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一次回国，和朋友吃饭。朋友带着他孩子，16-7岁的女孩，正是希望跟全世界拧着个儿长的年纪。估计吃饭也是老爹逼着来的。席间老爹跟女儿总是嚼情。老爹冒出一句，我跟你年纪差得多，你不听我的。问阿姨跟你差得少，她的话你就该听着了吧。问题多不太喜欢这种给加在当中的感觉，但也没说什么。那女儿忽然冒出一句，哼，别说她比我大十多岁，现在的人差5岁就有代沟了。那老爹愣是给噎得差点背过气去。问题多干笑之余，想起来自己和别人之间也曾有过各种各样的沟，似乎抬腿儿一跃，也就过去了。

问题多老爸在家里是老小，娶妻生子用当年的标准看又比较晚。所以问题多和奶奶就差了七十多岁。问题多的奶奶是封建家庭出身，虽经多年改造，但她的思想就像那缠着的小脚，怎么也开不了了。

70年代末，大饼家里有一台黑白电视。那会儿电视还没有遥控器，换台是用电视机上一个能转的钮。大饼最大的乐趣就是每天一进门就嗒嗒嗒嗒地转那个换台的钮。当时的电视节目大饼多半也看不明白，基本上是一个女人或者一个男人坐在那里念稿子，一念就是个把小时。不过换台的钮一拨，图像就能频繁地换，从一个女人变成一个男人，沙沙沙，沙沙沙..….再变成那个女人，再变成那个男人，沙沙沙，沙沙沙..….，很是刺激。

奶奶的一条腿在文革时给摔断了，平时就躺在床上，有事了才柱了双拐下地来。如果我们在家的话，奶奶看电视需要招呼我们给换台。好在当时电视不换台也都差不多，所以大饼家的电视就是从早到晚都开着，奶奶也基本不自己费力去换台。

不知道到了什么年头，应该是80年代初。忽然一天电视上放外国芭蕾舞。大饼一进门，奶奶躺在床上，眼睛却看着墙。大饼回家以为奶奶睡着了，就站在电视前面看。奶奶看大饼看芭蕾舞，马上开始抱怨：“电视上那是耍什么皮囊肉呢？”大饼仔细看，注意到那个男的好像真的没穿裤子，就问奶奶：这是怎么回事？奶奶已经是气哼哼：“闭眼！”大饼看奶奶生气了，忙跑到电视前面嗒嗒嗒嗒地转台：电视画面立刻从一个舞动着不穿裤子的男人变成一个静止的穿中山装的男人，沙沙沙，沙沙沙..….再变成舞动着不穿裤子的男人（等十秒钟），再变成静止的穿中山装的男人，沙沙沙，沙沙沙……。

现在想来，大饼当年真是有自制动画片的才能。

后来，大饼工作的时候经常需要见外国客户。公司的老总有六十多岁了。他早年在欧洲常驻，对欧洲人的翩翩风度颇为欣赏。老总自己平日里西装革履，也是风度翩翩。不过他见了中国客户，该劝酒劝酒，该让烟让烟。他常常跟我们讲：外事无小事，我们应该懂人家的规矩。欧洲人可不兴劝酒让烟。

大饼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从小就认为资本主义的天是黑暗的天，看外国芭蕾舞都要闭眼的人，觉得老总的做法是崇洋，但是给人打工就要听话，所以每次见客户都彬彬有礼。

一次单位里来了一个外国老头儿。这个人是个退了休的金融公司经理，来了本没有生意可做，但是不知哪方拍下来的任务，我们必须接待。大饼白天带他参观几家企业，晚上老总请吃便餐。老先生很平易近人，喜欢讲笑话。大饼很跟他聊得很熟。赴宴前，老先生问大饼，我跟你们老总吃饭应该注意什么。大饼后脊梁上的一根神经忽然颤了一下，机会来了。

大饼说，中国人吃饭的习惯是，让酒让烟，对方推辞你就过去劝，喝汤出点儿声无所谓。不过，我们老总可能不会要求你这么做。老先生一听来了精神。那好啊，我入乡随俗。

到了吃饭的地方，寒暄过后，主客落座。老先生和老总一聊，越说越近乎，原来他们的年龄一边儿大。老先生说，我太高兴了，来来来，干一杯。老总按惯例喝了一口，把杯子放下。老先生说，那不行，你才喝那么一点儿，都干掉。老总有些迟疑，又多喝了一口。老先生在旁边说，一点儿不能剩啊。老总眼睛圆了一秒钟，还是痛痛快快喝了下去。

席间老总烟瘾犯了，很客气地问，您不介意我吸烟吧？老先生说，怎么会，我也抽。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烟来，拿出一根让老总抽。老总说，不客气，我抽自己的就行。老先生忙说，那怎么行。然后就站起身来走到老总的座位，硬是把烟塞给了他。老总的眼睛在打火机的映照下闪闪发光。

后来，老先生还玩了别的花样，愣是跟老总认了兄弟，不过这可不是大饼的教唆。晚饭快结束了，老总和老先生人逢喜事精神爽，喝得尽兴，也就不讲什么客套了。

晚餐的最后一道是汤，只见老先生拿起勺舀了一点儿放到嘴边，先是一阵猛吹，然后希哩呼噜地喝下去。大饼忍不住偷偷地乐。老总的耳朵蹭地一下子拉得好长，把到了嘴边的汤勺又放下，莫名奇妙地看着老先生。然后又抽空看看大饼，好像在说：这人什么毛病？

晚餐结束时，老总第一次用手在外宾后背上拍出了声，以示道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