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背上的青春（45）：手凿石雷

贺长文

我走场期间，国家内外的形势发生了许多变化。1969年初，中苏边境发生冲突，引发中蒙边境局势紧张。由于内蒙古的主要领导人滕海清在清理阶级队伍与挖“内人党”工作中的失误，也由于内蒙古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工作已经瘫痪，几年的动乱造成经济大衰退。1969年 12月19日，中共中央决定由北京军区对内蒙古实行分区全面军管，由北京军区司令员郑维山等人组成内蒙前线指挥所（简称“前指” ——1969年12月19日，中共中央作出《关于内蒙古实行分区全面军管的决定》，由北京军区对内蒙古自治区实行分区全面军管。成立了内蒙古自治区前线指挥所（前指），统一全面领导内蒙古自治区的工作。）全面领导内蒙古的工作，一方面纠正“挖肃”扩大化错误，一方面继续清理阶级队伍、批判乌兰夫。

第二年开春从生产队传来消息，要我回队参加备战轮换。回队後我才了解到备战有多项内容，马克斯尔他们主要是挖地道，也有知青被派到阿巴嘎旗南部公社参与三线建设。队里给我分配的任务是在大队部等着阿日布杰从西面的浩特过来，与他一起制造地雷。造地雷！这是一个很奇怪的安排，谁想出来的主意？虽然刚到大队时曾到各个浩特转了一遍，但对阿日布杰我几乎一点儿印象也没有，据说他曾做过公安特派员，在大队里算是个有点文化的人，也略懂汉话。听说此人不好接触，我也只好怀着忐忑的心情在大队部等他。阿日布杰几天没有露面，我则抓紧时间收拾内务。

看着大队起伏的地势，无险可依，我心里就琢磨，苏军坦克要开过来，简直就是平蹚，孤零零的几支枪能管什么用啊！听说40年代打日本鬼子时，苏军就是从北面经我公社地界向南推进的，那现在再过来不是轻车熟路吗？

我回到大队没见到马克斯尔他们，也不知找谁去打探一下他们的去处，也可能我们是在途中错过了。我也没去看看挖好的地道，地道要怎样挖、挖多久，谁都不知道。据说民兵连长青格力图讲过：“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帝修反存在一天我们就要挖一天，一直挖到帝修反消灭的那一天！”可不幸的是地道延伸到隔壁房间的地下时土坯墙体开裂了，地道工程就此打住。也许正是如此，我队战备工作的重心转向了造地雷，我才得以与马克斯尔他们换防。

大约是1965年，学校曾组织我们到北京顺义的焦庄户参观过那里的地道。步行串联中我在河北清苑县冉庄再次参观了地道，就像在电影《地道战》中演得一样，真就是从灶间炉膛进入的地道，後从马槽子里钻出来的。但现在的队部没几间房，更没有青纱帐，咋打地道战？我觉得挖地道就是件不靠谱的事，但跟着阿日布杰造地雷这件事倒充满刺激，虽然地雷也挡不住苏军南下。

我手头没有任何造地雷的资料可供参考，何处着手呢？我努力回忆高中课本中关于铁的知识，几年不摸书本了，纯铁的熔点是1534℃，但当时已记不很清楚，只是能肯定在1000℃以上„„，需要焦炭、炉子，一切都很模糊。我设想先得搞到一个汽油桶做炉体，再在内面衬上耐火砖，起码也得像北京冬天的火炉，在内壁搪上青灰。青灰是什么，能不能耐高温，我也不清楚。我还回忆起1958年大炼钢铁时，从自家和邻居家鸡窝上找耐火砖的情景。

阿日布杰来了，他很深沉，话语不多，也不提什么具体方案，但他带来了到阿巴嘎旗里参观学习的好消息。从北京来的时候曾在旗里停留过三天，此後我再也没有去过。去那里就是进城啊，虽然它没有城墙，我也很高兴。

军管後，有一些北京知青抽到旗里协助工作，旗所在地的人多，车也多。阿日布杰在旗里认识的人很多，到旗里後，记得他带我去看了一个展览，展室里摆着几个形状像手雷样的石头制品，那就是造出的石雷，据说有的公社在做“真”地雷。看过展览，我一点信心也没了，做地雷原来就是造石雷。如何将石头凿出地雷的外形？又怎样去引爆？阿日布杰不知从哪儿搞到一些电引信、炸药和电池交给了我，但并没有我想的空汽油桶，那时的物资太缺乏了，汽油桶也许是属于战备物资。我们在旗里没有久留就回到生产队，我期待着与他讨论交流造雷方法和工序，而他却没有给我任何指示就回家了。与马克斯尔他们一样，这也可能就是蒙古族牧民的工作作风。我见不到他，也找不到人商量。决定干脆就按在旗里看见的石雷样子做吧，反正都具杀伤力。对面的山上有的是石头，关键是找到质地偏软、大小适合的石头才好加工。挖出石头运回队里也是问题，需去附近浩特借牛和车。我只好等队里的大车出车回来再拉，这点事办完已过去几天了。开始我还琢磨把石头凿成展会上见到的香瓜样石雷，凿了一段时间觉得工效太慢又累人，烦躁疲劳之余突然灵光一闪，外形类似既费时费力又无实战意义，不如就以石头原样埋在地表，谁也不会想到它是颗地雷，反而有了伪装的效果。这样想来事情变得简单许多，一把榔头，一根短钢钎（记不清这些工具是否也是从旗里带回来的），我每天独自凿石不止。每凿一下，转动一下钢钎，不久便在一块石头上凿出一个直径2厘米深20厘米左右的洞，接着又“克隆”了两个。然後把阿日布杰请来，把石块搬到远一点的地方，填上炸药和雷管，封好後倒扣在地上，将两根电线分别接在电池的两端，因为是实验，引出的电线也不用埋在地下。我们远远的趴在地上，我将正负极对接上，“轰”的一声，自制的“地雷”炸开了花，成功了！我很兴奋。造个石雷原来出乎意外的简单，挺好玩的。但我内心一直认为这种石雷对备战、对提高战斗力几乎毫无作用。我不知事後阿日布杰是怎样向队里甚至向公社汇报的，反正地雷炸了，任务算是完成了。过後无人再提及此事，我的战备工作也就此打住。尽管我认为自己的劳动成果对战备起不到什么推动作用，但很喜欢这段经历。

我回到大队部这段时间主要还是“个体”劳动者，与在农场劳动的其他社员基本上没工作接触。生产队办起了食堂，由大耳朵老李掌勺。知青在这里吃饭记账，我再也不用挑水、捡粪、做饭了，还有机会与人说话，生活多了很多内容和乐趣，性格都有所改变。我什么时候搬进了土坯房居住已经想不起来了，只记得王志强回来後一起住在土坯房里，我与其他三位达布嘎知青见面机会还是很少。生产队里没见军代表，也没什么活动。我甚至不知道生产队曾派驻过军代表。

任务完成後没有接到新的安排，等了两天没消息我就想回马群了。在队部制造地雷期间我的坐骑在随其他马群活动，我得先把它抓回来。抓马的一种方法是带话过去，有方便的人将马带过来，这需等待时日；另一种方法是自己去马群抓，这就得借马骑着去。正直春耕大忙季节，农场的社员家谁也没备马，哪有马可借，也得等机会。再一打听得知我的马群这两天要回来了，我随即改变主意，就在队部多住几日等马群走场归来。

按照当地的惯例，我是马倌，放好马就行。可我闲在队部无所事事也难受，也怕多事人说闲话，就参加了农场的劳动。

战备的紧张气氛不仅是造地雷、挖地道和小三线建设。一天听说生产队来了许多解放军战士，是北京大学东语系培训班的学员，他们分散住进了浩特里。那时大学已停止招生，能参加培训班也让我很羡慕。这些解放军学员住到牧民家里，主要目的是熟悉蒙语环境，为开战做人才储备。我暗自揣摩或许真是准备打仗了！

平静的日子没两天，一位副指导员带着一位四川兵来到我们生产队，召开全体社员大会。平静的草原震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