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瑪竇教士

  馬泰奧·里奇（Matteo Ricci，1552年10月6日－1610年5月11日），漢名利瑪竇，基督教耶穌會意大利籍神父、傳教士、學者。1583年（明神宗萬曆十一年）來到中國居住。在中國頗受士大夫的敬重，尊稱為“泰西儒士”。他是基督教在中國傳教的開拓者之一，也是第一位閱讀中國文學並對中國典籍進行鑽研的西方學者。他除傳播基督教教義外，還廣交中國官員和社會名流，傳播西方天文、數學、地理等科學技術知識。他的著述不僅對中西交流作出了重要貢獻，對日本和朝鮮半島上的國家認識西方文明也產生了重要影響。

  利瑪竇1984年獲得天主之僕稱號。

生平

成為耶穌會士

  1552年（明嘉靖三十一年），利瑪竇出生於教宗國馬切拉塔城（現屬意大利馬爾凱大區）。他的家族經營利氏藥房，是當地的名門。

  利瑪竇十六歲來到羅馬，在聖湯多雷亞的學院學習預科，並於1571年加入了耶穌會。1572年在耶穌會主辦的羅馬學院學習哲學和神學，並師從數學家克拉烏學習天算，其時范禮安也是他的老師。在這段時期，他還學會了拉丁文和希臘語，而且也會使用葡萄牙語和西班牙語。

印度之旅

  1577年（萬曆五年）利瑪竇獲准赴遠東傳教。1578年（萬曆六年）3月24日，利瑪竇從里斯本出發乘船和其他14名耶穌會士一起前往印度傳教。一路上繞過好望角，途經莫桑比克，經過6個月的航行，終於在9月13日到達印度果阿——葡萄牙在亞洲最重要的殖民地。

  利瑪竇在來到印度之前，由於沙勿略之前對印度的讚美以及教會的神化，他所聽說的印度非常令人神往，在這裡傳教也比較容易。但是現實的反差令他大惑不解。1580年，他在給耶穌會的歷史學家瑪菲用葡萄牙語寫的信中說道：“查看一下有關印度、日本的注釋書和地圖類，會發現明顯的謬誤比比皆是。”但是耶穌會在日本佈教非常順利，而且在印度還發現了基督教聶斯脫里派（景教）的信徒。這使得利瑪竇他們在精神上非常振奮。

  利瑪竇在印度和交趾支那傳教四年。其間在果阿的神學院還學習了人文學科，在1580年7月26日晉升為司鐸後，又學習了神學。他在印度認識到，應該允許當地人也學習哲學、教理和神學等歐洲文化，並且寫信給耶穌會總部提出了這個問題。他認為：“如果阻攔他們與他人為伍擔任職務——通過學問而出人頭地，我擔憂他們會憎恨我們，而我們耶穌會在印度的主要目的，感化異教徒使他們皈依我們神聖信仰的使命，將會化為泡影。”這也是利瑪竇進入中國後所持的態度，並終其一生一直維持這個看法。羅光所寫的《利瑪竇傳》中說，這是“他能贏得我國士大夫的尊敬亦以此精神故。”

中國之行

  1581年（萬曆九年），羅明堅神父向東方總巡察使范禮安舉薦了利瑪竇。1582年（萬曆十年）利瑪竇應召前往中國傳教，8月7日到達澳門。

  傳教士們想通過漢語著述基督教義來吸引中國人，“練習用他們的語言寫作，作為一種吸引捕捉他們心靈的手段。”因此他們先在澳門努力學習漢語。開始學習漢語的利瑪竇對完全與拼音文字不同的漢字感到很興奮，覺得非常不可思議。他脫下洋裝，換上漢服，學習粵語、北京話，還閱讀大量中文書籍。此外，在澳門的時候正好有來自日本的天正遣歐使節團路過，利瑪竇趁此機會還學了一點日語。

  利瑪竇在廣州住在懷遠驛，在這期間結識了南京禮部尚書王忠銘，為表敬意贈予王尚書一冊世界地圖。到了1582年9月10日，他沿西江來到肇慶，見這湖光山色，民眾寬厚，便立定主意留下來，開展傳教。

  1583年（萬曆十一年），利瑪竇獲准與羅明堅神父入居廣東肇慶，獲得兩廣總督郭應聘制台和肇慶知府王泮太守（正式官名是知府）的接待。他們對中國官員自稱來自“天竺”，致使中國人以為他們是佛教徒。利瑪竇解釋來中國的原因：“我們是從遙遠的西方而來的教士，因為仰慕中國，希望可以留下，至死在這裡侍奉天主。”他不敢直接回答傳教的目的，否則他可能會被驅逐。為了傳教，他們從西方帶來了許多用品，比如聖母像、地圖、星盤和三稜鏡等。其中還有歐幾里得《幾何原本》，利瑪竇更組織當地幾位知識界人士共同譯出漢文版，先後在廣州、韶關等地講授。這是國人研究西歐幾何學的開端。利瑪竇還將交流思想和學術經驗的心得和知識作成《天學實踐》一書。

  利瑪竇帶來的各種西方的新事物，吸引了眾多好奇的中國人。特別是他帶來的地圖，令中國人眼界大開。

  這一年的8月在肇慶建立了“僊花寺”（僊即仙），開始傳教工作。起初傳教十分低調。神父們行事小心謹慎，主要精力都在學習漢語和中國的禮節習俗，以博得中國人，尤其是官員們的信任。他們身穿佛教僧侶的服飾，認為這樣能夠博得人們的好感，而且他們也覺得這與基督教神父的裝束相差不大。這也使中國人更加相信他們是遠道而來的僧人。他們在這裡掛上了聖母瑪利亞的畫像，許多士人官吏，甚至僧人都來跪拜，他們感到非常興奮。但是從中國人的角度來講，這更多是出於禮節性的，而沒有宗教意義。也有記述說，他們擔心中國人看到聖母瑪利亞的畫像會誤認為他們的神是女性，而改掛了基督像。

  明神宗萬曆十二年（1584年），利瑪竇繪製了《大瀛全圖》。利瑪竇利用解釋各種西方事物的機會，同時介紹了他們的基督教信仰。他們翻譯了《十誡》、《天主經》和《聖母讚歌》，以及《教理問答書》。很快亦有中國人對基督教產生興趣。於是利瑪竇開始派發羅明堅撰寫的《天主實錄》，以中文解釋基督教的教義。許多中國人都對這部書產生了很大的興趣。但是無論如何，無論是“僊花寺”的創立，還是《天主實錄》的刊行，中國人始終是把它當作佛教的一個派系而已，中國人對於基督教還沒有多少實質的認識。

  1589年（萬曆十七年）夏天，廣東新任總督劉繼文將利瑪竇所住的西式建築據為己有，並以利瑪竇的宗教為“邪教”，把他驅逐出肇慶境域，於是利瑪竇移居韶州。在韶州的時候，利瑪竇遇到了一次意外。他們遇上了強盜打劫，雖然利瑪竇受了一點傷，但是幸好他們嚇退了強盜，而且這些強盜很快就被逮捕歸案。在韶州期間，另外一個不幸是利瑪竇的兩名部下相繼逝世。1591年（萬曆十九年）麥安東神父逝世；1593年（萬曆二十一年）石方西神父也辭世了。而另外一名羅明堅神父則早已返回了歐洲，現在只剩下利瑪竇一人從事在中國的傳教事業。感到欣慰的是，他在肇慶結識的士人瞿汝夔（太素）成為了他的好友和弟子，還幫助利瑪竇翻譯了歐幾里得《幾何原本》的第一卷。藉着瞿汝夔的宣傳，以及贈送高官們利瑪竇自己製作的天體儀、地球儀和計時用的日晷等西洋物品，利瑪竇的名聲逐漸在當地的達官貴人中傳開，其間他還被瞿汝夔的朋友邀請去了一趟南雄。

  在韶州，利瑪竇攻讀《四書》，並首次將之譯為拉丁文。而通過與瞿汝夔和其他許多中國上流社會人士的接觸，利瑪竇才知道佛教僧侶裝扮在當時的中國社會並不受到尊重，社會地位比較低下。為了更方便與中國的官員交往，在徵得范禮安的同意後，從1594年（萬曆二十二年）起，利瑪竇開始蓄髮留須，並穿起了當時儒士的服裝。

  1595年（萬曆二十三年）利瑪竇藉口為一位北上任職官員之子治病，而獲得了去南京的機會。但是到了南京以後，利瑪竇陪同的官員對他逐漸失去了興趣，利瑪竇只好自己設法留在南京。然而這一次失敗了。他只好折返南昌，並獲得批准在此居住。1596年（萬曆二十四年）9月22日，利瑪竇成功的預測了一次日食，使他很快成為了一個有名的人物，期間結交了章潢等儒士權貴，曾登堂講學於白鹿洞書院，並受到建安王的熱情款待。他在寫給耶穌會的報告中解釋了自己出名的理由：一是因為當地從沒有見過外國人；二是利瑪竇的記憶力非常好，以至於許多中國人都想學習，他也因此用漢語寫了一本《西國記法》的書來介紹他的記憶方法；三是他能夠運用四書五經來宣講基督教的教義；四是他的自然科學知識；五是傳說他會鍊金術；六是有人向他求教基督教。另外在這一年利瑪竇為了練習用漢語寫文章，寫了一部談論友情的著作《交友論》而意外的獲得士人的欣賞。

  1596年（萬曆二十四年）利瑪竇被范禮安任命為耶穌會中國教區的負責人，由利瑪竇全權負責在中國的傳教活動。並且指示利瑪竇想辦法到北京去覲見中國的皇帝，以達到在中國傳教的有力保障。而且還從澳門送去了許多準備送給中國皇帝的禮物。

  接受了新任務的利瑪竇開始策劃北京之行。沒過多久，他就聯繫了北上任南京禮部尚書的王忠銘一起帶他去南京，而且王忠銘還表示要帶他去北京。於是1598年（萬曆二十六年）6月25日，利瑪竇與另一位郭居靜神父同王忠銘一起離開南昌奔赴南京。7月初，他們一行到達南京，9月7日抵達北京。但當時正值日本侵犯朝鮮，爆發萬曆援朝之役，利瑪竇作為外國人無法在北京久留，而且又遇到了財政上的困難，僅住一個多月便只好返回，次年（萬曆二十七年）2月6日再度到達南京。

  在南京居住期間，利瑪竇通過瞿太素的幫助，結交了不少名士，如南京禮部侍郎葉向高、思想家李贄、徐光啟等。當然這主要還是人們對於他的自然科學知識的傾慕。值得一提的是，在南京利瑪竇還與一位三淮和尚（即大報恩寺僧雪浪）進行了一場辯論，在這次辯論中，利瑪竇憑藉其科學性的思辨明顯占了上風。他還在正陽門（今光華門）內洪武崗西崇禮街（今尚書巷）建成中國第四座基督教堂，他在城西羅寺轉灣的住址後來也成為著名的基督教堂——石鼓路基督教堂。這些活動使南京成為中國基督教史上最重要的傳教中心之一。

  1600年（萬曆二十八年）5月18日，利瑪竇帶着龐迪我神父和準備好獻給皇帝的禮物再度赴京，並於1601年（萬曆二十九年）1月24日抵達北京。進呈自鳴鐘、《聖經》、《坤輿萬國全圖》、大西洋琴等方物，得明神宗信任。同年，明神宗下詔允許利瑪竇等人長居北京。但中國的朝廷根本沒有注意到，利瑪竇長住北京的目的是為了傳播基督教。

  之後利瑪竇在北京以豐富東西學識，結交中國的士大夫。常與賓客談論天主、靈魂、天堂、地獄。同時編撰新書，包括以中文寫成的《二十五言》等，得到不少中國知識分子的尊重。史冊記載：“自瑪竇入中國後，其徒來益眾”。到了1605年（萬曆三十三年），北京已有200人信奉基督教，當中有數名更是公卿大臣。這當中最著名的，也是後來影響最大的是進士出身的翰林徐光啟。

  1610年（萬曆三十八年）5月11日利瑪竇病逝於北京，享年58歲。賜葬於平則門外的二里溝滕公柵欄。逝世前指定龍華民接任教會中職務。

1利瑪竇墓碑

  依照明朝的慣例，客死中國的傳教士必須遷回澳門神學院墓地安葬。1610年5月利瑪竇病逝於北京後，其他傳教士和利瑪竇受洗的教徒都希望可以得到皇帝的恩准，讓利瑪竇安葬於北京，藉此來認可教會和基督教在中國的合法存在。為此，耶穌會士龐迪我神父向萬曆皇帝上呈奏疏，希望能破例賜地埋葬利瑪竇。龐迪我在奏章里稱：

  “利瑪竇以年老患病身故，情實可憐。況臣利瑪竇自入聖朝，漸習熙明之化，讀書通理，朝夕虔恭，焚香祝天，頌聖一念，犬馬報恩忠赤之心，都城士民共知，非敢飾說。生前頗稱好學，頗能著述。先在海邦，原系知名之士；及來上國，亦為縉紳所嘉。臣等外國微臣，悲其死無葬地，泣血祈懇天恩，查賜閒地畝余、或廢寺閒房數間，俾異域遺骸得以埋瘞；而臣等見在四人，亦得生死相依，恪守教規，既享天朝樂土太平之福，亦畢螻蟻外臣報效之誠。”

  雖然朝廷中有人反對，但該事在內閣大學士葉向高等人的多方努力下，還是很快得到了萬曆皇帝的照准。1611年，由徐光啟主持，萬曆皇帝賜利瑪竇安葬於平則門外二里溝的滕公柵欄，教會無需付款便可擁有這份產業。至19世紀末，安葬於滕公柵欄的歐洲傳教士已逾百名。1900年，墓地被義和團砸毀，墓穴被掀，碑石被砸；其後清政府依《辛丑條約》出資重修了被毀墓地，而且還立了一塊道歉的石碑。20世紀初，此地已經成為基督教的公共墓地。墓地面積也不斷擴大。至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柵欄墓地已先後埋葬了數百名西方傳教士，成為明清以來西方傳教士在東方安息的一個最為集中的所在。

  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之後，外國神父鑑於當時的政治環境被迫撤離了中國。1954年，墓地內的墓碑只有利瑪竇、湯若望、南懷仁三塊依照政務院文化教育委員會宗教事務處的指示被保留在原地。文化大革命期間，利瑪竇墓碑被紅衛兵平埋於地下，使其“永世不得翻身” 。1973年，馬尾溝教堂被拆，墓碑更是無人照管。1978年10月重修利瑪竇墓。1979年後，墓地得到了修復，並列入了北京市文物保護單位。利瑪竇墓現位於北京西城區阜成門外的中共北京市委黨校院內。

  如今公墓東邊墓碑數十塊。西邊有墓碑三塊：面向墓穴，中間為利瑪竇，左右首分別為湯若望、南懷仁。利瑪竇的墓碑上刻着“耶穌會士利公之墓”，拉丁文、漢文並列：“利先生，諱瑪竇，號西泰，大西洋意大里亞國人。自幼入會真修，明萬曆壬午年航海首入中華行教。萬曆庚子年來都，萬曆庚戌年卒，在世五十九年，在會四十二年。”

對中國的讚揚

  進入了中國的利瑪竇對中華文化非常稱讚：除了還沒有沐浴“我們神聖的基督教信仰”之外，“中國的偉大乃是舉世無雙的”“中國不僅是一個王國，中國其實就是一個世界。”他感嘆“柏拉圖在《理想國》中作為理論敘述的理想，在中國已被付諸實踐。”而且他還發現中國人非常博學，“醫學、自然科學、數學、天文學都十分精通。”但是他也發現“在中國人之間科學不大成為研究對象。”。

  “中國人是最勤勞的人民，而且從以上幾章可以很合邏輯地得出結論說，他們中間大部分人機械工藝能力都很強。他們有各種各樣的原料，他們又天賦有經商的才能，這兩者都是形成機械工藝高度發展的有利因素。”

  “在這樣一個幾乎具有無數人口和無限幅員的國家，各種物產又極為豐富，雖然他們有裝備精良的陸軍和海軍，很容易征服鄰近的國家，但他們的皇上和人民卻從未想過要發動侵略戰爭。他們很滿足於自己已有的東西，沒有征服的野心。他們和歐洲人很不相同，歐洲人常常不滿意自己的政府，並貪求別人所享有的東西。西方國家似乎被最高統治權的念頭消耗得精疲力盡，但他們連老祖宗傳給他們的東西都保持不住，而中國人卻已經保持了達數千年之久。”

  “中國這個古老的帝國以普遍講究溫文有禮而知名於世，這是他們最為重視的五大美德(即仁、義、禮、智、信中譯者注)之一，他們的著作中有着詳盡的論述。對於他們來說，辦事要體諒、尊重和恭敬別人，這構成溫文有禮的基礎。他們的禮儀那麼多，實在浪費了他們大部分的時間。熟悉他們的風俗的人實在感到遺憾，他們為什麼不摒棄這種外在的表現，在這方面他們遠遠超過所有的歐洲人。”

對中國的批判

  利瑪竇在晚年的回憶錄《利瑪竇中國札記》中又有着不同的記載：

  “因為他們不知道地球的大小而又夜郎自大，所以中國人認為所有各國中只有中國值得稱羨。就國家的偉大、政治制度和學術的名氣而論，他們不僅把所有別的民族都看成是野蠻人，而且看成是沒有理性的動物。在他們看來，世上沒有其他地方的國王、朝代或者文化是值得誇耀的。這種無知使他們越驕傲，而一旦真相大白，他們就越自卑。”

  “中國所熟習的唯一較高深的哲理科學就是道德哲學，但在這方面他們由於引入了錯誤，似乎非但沒有把事情弄明白，反倒弄糊塗了。他們沒有邏輯規則的概念，因而處理倫理學的某些教誡時毫不考慮這一課題各個分支相互內在的聯繫。”“沒有人會願意費勁去鑽研數學或醫學，結果是幾乎沒有人獻身於研究數學或醫學，除非由於家務或才力平庸的阻撓而不能致力於那些被認為是更高級的研究。鑽研數學和醫學並不受人尊敬，因為它們不像哲學研究那樣受到榮譽的鼓勵，學生們因希望着隨之而來的榮譽和報酬而被吸引。”

  “大臣們作威作福到這種地步，以致簡直沒有一個人可以說自己的財產是安全的，人人都整天提心弔膽，唯恐受到誣告而被剝奪他所有的一切。正如這裡的人民十分迷信，所以他們也不大關心什麼真理，行事總是十分謹慎，難得信任任何人。        ”

  “中國人把所有的外國人都看做沒有知識的野蠻人，並且就用這樣的詞句來稱呼他們。他們甚至不屑從外國人的書裡學習任何東西，因為他們相信只有他們自己才有真正的科學和知識。如果他們偶爾在他們的著述中有提到外國人的地方，他們也會把他們當做好像不容置疑地和森林與原野里的野獸差不多。”

利瑪竇規矩

  利瑪竇容許中國教徒繼續傳統的祭天、祭祖、祭孔。利瑪竇主張以“天主”稱呼基督教的“神”（拉丁文：Deus；意即“天地萬物的創造者”）；他認為中國傳統的“天”和“上帝”本質上與基督教所說的“唯一真神”並無分別。而祭祀祖先與孔子，這些只屬追思先人與緬懷哲人的儀式，與基督教信仰並無根本衝突；只要不摻入許願、崇拜、祈禱等成分，本質上並沒有違反基督教教義。利瑪竇的傳教策略和方式，一直為之後到中國傳教的耶穌會士所遵從，是為“利瑪竇規矩”。

    重新修復的利瑪竇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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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嘆息的不是利瑪竇有超凡的預見，而是中國大陸幾百年都沒有思想上質的變化和進步，現在依然如此。中國仍是阿Q的沃土。利瑪竇來華傳教的事情過去4百多年了。中國大陸民情依舊，不禁扼腕……無論如何，利瑪竇教士對中國文化的評價是客觀的。為何如此？旁觀者清。

  為什麼西方傳教士在拉美地區成功，在東亞失敗？我以為，儒教在東亞根深蒂固，要改變非常艱難；而拉美印第安文化水平相對低，同時整個社會被西方殖民者從肉體上摧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