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背上的青春（57）：农场知青

贺长文

我坚持调查研究，坚持用事实说话，自认为没搞逼供信，最终拿到了马步芳给王庆竹的任命书，之前推测他隐瞒了什么似也没错，但问题尚未搞清楚，王庆竹就自杀身亡了，我心里一直存着做错了事的阴影。

在公社空闲时间很多，脑子里便容易胡思乱想，不免由王庆竹想到我们的老队长朋斯格，他是在挖肃运动中去世的。朋斯格我见过一面，他留给我的是典型的蒙古人粗壮的形象。在轰轰烈烈的挖肃运动中，他不可避免地受到了审查。牧民来队部办事一般都会当天回家或到附近的浩特里过夜，可他却死在自己搭在队部的噶厦里。队部有空房间，他却住噶厦，可见他当时的处境。据说朋斯格临死的姿势是手里拿着火柴，那可能是为了做饭或取暖准备引火。虽经法医检查确认他是因病去世，但受审查的过程也可能就是诱因。有质疑才有必要请法医来做尸检，可见家属和牧民都持怀疑态度。法医解剖的时候，有两位胆大的知青站在旁边观看。除此之外，有知青审讯了公社书记袁道，追问他是否参加过内人党。看法医尸检可能是受好奇心驱使，审问公社书记就肯定参加了挖肃运动。这些当时我并不知晓。

不了解我们的成长过程与当时的大环境，也许很难理解知青为什么初来乍到不了解当地情况就参加挖肃。我们这些十几、二十出头的青年学生，经历了文革最初阶段的革命洗礼，尽管落户到边疆也没忘记毛主席“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教诲。我们从小接受阶级斗争的教育。对于一个向往革命、积极上进的青年人来讲，保卫党中央保卫红色政权的责任远比挣工分重要得多，怎么能不参加运动呢？

1966年5月某天，在学校的物理实验室，学校领导向学生干部传达了毛主席主持起草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简称《五一•六通知》)。校领导的话音刚落便有学生领头喊出“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的口号。我当时贴着墙边站着都懵了，虽然也跟着举手喊了口号，但底气不足。怎么还有人敢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毛主席虽然在北京，我们怎么保卫他？解放军呢？脑子里瞬间出现了一连串的疑问，我们这么做对吗？所以举手有点迟疑，口号喊得也不响亮。6月3日後学校秩序大乱，无法正常上课。

经过两年的地覆天翻，阶级斗争全面铺开。全国各地一条常见的标语是“毛主席挥手我前进”，毛主席挥手的画像大街小巷乃至家庭随处可见，有条件的单位更是兴建了毛主席挥手的塑像。全国人民从上至下疯狂了，一边拥戴毛主席，一边打斗不止。学生们积极跟着形势走，接二连三的打倒一批又一批干部，迎接并学习着一条又一条的最新最高指示。中学生们运动着同时也被运动着，最终大部分中学生被运动抛弃，身份转换成了知识青年。

毛主席说：“我们应该相信群众，我们应该相信党，这是两条基本的原理。”相信党比较容易做到，那就是“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中央文革指示什么，自治区革委会布置什么，咱们就做什么。因为中央文革小组与自治区革委会传递的就是毛主席的声音。当时参加挖肃就是跟着毛主席继续“前进”。相信群众就比较难做到了，要在群众中挖出深藏的坏人来，不可能不伤及到其他群众，结果便难免扩大化。青年正好是个容易犯错误的群体。我当时虽不在生产队，但感觉到在我们生产队里肯定也展开了挖肃斗争。因为在我放马走场之前参加的那次知青们表现敏感的聚会，就是因为牧民与知青之间短暂或局部范围的猜疑所致。军管後他人谨慎了，我却被“运动”进来了。仅仅经过简单培训便上岗了，我不知这个专案该如何搞，一个文件或宣传材料下来，跟着走就是。参加运动落在後面一般不会出意外，跟紧了难免碰到新情况，问题也就接踵而来。朋斯格与王庆竹这两起事件的相同之处就是知青都在紧跟形势，都认为自己在按政策办事，但结果却出乎自己的预料。

“一打三反”运动持续的时间较长，高潮迭起，前面的事情还未结束，又增加了阶级成分复查这一新内容。填表的时候问题出现了，一批富农、富牧子弟的後代现在已经长大成人，他们填表时总不能在家庭成分一栏里填上富农子弟之子弟吧？家庭出身问题政策性很强，对人的影响是终身的，我有切身的体会。关于如何填写这部分人的家庭出身并没有明确的政策说明，所以我犯了难，这时想到了去请教公社新来的书记钢巴特尔。

钢巴特尔文革前是阿巴嘎旗的副书记，文革初期被打倒，但即使不在位了，他在牧民中的威望依然很高。我没与他打过交道，要去他家请教心怀忐忑。那时的牧区人际关系比较简单，公社所在地不大，住户没有院子，夏天时家门都大开着，谁要来访迈腿就进屋了。

我带着自认为很难解决的这个问题进了书记家门，谁知提出问题後钢巴特尔略思片刻便答道：“填社员”。听此答案我茅塞顿开，思虑多日的复杂问题迎刃而解。钢巴特尔话不多，回答问题很干脆。我在公社常驻，有段时间没见到钢巴特尔书记，後得知他到我们生产队做调研去了，而且此去竟与我们队的知青有关。这次运动初始，我曾认为清理阶级队伍、复查阶级成分的事与知青和当地牧民的关系都不大。我在政治上永远表现得很幼稚，实际情况比我想象的要复杂得多。

钢巴特尔这次到我队和北京来人有关，北京来人是调查在农场工作的知青有无叛国投敌之嫌，这么重要的事当然值得书记亲自去跑一趟，蹲点顺便也做个调查。

北京来人其实就是学校来人调查赵健他们。想起我们刚到队里分组时，王志强要到我们这边来我还挺奇怪。我们这边五个人，他们只有三个人，王志强与他们同校，怎么不在一起呢？後来听王志强嘀咕过他们在校有点什么事情。他也说不清，我们谁也没打听。只知他们几人是没有经过学校的批准来草原的。草原上劳动点分散，我们不在一起劳动，他们既然抱团我也无意多搭讪。後来竟发展到隔一墙而居，同一屋（食堂）吃饭，却相互不搭话。

後来得知，运动中他们因不忍看到校长和老师们挨斗，联合起来写的一篇《解放校长江长风》的大字报轰动了全校，被认为是在为走资派翻案，是地地道道的大毒草。写这样的大字报当时是需要些勇气的，观点不同，互不相让，导致矛盾不断升级，最终将他们之中的王亚杰和赵健送入了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毛主席说：“办学习班是个好方法，许多问题在那里可以得到解决。”红色恐怖下的学习班可以解决很多问题，但这些学生不愿意参加学习班，更不愿作为“现行反革命”被揪出来示众，在征得阿巴嘎旗安置办公室张永铭、老金和组长常金龙等人的同意後，背着学校革委会与军代表偷偷地上了火车，与我们一起来到草原。

据说他们曾经申请到黑龙江农垦建设兵团未被批准，这次申请到草原来开始也没有被批准。我真没想到，他们申请到草原的经历与我有相同之处，却又比我还艰难。

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与工农相结合，也不是你可以自由选择的，一切都得服从安排。你想走不一定让你走，你不想走，安排你走，你不走也不行。

学校不同意他们到草原来，他们便开不出证明，没有证明迁移不了户口，没有户口在草原就没有口粮。他们的口粮全凭家里寄来全国通用粮票维持，而将北京市粮票换成全国通用粮票当时也是需要出差证明的。所以他们初来时，比我们有更多的困难。他们既有逃离“红色恐怖”的喜悦，也有怕被学校揪回去批斗的担心。他们日日提心吊胆，看到有陌生人从公社方向来也会恐惧。而学校也在担心，怕他们会越境叛国投敌（荒唐至极），所以一直在寻找。了解至此，我才明白他们为什么抱团，为什么对军代表那么冷漠。

其实各校军代表也不一样，我校军代表就曾组织过全校师生控诉过打砸抢行为的不端。我校物理老师丁绍增被抄家时，有红卫兵小将用丁老师家的手摇钻在他身上钻了个洞。丁老师在大礼堂发言时全场安静极了，他轻声细语地像讲课一样叙述被抄家的过程，当他讲到差一厘米就钻到心脏时，会场骚动起来。有人惊讶，有人认为这是资产阶级的反攻倒算。但军代表稳住了会场秩序，我虽不认识学校领导层的军代表，但参加了这次大会我对军代表有了很好的印象。我班的军代表刘排长与我们学生的关系也很好，军代表撤离後我和刘玉来、江城还专程骑自行车到怀柔水库军营找他玩过。在草原我没有参加军代表初次进驻生产队宣布会计高特布贪污的社员大会，也没感受到军代表的举措有哪些不当。

几千万的知青大军都在上山下乡，与全国军管的军代表一样，具体到人和事差异可能有着天壤之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