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月19日至5月9日，100多天的四渡赤水作戰，毛澤東軍事指揮藝術達到出神入化的境界。紅軍與國民黨軍隊的兵力對比是3萬比40萬，達到長征以來之最，但毛澤東率領中央紅軍上演了我軍軍史上的最精彩一幕。

　　四渡赤水戰役，是遵義會議之後，中央紅軍在長征途中，處於國民黨幾十萬重兵圍追堵截的艱險條件下，進行的一次決定性運動戰戰役。在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等指揮下，中央紅軍採取高度機動的運動戰方針，縱橫馳騁於川黔滇邊境廣大地區，積極尋找戰機，有效地調動和殲滅敵人，徹底粉碎了蔣介石等反動派企圖圍殲紅軍於川黔滇邊境的狂妄計劃，紅軍取得了戰略轉移中具有決定意義的勝利。

　　毛澤東指揮中央紅軍三個月的時間六次穿越三條河流，轉戰川貴滇三省，巧妙地穿插於國民黨軍重兵集團圍剿之間，不斷創造戰機，在運動中大量殲滅敵人，牢牢地掌握戰場的主動權，取得了紅軍長征史上以少勝多，變被動為主動的光輝戰例。

老紅軍王敬群（江西吉安人，1919年5月生。1934年春任共青團閩贛省委兒童局書記期間轉入紅軍工作，隨後參加長征。抗日戰爭時期曾任團政委、旅政治部主任。解放戰爭期間任師政委。解放後歷任福建省永安地委書記兼軍分區政委、南京市委副書記兼市人大常務副主任和省政府顧問等職，1992年離休。）回憶說：四渡赤水河時，紅軍要搭浮橋，挨家挨戶借門板，老百姓紛紛把自家的門板取下來送過去。用的哪家的門板，紅軍在門板後面的插銷處寫上名字，一個門板給一個銀元。紅軍全部渡過河後，在對岸把繩子砍斷，門板就順着水流漂了回來，老百姓取回後又安裝在自家門上。

一渡赤水

　　遵義會議後，中革軍委向各軍團首長下達了《渡江作戰計劃》，擬定：中央紅軍各部進至赤水、土城附近地域後，分3路縱隊由宜（賓）瀘（州）間的藍田壩、大渡口、江安一線北渡長江。

　　1935年1月19日起，紅1、3、5、9軍團分三路先後從遵義、桐梓、松坎地區出發，向土城、赤水前進。24日，先頭部隊紅1軍團擊潰黔軍的抵抗，攻占土城，並往赤水疾進。26日，紅1軍團在黃陂洞、復興場遭遇川軍章安平旅、達鳳崗旅阻擊，紅九軍團在箭灘遭遇川軍特遣支隊徐國瑄部阻擊，紅軍占領赤水計劃受挫。27日，中央軍委縱隊進駐土城。28日，紅3、5軍團、軍委縱隊、幹部團、以及從丙安回援的紅1軍團2師在土城、青槓坡地區對尾追的川軍郭勛祺旅、潘佐旅發起猛攻，予以重創，但川軍後續部隊4個旅迅速增援，雙方形成對峙局面。28日晚，政治局和軍委召開緊急會議，決定撤出青槓坡，改變北上行軍路線，避開強敵。29日凌晨，紅軍大部隊分左中右三路，從元厚鎮、土城鎮向西渡過赤水河，即四渡赤水第一渡。

　　1935年2月上旬，紅軍進至川南的敘永、古藺地區，尋機北渡長江。此時，張國燾藉口嘉陵江“江闊水深，有重兵防守”，抗拒中央命令，不僅不率紅4方面軍南下以吸引川敵，反而北攻陝南，致使川軍無後顧之憂，得以集中全力堵紅軍北進。

二渡赤水

　　紅軍進至扎西地區，敵仍判斷紅軍我將北渡長江，除向宜賓段各主要渡口增兵外，又調滇軍和川軍潘文華部向扎西地區逼近，企圖對紅軍分進合擊。

　　鑑於敵軍主力已大部被紅軍吸引到川滇邊境，黔北兵力空虛的情況，紅軍決定出敵不意的回師東進，折回貴州。紅軍先頭1個團先敵搶渡二郎灘，成功掩護部隊於1935年2月18日至20日三日內，在太平渡、二郎灘第二次渡過赤水河，並繼續向桐梓、遵義方向前進。24日占領桐梓。25日夜占領了婁山關。27日，在董公寺擊潰了敵人3個團的阻擊，28日晨再次攻占了遵義城。次日中午，紅軍進占城南的老鴉山、紅花崗、忠莊鋪後，與敵馳援遵義的吳奇偉縱隊2個師接觸。紅軍乘敵立足未穩，發起攻擊，經反覆拼殺，敵軍大部被殲，吳奇偉帶領殘部企圖逃過烏江，除少數人員跟隨其過江遁去外，其餘尚未過江的1800餘人和大批武器，全部為紅軍俘獲。遵義地區的這次作戰，歷時五天，擊潰和殲滅敵2個師又8個團，俘敵3000餘，是中央紅軍戰略轉移以來取得的一次最大的勝利，極大地鼓舞了士氣，打擊了敵人的反動氣焰。

三渡、四渡赤水

      紅軍遵義大捷後，蔣介石於1935年3月2日急忙飛往重慶，親自指揮對紅軍的圍攻，企圖採取堡壘與重點進攻相結合的戰法，南守北攻，圍殲紅軍於遵義、鴨溪狹窄地區。為粉碎敵人新的圍攻，紅軍將計就計，偽裝在遵義地區徘徊尋敵，以誘敵迫進，然後再轉兵西北，尋求新的機動。同時，以紅3軍團向西南方向的金沙佯動，調動敵周渾元部向南和吳奇偉部向西，爾後轉用兵力攻擊魯班場守敵。紅軍的行動果然調動了敵人，當敵吳奇偉部北渡烏江和滇軍孫渡部靠近紅軍之際，紅軍突然轉兵向北，於15日進占仁懷，16日從茅台第三次渡過赤水河，再入川南。敵誤以為紅軍又要北渡長江，急忙調整部署，向川南壓逼我軍，企圖再次對紅軍形成合圍，聚殲紅軍於長江南岸地區。

　　1935年3月10日1時，紅一軍團林彪、聶榮臻一個“萬急”電報建議中央紅軍改駐打鼓新場（時屬黔西縣，今金沙縣城）的國民黨追剿軍王家烈縱隊（黔軍）。紅軍總司令、前敵司令部（3月4日根據張聞天提議成立的）司令員朱德認為：打鼓新場是黔北首鎮，又是通往畢節的要塞，黔軍比國民黨中央軍好打，打開打鼓新場有利於中央紅軍拓展川滇黔邊根據地（中共中央政治局扎西會議決定創建川滇黔邊根據地）基礎。前敵司令部政治委員（時稱前敵總指揮）毛澤東在雲南威信縣境就構思好把滇軍調到貴州腹地來，繞個大圈子把中央紅軍帶出蔣介石大包圍圈套小包圍圈的絕境，北渡長江（金沙江）去川西北會合紅四方面軍，創建新根據地的戰略計劃；同時軍委二局戴鏡元截獲敵方向遵義調動部隊的電令，國民黨中央軍、川軍、滇軍正從四面八方向遵義、鴨溪、楓香、打鼓新場壓來；同朱德產生分歧。

　　候補委員，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委員和部分中革軍委局以上首長開會，專題討論進不進攻打鼓新場問題。會議從早上開到夜間，毛澤東堅決反對進攻打鼓新場，其餘參會首長都贊成林彪、聶榮臻 “萬急”電報建議。毛澤東來了脾氣，對主持會議的張聞天說道：“你們硬要打，我就不當這個前敵司令部政委了！”（《大長征》·中共黨史出版社2006年第1版195頁）。在座的首長毫不客氣地頂撞毛澤東：“少數應該服從多數，不干就不干”（《從轉折走向輝煌——苟壩會議研究文集》·中央黨校出版社2007年9月第1版81頁）。毛澤東離開會議，張聞天搞了個舉手表決（電視劇《長征》中有這個場境），結果把毛澤東的前敵司令部政治委員職務表決掉了。深夜，毛澤東獨自一人打着馬燈，去到周恩來住處，要周恩來晚一點下發進攻打鼓新場的作戰命令，說服周恩來後，又同周恩來一起去說服朱德。

　　1935年3月11日一早，周恩來提議繼續召開20多人的中央會議，討論決定撤銷進攻打鼓新場計劃。經過爭論，毛澤東、周恩來、朱德終於說服參會的中央政治局委員、候補委員和中革軍委委員。毛澤東堅決反對進攻打鼓新場，使中共中央、中央紅軍再一次避免全軍覆沒的危險。“如果沒有毛澤東當夜此行，歷史的結局會改寫成另外的樣子”（石仲泉·《從轉折走向輝煌——苟壩會議研究文集》·中央黨校出版社2007年9月第1版第4頁）。會後，毛澤東向周恩來提出：成立中央新三人團，代表政治局全權指揮軍事。周恩來將毛澤東的提議轉達給張聞天。

　　1935年3月12日，張聞天召集政治局擴大會議，提議成立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最高軍事指揮機構三人團。毛澤東1943年在一次中央會議上說：“在打鼓新場，洛甫每天要開二十餘人的中央會議。洛甫提議要我為前敵總指揮……以後組成三人團（毛、周、王）領導”（《從轉折走向輝煌——苟壩會議研究文集》·中央黨校出版社·2007年9月第1版第1頁）。1959年初努力糾正已發現的“大躍進”的一些“左”的錯誤的時候，毛澤東在講到真理有時在少數人手裡時說：“大多數人也可以搞錯的，而一兩個人可能是正確的。列寧那個時候有這種情況。我也有許多經驗。比如，苟壩會議，我先有三票，後頭只有一票，就是我自己。我反對打打鼓新場；要到四川繞一圈，全場都反對我。那個時候我不動搖，我說要麼聽我的，我要求你們聽我的，接受我的這個建議。如果你們不聽，我服從，沒有辦法。散會之後，我同周恩來講，我說，不行，危險，他就動搖了，睡了一個晚上，第二天又開會，聽了我的了”（石仲泉·《從轉折走向輝煌——苟壩會議研究文集》·中央黨校出版社·2007年9月第1版第2頁）。

　　苟壩會議成立周恩來、毛澤東、王稼祥三人團，完成了遵義會議改變黨中央最高軍事領導機構的任務。進一步確立和鞏固了毛澤東在黨中央和紅軍中的領導地位。

　　突圍轉移（“長征”的提法是1935年5月中央紅軍進入彝民區後朱德提出的）中的中共中央，主要是領導紅軍打仗、求生存。毛澤東在遵義縣楓香鎮苟壩村復執中國工農紅軍最高領導權、指揮權，使黨中央和中央紅軍的命運實現了生死攸關的偉大轉折。在幫助周恩來指揮軍事時，就構思成熟把“滇軍調出來”戰略計劃。這個計劃是從一渡赤水河、二渡赤水河兩次被動轉移實踐中形成的。毛澤東不放棄進攻駐仁懷壇廠的國民黨中央軍周渾元縱隊，反對進攻打鼓新場；就是希望從長計議，實施把滇軍調出來，進滇入川戰略計劃。

　　1935年3月13日，毛澤東命令紅三軍團第十三團團長彭雪楓指揮紅十團、紅十三團由楓香壩奔襲駐遵義縣第十二上區西安鎮（今泮水鎮西安村）、泮水鎮黔軍猶禹九旅周相魁團、宋華軒團，佯攻黔西縣打鼓新場，是毛澤東實施把滇軍調出來戰略計劃之始，目的是把固守在仁懷壇廠的國民黨中央軍周渾元縱隊引出來聚殲。彭雪楓指揮紅十團、紅十三團一舉將黔軍周相魁團、宋華軒團驅逐到打鼓新場，駐進遵義縣第十二中區岩孔場（今金沙縣岩孔鎮），開展打土豪、建立蘇維埃政權。國民黨中央軍周渾元縱隊傾巢而出，向打鼓新場開進；前鋒行進到三元洞，發現主力紅軍沒有去進攻打鼓新場，急返魯班場修築碉堡、工事固守。

　　1935年3月14日，紅三軍團第十三團團長彭雪楓率領紅十團、紅十三團奉命由岩孔場趕往魯班場參加會攻國民黨軍周渾元縱隊，途經遵義縣第十二上區（泮水區）洪關壩（今洪關苗族鄉），遭潰駐小壩場（今洪關苗族鄉小壩場村）的黔軍伏擊，犧牲30多名紅軍戰士，當地農民將這30多位烈士掩埋在皂角樹梁子山上。當時已9歲的老農馬光昌述說：他親眼看見一個60歲左右的老頭剝光了紅軍屍體上的衣帽，挑到馬家溝河中沖洗。那個老頭還送給他一頂帽子，帽子上有紅布五角星，他戴着跑回家，遭到老父親一頓臭罵：如果皂角樹梁子山上埋的是土匪或黔軍士兵的屍體，我寧可相信那些土匪或黔軍官兵沒有父、母、兄、弟等親人，也不敢相信他們的親人那麼狠心！

　　1935年3月15月2時，紅一、紅三、紅五軍團和軍委幹部團各部由現駐地向魯班場運動，對國民黨軍周渾元縱隊3個師形成扇形包圍，拉開決戰態勢。目的是要把各方面的國民黨軍都吸引到黔北來，找個縫隙突出蔣介石設置的大包圍圈套小包圈。雙方激戰至下午5時，毛澤東、朱德接報：距魯班場西北60里，川軍8個團向魯班場開來；國民黨中央軍吳奇偉縱隊兩個師向魯班場開進，前鋒已到遵義縣第十二下區楓香壩、花苗田。毛澤東、朱德命令中央紅軍主動撤出戰鬥，向仁懷縣中樞鎮（今仁懷市中心城區）、茅台鎮轉移。16日，朱德從壇廠經懷陽洞向中樞鎮行進，前往茅台鎮指揮中央紅軍三渡赤水河，第二次挺進川南。如果說中央紅軍一渡赤水河、二渡赤水河是受國民黨軍圍追堵截所迫的被動轉移。那麼，從茅台三渡赤水河就是帶有戰略性的主動轉移。

　　1935年3月16日至17日，中央紅軍從茅台鎮第三次渡過赤水河，進入四川古藺縣。渡河前，毛澤東吩咐紅軍總參謀長劉伯承派工兵去二郎灘和太平渡查看二渡赤水河時架設的浮橋是否存在。雖然時任中革軍委工兵營營長王耀南的回憶有待考證（因為當時為了擺脫國民黨軍追擊，後衛部隊過河後是要毀橋的），但是卻佐證了三渡赤水河的目的完全是為了迷惑蔣介石，調動國民黨軍。中央紅軍進入川南，再次擺出北渡長江的態勢。蔣介石再次把主力和注意力集中到川南。

　　1935年3月20日～22日，毛澤東命令中央紅軍秘密、迅速地從太平渡、二郎灘、九溪口第四次渡過赤水河。3月23日經習水二郎、仁懷三合、大壩、高大坪。

1935年3月24日，經小箐溝到喜頭的石火爐、李村溝及魚塘。

1935年3月25日，進駐悶頭台（今仁懷市喜頭鎮）竹林灣。

1935年3月26日，經土地坎、天子廟（今喜頭鎮共和村）、火石坪、當晚進住洞口坪（今遵義縣芝麻鎮竹元村）

　　3月27日經草皇壩到干溪、到干溪後，朱德命令紅九軍團，立即移狗（苟）壩西之馬鬃嶺（苟壩與紙房的界山）為暫時活動樞紐。從28日晨起分兩部：一向長干山（今仁懷市長崗鎮）、一向楓香壩（遵義縣楓香鎮）偽裝主力活動。

1935年3月28日，朱德再次命令紅九軍團在馬鬃嶺西北路上（楓香壩至長干山至壇廠路上）擺露天標語，路側放煙火扮炊煙，散消息，偽裝主力將在此地區誘敵向北出擊消滅之的模樣，掩護主力秘密迅速南轉移。

在毛澤東、周恩來、朱德指揮下，紅一軍團、紅三軍團、紅五軍團、中央縱隊秘密、迅速地鑽過鴨溪至白臘坎不足15華里國民黨軍封鎖線縫隙，轉移去黔西縣沙土鎮後山鄉。

　　1935年3月30日，從後山的梯子岩、江口、大塘河3個渡口全部渡過烏江，進入息烽地域，跳出蔣介石精心設置的“絕境”。

　　1935年3月31日，毛澤東去到紅二師，在路旁攤開地圖，在圖上畫了一道從貴州省向東南、向西、向西南，入雲南，經昆明附近至元謀、金沙江畔的一長條大迂迴的紅槓槓，第一次公開他把“滇軍調出來”的戰略構想。紅軍總參謀長劉伯承說：“在茅台附近四渡赤水河，除留一支小部隊牽制敵人之外，其餘急行軍通過楓香壩，南渡烏江，直逼貴陽，並且分兵一部東擊甕安、黃平。這時候，蔣介石親自在貴陽督戰，慌忙調雲南軍閥部隊來‘保駕’……在部署這次行動時，毛主席就曾說：‘只要能將滇軍調出來，就是勝利’。”

　　四渡赤水河，是中央紅軍創建川黔邊根據地、川滇黔邊根據地中在赤水河流域進行的運動戰戰役。都是毛澤東在遵義會議進入黨中央領導核心後幫助周恩來、朱德指揮和在苟壩會議進入黨中央最高軍事領導、指揮核心後親自指揮的，一渡、二渡赤水河的過程是毛澤東構思把“滇軍調出來”戰略計劃的基礎；苟壩會議成立毛澤東、周恩來、王稼祥三人團，代表政治局全權指揮軍事，為毛澤東實施把“滇軍調出來”戰略計劃提供了堅強的組織保證。蕭華將軍《長征組歌·四渡赤水出奇兵》、毛澤東本人說四渡赤水是他一生中的“最得意之筆”，廣義上指一渡、二渡、三渡、四渡，狹義上特指三渡，四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