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在歷史的凹陷處：修車攤前對話

上海知青，余杰

十年前在修車攤前的一次對話至今還記得。

那是一個星期天的下午，我去看望母親。路過上海浙江北路七浦路的路口時，我被一個熟悉的身影吸引住了。難道是他？我上中學的一位同學。

這位同學是一位近2米的高個子。上中學那會兒在我們這些孩子們中間他是鶴立雞群，顯得特別出眾。1968年以後上山下鄉開始後，他去了黑龍江插隊，以後就沒有了聯系。在後來的交談中我才得知，他從黑龍江插隊頂替回來後，不久因為企業關門失業了。他說，那一刻望着從黑龍江帶回來的老婆，一個身高馬大的漢子流下了辛酸的眼淚。今後怎麼辦？

我停下了腳步，看着他蹲在地上，一臉油污，正忙着修理一輛自行車。我走過去的時候，似乎有種感應，他立即抬起頭來。相隔多年，我們一眼就認出了對方。

“這是我的攤頭！”一開口他就告訴我，為了活下去只好在路邊擺了一個修理自行車的攤頭：“唉，活着真不容易啊！” 我在他攤頭邊上一個小板凳上坐下。等到他修好車後，我們點上一支煙聊了起來。

上山下鄉後，他被村里派去趕大車。他說，那時在知青中間，我掙得工分最高了。後來村裡的一位姑娘看上了，很快就結婚生子了。沒有想到十年後，可以回上海了。怎麼辦呢？他說，我才不是忘恩負義的人。自己想也沒想就拉起妻子的手一起回來了。

一家人在這個大城市裡要吃要喝啊。他告訴我，從回來的一天開始，真的是度日如年啊！老婆沒有工作，東北農村裡的人到了上海能夠幹什麼呢？只好靠我到廠里掙得四五十元錢混吧。孩子一天天長大，幼兒園上不起，我們就不上，老婆自己帶着。要上小學了，開銷大了，日子過得苦啊！

他說，這輩子倒了大霉了。好不容易經朋友介紹，老婆到了一家小飯店洗碗去了，能夠掙點錢補貼家裡了。好景不長啊，廠子倒閉了，我這個做輔助工掃垃圾的人到了社會上還能幹什麼！

回到家，我整整一個月躲在家裡抽煙喝酒哭泣。一個大男人混到連老婆也養不活的地步，真是苦透苦透了。還是靠朋友幫忙，我就在這里擺個攤頭，修修自行車。原來在農村裡的時候趕大車，自己學了一些修車的技術，這樣混了幾年。

他說，我現在什麼都不想了。熬吧，熬到退休可以有退休的工資了。你看看，現在騎自行車的人越來越少了，生意越來越難做了，路上跑的都是助動車了。還有那些可惡的城管，三天兩頭要來沖攤頭；不給點好處一天也不會讓你在這里擺攤頭的。

他的眼眶有點紅。他繼續說，熬的日子你們是沒有體會的。現在，老婆生癌症了，住不起醫院只好在家裡養着。兒子連個高中都考不進，只好到人家小公司里打打雜。小赤佬別的本事沒有，女朋友談好了，昨天回來講要結婚。我看伊是熱昏頭了，小姑娘的肚子裡已經有了。怎麼辦呢？你看看，我這個日子真難熬啊！

他說，兄弟啊，我不知哭了多少次了。現在已經麻木了，哭不出來了。大家都是知青，我現在連聚會都去不起啊，沒錢。我不想大家嗎？不是的。

那天，我們聊了很多很多。好幾次我是忍住了淚水。可惜我無法記載他講述時那個難熬的心情啊！

我們這代人中間，何止是這一位呢？有一位知青作家寫文章說，絕大多數知青處在弱勢群體。一點不錯！

突然，他急速地收起工具箱，連招呼都沒打撒腿就跑了。

我愣在攤位前，看見不遠處穿着制服的人正在朝這里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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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起了復旦文學博士，上海財經大學人文學院教授裴毅然先生一篇文章《落在歷史凹陷處的“知青”一代》。他說：我們這一代大多數知青的命運——淨走在歷史的凹陷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