚至賊喊捉賊，反咬一口的事經常發生。對此，日本政府是一忍再忍，對軍隊一再壓制不要激怒中日民族矛盾。但軍人畢竟是軍人，之知道拳頭而不考慮政治鬥爭的迂迴曲折。因此，中日關係就在蘇聯的挑動下，中國知識分子的盲從下，平民百姓遭受的愚弄下，一步步走上戰火紛飛的年代。親者痛仇者快的衝突就發生了。

其實，就是在二戰後揭露的德國如何如何的屠殺了猶太人，前前後後的矛盾引起，有諸多原因，特別是一戰之後的猶太商人對德國經濟的落井下石，狠狠的激怒了日耳曼民族，再加他們在國外的勢力不斷對德國摸黑攻擊，特別是在英國和美國的猶太人無限擴張的攻擊希特勒政府，以至於造成極大的民族矛盾。就是屠殺猶太人也是在民族矛盾激化到戰爭年代中期。最先的德國猶太人是很容易離開的。不然愛因斯坦怎麼去了美國的呢。我這裡不做專章論說，畢竟涉及面太廣了。

這裡單就太平洋戰爭而言，可以設想當初羅斯福的考量，擊敗日本，美國就可以稱霸亞洲，擊潰德國而歐洲的主宰者也是美國當仁不讓。但他疏忽了對蘇聯的護持最後是上演了農夫與蛇的好戲。亞洲不但沒有獲得民主自由，反而讓美國陷入泥潭，付出慘重的代價。因為當年羅斯福受到共產思想的影響，是讓他小看了俄羅斯民族的狂妄心態，還是他贊同共產思想，至今無法斷定。但他絕沒有邱吉爾的目光遠大，他主張是在希特勒實力衰退之後，立即滅了斯大林政權，讓蘇聯成為民主國家。那樣的話，二戰之後的美國的日子要輕鬆好多。至少不會出現韓戰越戰，更不可能有中共的存活希望。中國人民的整體沉淪下滑，也許可以得到貨真價實的撥亂反正。

如你所言，當年我也因張純如的自殺而震驚，甚至不可理解。為這位年輕學者的死，我還寫過哀情悼辭，還被她的父母收藏張純如網站裡。但我又一直在思索她為什麼自殺。現在從你的文中的順藤摸瓜，抽絲剝繭分析，我不憚以這樣的認為，是他殺而非自殺。因為只有她的死，才能為中共製造出一系列“行之有效”的相傳，嫁禍於人，挑起民族仇恨，這幾乎是中共的一種國策了。想象鄧麗君，李志綏，張洪寶，張首晟等等人的滅頂之災。總有一個共同之處，那就是他們的死對中共是百利而無一害。因此，這樣系列的安排是最“順天理，合人情”的了。也許，這正是您的作品中分析的精髓，還原的歷史，竟然是這麼的醜陋。而今，當醜陋成為一種光環的時候，卑鄙就是聖潔，骯髒更為亮麗，罪惡當然成為功勳。這種看不見魔鬼，還在在咬嗜人們的靈魂。

幾年前我在凱迪網站上讀到一位日本學者考察的南京大屠殺，就他的分析和論證，以及南京戰前戰後的人口數量，以及日本占領之後的醫院對中國傷病員的醫治狀況和數據，和國軍爭相渡江搶船的自相殘殺而死的十萬之眾也算在南京大屠殺方面。這與您描繪的“巴丹死亡行軍”的逃跑戰俘而後也被算成為日軍屠殺俘虜之罪，有一脈相承之概。在相對開放的七八年前，網絡上偶爾還有反應中日戰爭的一些真實畫面，比如張治中將軍的遺體受到日軍保護，國軍遺體被日軍掩埋之後排隊敬禮默哀，廣州大火（可能是抗日者點燃）中有日本士兵背着中國老太太逃離火海，更有甚者，1942年的河南戰場是國軍湯恩伯搗毀民宅修築工事，蔣介石對災民不聞不問，依照徵收軍糧，而導致三百萬人的餓死。與此同時在戰場的另一方的日軍是撥出軍糧救助中國百姓，為此，河南人民與日軍一道打擊中國軍隊，並協助繳獲了伍萬中國軍隊的武器。這個諷刺意義十足的場面，才真是印證了中國的古訓，得道多助失道寡助的金玉良言。作為中國人的我，寫出這樣的文字不是享受，但不寫出來我會更加不愉快。

我去過日本，對那裡的人民充滿敬意。這也是絕大多數中國人----在抱着整體的民族仇恨之後，一但旅遊過日本回來----改變的心態一樣，我認為日本是一個值得敬仰的國家。在日本的見聞可以享受到繁榮社會的人性中最好的景象。所以，相比之下，我更相信日本作家的寫作態度與求真求實的嚴謹精神。

2019—03--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