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说，血管里流出的永远是血，水管里流出的永远是水。只是当下中国知识分子血管里流血的已经极少，绝大部分流的是水，有些人看上去血管里流的是红色，其实都是红墨水，这些红墨水是专门用来为强者歌功颂德和对弱者喊打喊杀的。黄纪苏先生就是当下极少血管里还在流血的知识分子。所以他从社会两极分化中看到的是革命，而不是像那些五毛党那样，谁替弱势群体说话就诬陷谁是“颜色革命”，以此作为混饭吃的手段。
经典话剧《切·格瓦拉》 黄纪苏编剧、张广天导演 视频链接：v.youku.com/v_show/id_XMTI3Njc5Njg0.html
其实，不仅黄纪苏不希望革命，大家都不希望革命，没有人愿意革命，革命永远是人民大众最后的选项。但凡是还有一条活路，老百姓就不会革命；即便是已经没有了活路，只要还有一丁点儿希望，老百姓也不会革命；哪怕是连未来的希望也没有了，注定要世代为奴为娼、做牛做马的情况下，老百姓仍然不会革命。老百姓只有在对这个世界彻底绝望的同时，又看到了另一个世界的希望时，才会选择革命。也就是说老百姓只有在对旧房子已经彻底失望，同时又能够盖起新房子时，才会扒掉旧房子。否则，无论旧房子多么破旧，哪怕是如同猪圈，老百姓也只能住下去。
所以单纯的绝望并不会发生革命，只有在绝望后又看到新的希望时，革命才会爆发。而要在绝望中看到新的希望，通常只有两种情况：一是现有旧制度的松动；二是另一个世界的冲击（至于天灾暂不讨论）。也就是说在没有外部世界冲击的情况下，只要现有制度不松动，持续高压并且无限加压，无论老百姓怎样哭爹叫娘，也绝不会爆发革命。历史上的革命几乎都是在旧制度松动的改良时期发生的，而很少发生在最专制的时期。著名的法国大革命和中国的辛亥革命就是典型例证。
法国大革命就是在封建统治最宽松的路易16时期爆发的，当时专门关押政治犯的巴士底狱监狱里只有7名犯人，无一政治犯，可见当时法国政治宽松到了何等程度！辛亥革命爆发前的晚清则更是历史上封建专制统治最宽松的时期，当时中国把西方的所有政治体制都试了个遍，可谓是政治体制的“万国博览会”，封建专制已经完全名存实亡，所以武昌起义才那么容易。后来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也同样是在军阀混战的宽松时期发生的。毛主席在《中国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一文中对此讲得十分清楚。
可见，革命不是在极端腐败专制的条件下发生的，而恰恰是在腐败专制走向改良的宽松时期发生的。专制高压只会使人民产生仇恨和沉默，而绝不会产生革命。革命不仅空间上只能在最薄弱的地方爆发，在时间上同样只能在最薄弱的地方爆发，只要统治集团一直狠下去，革命就永远找不到最薄弱的环节。但是，虽然专制高压不会产生革命，却会通过国与民之间的对立特别是人民的仇恨，造成国家的战斗力趋向于零。这就是腐败专制国家无论国力大小和武器是否先进，总是对外妥协投降、卖国求稳的原因。这种对内镇压和对外投降之间的内在联系，可以说是古今中外的历史铁律，是中国历史上多次被小国打败并亡国的根本原因。
只是如此以来，这些国家的老百姓就陷入了一个悖论陷阱——如何面对外敌入侵？如果拼死抵抗，等于是捍卫自己猪狗不如的社会地位和随意被虐杀的悲惨命运，既违背阶级伦理也违背家庭伦理；如果趁机借用外部力量进行复仇，又会成为汉奸，违背民族伦理。总之，无论怎么做都违背天道伦理，结果就是绝大多数人选择了中庸之道，袖手旁观，甘做顺民。北京老百姓就是典型，无论是清兵入城，八国联军攻城，还是日本兵入城，老百姓一概不管，完全把国难看成是纯粹的官难。
老百姓在国难面前袖手旁观，表明这个国家已经变成了待宰羔羊，无论大国小国都敢来宰杀这个国家，并且国家越是肥大，招来的宰杀者就越多。这种宰杀在客观上必然会削弱这个国家镇压民众的能力，民众也不再惧怕这个已被外敌宰杀的国家，各种反抗会越来越多。此时无论国家会像晚清那样讨好民众，还是像民国那样更加疯狂镇压群众，都无法避免它的统治地位在内忧外患中动摇不定，这个时候革命的客观条件就已经成熟了，只要还有人想拯救这个国家，只需登高一呼，革命就会爆发。中国近代以来国民党领导的辛亥革命和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都是在这种情况下发生的。
可见，革命并非是什么人能够凭空制造出来的，而是如同卵化蝶、蛇脱皮一样，是两种生命状态新旧交替的必要环节。时机不到，谁也造不出来；时机一到，谁也阻挡不住。社会历史发展只有两种方式：改良和革命。改良是社会的保守疗法，不流血不动刀；革命是社会的外科手术，必然要流血要动刀。没有患者愿意动手术，也没有人愿意革命。但是当改良已经无法消除社会毒瘤，恢复社会健康时，那么剩下的唯一选择就是革命。而革命的暴烈程度完全取决于对改良的态度，如果是改良无效而爆发革命，则暴烈程度要低得多，流血牺牲要小得多；如果是因为社会拒绝任何改良而爆发革命，则暴烈程度要大得多，结果往往会血流成河。
所以，能否爆发革命以及革命的暴烈程度，完全取决于统治集团的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