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蘇共二十大和“波匈事件”發生後，美國國務卿杜勒斯受到極大鼓舞，他公開宣稱美國的政策是促進蘇聯、東歐和中國等社會主義國家的自由化（即復辟資本主義制度），斷言“共產主義將從內部瓦解”。1957年6月，杜勒斯在記者招待會上宣稱資本主義世界要有這樣一個“基本的信念”：“如果它（蘇聯、東歐和中國等社會主義國家）繼續要有孩子的話，而他們又有孩子的話，他們的後代將獲得自由。”這就是通常所說的西方帝國主義把“和平演變”的希望寄托在共產黨第三、第四代人身上。

毛澤東高度警惕美國當局發出的這一重大戰略信號。1959年11月12日，在與華東各省市委第一書記談話時，毛澤東第一次明確提出防止“和平演變”的問題。他說，杜勒斯在一次發言中講，“決不結束冷戰”，“用正義和法律代替武力”，“在這方面極為重要的，是要認識到，在這種情況下放棄使用武力並不意味着維持現狀，而是意味着和平的轉變”。

毛澤東指出：“和平轉變誰呢？就是轉變我們這些國家，搞顛覆活動，內部轉到合乎他的那個思想。”“就是說，他的那個秩序要維持，不要動，要動我們，用和平轉變，腐蝕我們。”此後，毛澤東多次講要警惕和防止“和平演變”，他反覆強調，杜勒斯搞“和平演變”，在社會主義國家內部是有其一定社會基礎的，社會主義國家有被“和平演變”的危險。

正是在國內外紛紜複雜的形勢中，毛澤東逐漸把防止黨和政權變質與反對帝國主義的“和平演變”戰略結合起來進行思考，逐漸推動着毛澤東關於保持黨和政權永不變質戰略思想的最終形成。這裡需要指出的是，毛澤東敏銳地抓住帝國主義對社會主義戰略策略重點的改變這一重大問題，旗幟鮮明地提出防止“和平演變”並成為中國共產黨長期堅持的一個戰略方針，以保證國不變色，黨不變質，這無疑是一個極富遠見的思想，是毛澤東對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重大貢獻。但也正是在這一方針指導下，在國內實施的過程中，發生了“左”的偏向，直至發動了“文化大革命”。

毛澤東這時把主要希望寄托在青年學生身上。他曾對身邊工作人員說：“‘文革’中這些群眾主要是年輕人、學生，正是杜勒斯們寄託‘和平演變’希望的最年輕的一代。讓他們親身體驗鬥爭的嚴重性，讓他們把自己取得的經驗和認識再告訴他們將來的子孫後代，一代一代傳下去，也可能使杜勒斯的預言在中國難以實現。”“我考慮發動群眾。我把批判的武器交給群眾，讓群眾在運動中受到教育，鍛煉他們的本領，讓他們知道什麼道路可以走，什麼道路是不能走的。我想用這個辦法試一試……”

1967年2月8日，毛澤東在與外賓談話中說：“過去我們搞了農村的鬥爭，工廠的鬥爭，文化界的鬥爭，進行了社會主義教育運動，但不能解決問題，因為沒有找到一種形式，一種方式，公開地、全面地、由下而上地發動廣大群眾來揭發我們的黑暗面。”經過長期並艱難的思考，毛澤東認為自己找到了這種形式，它就是發動億萬群眾開展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

他認為，只有採用這種形式，才可能避免黨和政權改變顏色這種十分危險的前景的出現。毛澤東始終把培養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這一戰略任務掛在心上。

毛澤東說：“現在學生的缺點在什麼地方呢？學生最嚴重、最嚴重的缺點，就是脫離農民，脫離工人，脫離軍隊，脫離工農兵，就是脫離生產者。”極可能就是在此時，毛澤東完全放棄了自己在沒有經過生產一線鍛煉過的青年知識分子中直接培養接班人的想法。

早在1955年，毛澤東就說：“農村是一個廣闊的天地，到那裡是可以大有作為的。”1968年12月，毛澤東下達了“知識青年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文革”中1600多萬知識青年上山下鄉大規模運動展開，這是人類現代歷史上罕見的從城市到鄉村的人口大遷移。

這其中有城市人口就業這一十分重要的安置因素，但筆者認為，毛澤東從培養千百萬無產階級革命事業接班人出發的戰略設想可能是更為重要的動因。據統計，黨的十八大產生的205名中央委員中，有65人有過上山下鄉知青的經歷，占這個群體的31.7％。其中，25名中央政治局委員中，有7位是上山下鄉知青，占比28％。而最高層的7名政治局常委中，有4位就有着上山下鄉的經歷，占比57.1％。當年上山下鄉的大批知識青年，現在正在我們黨和國家的各級領導崗位上和經濟社會生活中發揮極其重要的作用。

我國在一個相當長時期內，必然是一個落後的農業國。與中國人口中最多的最底層的農民朝夕相處，對中國這一特有國情的親身體悟，已經是這批知識青年終生極為重要的不可替代的寶貴財富。這可能是打斷帝國主義預言家們把“和平演變”的希望寄托在中共的第三代或第四代身上預言鏈條的最可靠的戰略之舉，是帝國主義的預言家們難以逾越的一道障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