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篇小說《人間舞台》之二《亮相》

  東西南北中  風聲和雨聲      道是山前必有路  眼下儘是害人坑

人前都是人  背後現鬼樣      不吃夜草馬不肥  不賣良心財不旺

第四章：整天裝孫子活得真累

在大學同學的聚會上，張建勛見到了從天津趕來的李亞麗，李亞麗很沮喪地對他說：“我們張文亮可倒霉了，好不容易調回天津，現在卻把工作給丟了。”

張建勛奇怪地問她：“他不是按正常手續調回天津的嗎？”

李亞麗說：“可不是嗎。剛在花台集團上了四個月的班，就讓他們給辭退了。”

“因為什麼呀？”張建勛問。

“什麼也不為，就因為原來托的關係，出車禍死了，他們就不要我們了。”

原來，張文亮在花台集團上班，是托一個山西籍貫、在花台集團任老總的人，經山西省長治市人事局和天津市人事局調進去的。當時，花台集團把張文亮安排在其下屬的一個送水公司。上了四個月的班，那個關係突然死了，所以也就不讓張文亮幹了，還逼着他簽了一份協議，與花台集團脫離關係。

張建勛問李亞麗：“他怎麼那麼傻，幹嘛跟他們簽這種協議？這不是連三十多年的工齡也丟了嗎？老了連退休金都沒啦！”

李亞麗說：“咳，沒有辦法。當時花台集團欠我們文亮六千塊錢，其中包括三個月的工資，和四千塊錢水站墊付款，你不簽協議，他就不給你錢，所以，文亮只好簽了這份協議。”

“糊塗！怎麼這麼糊塗？怎麼能為了六千塊錢，就簽定這種賣身的協議，你一簽定協議書，人家就把你推出來了，以後怎麼辦？”

李亞麗一籌莫展。

張建勛想了一下，說：“按說這是違法的，任何人都不能脅迫別人簽違心的協議，你們應該跟他們上仲裁去打官司。別的地兒我不知道，反正這官司在北京是肯定能贏的。但是，你們一定要抓緊時間，因為在仲裁打官司是有時效的，過去是六個月，現在是多少天我不太清楚。反正你們一定要抓緊。”

聚會結束以後，過了幾個月，李亞麗忽然從天津打來電話，說雖然仲裁聲稱已經超過了時效，但是說了幾句好話，最後還是受理了他們的官司，並且說下禮拜一就要開庭，屆時希望張建勛去一趟天津，幫助張文亮去打這個官司，張建勛一口答應下來。

到了禮拜天，張建勛起了個大早兒，從趙公口長途汽車站坐上汽車，兩個小時到了天津，見了李亞麗和張文亮夫婦，大家商量了一下午案情，然後早些休息了。第二天，張建勛和張文亮一起來到開發區的仲裁委員會，兩個人都沒有打過官司，不免心中有些打鼓。好在張文亮請了一個律師，心裡基本還算塌實。九點半宣布開庭，只見一個三十多歲的男人走進來，一屁股坐在椅子上，看也不看原告和被告就開始審理案情。

張文亮是原告，本身口齒就不伶俐，加之心情激動，說的不太清楚。他說的內容，仲裁員只聽不記。但是，只要被告一開言，他就一字不差地記下來。

張建勛感到不公平，幾次開口都被仲裁員給駁回了，他嚴厲地說：“問你了嗎？問你的時候你再說，沒問你少說話！”張建勛初次上仲裁打官司，不知道應該怎麼辦，只好閉了口。

後來律師陳述了一遍，並提出了訴訟要求，仲裁員草草記了幾筆，最後說了一句：“早就超過時效了，為什麼不早來？”審理只有半個小時就結束了，許多準備好的話也沒說成。

從仲裁委出來，律師說：“我早就說了，關鍵就是超過時效，看來這個官司不好打。”從此罷手不管了。

張建勛回到北京和建業一念叨這事情，建業說：“他這是違法的，無論是法院還是仲裁，都不准許一個人開庭，不准許自審自記。再者，仲裁委有義務告訴你們，超過時效的官司就不要再打了。明知已經超過時效，還接這個案子，他們這樣做是非常錯誤的。現在，不管他結論是什麼，已經不重要了，反正已經審過了。看樣子，這裡頭有貓兒膩，你們非輸不可。你們要是還不服，可以接到裁決書，立即上法院去告。”

果然不出所料，裁決書說張文亮的案子超過了時效，僅憑這一條判張文亮輸了官司。這事情，讓張建勛和張文亮很不服氣。既然你們知道已經超過了受理時效，為什麼還要受理？難道就是為了掙那五十塊錢的訴訟費嗎？既然你們知道這個官司一定會輸，為什麼不勸告我們不要打了？這事情激起了張建勛的憤怒，倆人一商量，索性打到底，跟他們上法院，反正已經這樣了，還能怎麼樣？光腳的不怕穿鞋的，於是張文亮又把官司，告到了開發區初級法院。

法院開庭的那天，張建勛和張文亮一起去了。宣布開庭之後，法官問原告有何申訴要求。張建勛說：“我們的申訴要求有五個，第一恢復工作，第二簽定勞動合同，第三補發拖欠工資，第四補償經濟損失，第五……”

法官當即打斷說：“不行，本庭只受理被仲裁駁回的內容，仲裁裁決書上沒有涉及的內容，本庭一概不受理。”

張建勛有過第一次出庭的經驗，這回也不害怕了，他壯起膽量說：“法官先生，我們在仲裁局也提到了這些內容，但是仲裁員不做記錄，我們沒有辦法，因為他是一個人，自審自記，沒有書記員在場。今天您這裡可有書記員，我們仍然提出這些申訴請求，您也可以不記！”

法官沒想到張建勛說出這麼一番話，頓時愣住了。法官瞪着張建勛，張建勛也瞪着法官，僵持了一會兒，法官只好說：“請書記員將原告剛才說的內容記下來。”

這樣，第一次開庭只達到了一個目的，就是受理了此案件。隨後，法官問張文亮在花台集團上過班沒有，張文亮說沒有。法官又問張文亮在花台集團領過工資沒有，張文亮也說沒有。被告委託人馬上得意地說：“那你就根本不是我們花台集團的人。”

張建勛知道，這是一個非常關鍵的問題，如果一個人沒有在某個單位上過班，而且沒有在那裡領過工資，雙方就等於沒有實際的勞動關係。法官深知這一點，所以這樣問。於是，張建勛馬上辯解說：“在厂部上班和在車間上班，同樣都是這個工廠的人，在車間領工資，不能說就不是這個工廠的職工。張文亮去送水公司上班，是花台集團安置的。花台集團無權將一個人安排到與其毫不相關的企業，這充分說明花台集團與送水公司是上下級從屬關係。再者，張文亮在送水公司上班的時候，確實沒有在集團總部領過工資。但是，最後簽協議時的補發工資和歸還墊付款，卻是在花台集團總部領取的呀？這怎麼能說張文亮沒在花台集團領過工資呢？又怎麼能說張文亮不是花台集團的人呢？”

法官轉過頭去看着被告，被告無話可說。

當天法庭上辯論的焦點就是：張文亮是不是花台集團的職工，那個協議到底有沒有效。法官一再聲明，原、被告雙方不要在法庭上說大道理，有證據回去找證據，讓證據說話。於是，張建勛和張文亮回到家裡，就四處翻找證據。

張文亮找出兩張花台集團給他開的介紹信，當時張文亮沒有了工作，他想回山西長治，花台集團分別給山西省長治市人事局和天津市人事局開的介紹信，信上開頭寫的都是：茲有我公司員工張文亮……還有一張給天津市民政局開的，當時生活困難，兩口子打架鬧離婚，花台集團也給張文亮開了一封介紹信，上邊寫的也是：茲有我公司員工張文亮……第四個證據是張文亮跑開發區要求恢復工作，往返車票報銷憑據的複印件。別看張文亮胡裡胡塗地簽了那份倒霉的協議，但是，他把所有可以作為證據的東西都保存下來，有些還是複印件。他的理由是，我不簽協議，你就不給我錢，那我就先簽協議領了錢，然後我再打官司告你。

張建勛搖了搖頭，不贊成他這說法，但是他也覺得有了這四份證據，就足以證明張文亮是花台集團的員工了，打贏這場官司還是很有把握的。第二次開庭，張文亮首先把這四份證據亮了出來，證明他的確是花台集團的員工。但是，被告方也出示了張文亮簽的那份協議，以此來證明張文亮已經和花台集團解除了關係。法官讓原告辨認協議上的簽名是不是他的字跡，張文亮含混不清，點頭說看着好像是，然後又搖了搖頭，說也不太像。

法官有些不耐煩，拍了一下桌子，說：“是，或者不是，你要說一個肯定的答覆。你不能這樣含糊其詞，你這樣兒讓我怎麼辦？”

張文亮緊張得說不上話來，結結巴巴地說：“日子長了，記不清了。”

坐在一旁的張建勛急了，連忙說：“我的委託人因這場官司被折磨得頭腦有些不好使了，現在我來替他辯護。”

法官又拍了一下桌子厲聲說：“一個說了一個說！你們倆都說，讓我聽誰的？”

張建勛看了一眼法官，慢條斯理地說：“法官先生，您能不能別拍桌子呀？不管您是在哪兒生了氣，您都沒有權利沖我們撒！您現在是上班呢！我們是來打官司的！請您不要耍態度！”

法官聽了一愣，什麼話也沒說。

張建勛和張文亮低聲商量了一下，張建勛對法官說：“法官先生，我們商量好了。由我來主訴，不對的地方他糾正，不足的地方他補充。”

法官問原告是否同意，張文亮表示同意。於是張建勛就說：“我們十分清楚地記得，在仲裁委看到那份被告出示的協議，上邊張文亮三個字是蘭色筆跡，現在這三個字，忽然又變成黑色的了。因此，我們只能承認這份協議上的字體像是張文亮的，字跡我們不敢肯定。再者，因為協議是三方協議，而被告一方，前後就出示了兩份協議，況且，這兩份協議上的簽名顏色不一。所以，我們不能排除被告，有做偽證的可能。”

被告委託人馬上反駁說：“原告方無憑無據，污衊我方做偽證，對方有什麼證據？如果沒有證據，我們請求法官，追究對方誣告的法律責任。”

張建勛冷笑一聲說：“請被告方聽清楚，我說的是：不能排除被告方有做偽證的可能，並沒有肯定地說你們做偽證！你心虛什麼？憑什麼你一方出示了兩份協議書，而且兩份協議書的簽名顏色還不一致，你拿出的證據有問題，難道還不准我方懷疑？”

被告方委託人無詞答對，但是，法官卻接過去問：“你說被告在仲裁出示的那份協議，簽名的筆跡是蘭色的，你有什麼證據？”

張建勛說：“我沒有證據，證據在仲裁。但是，我們有證人在場。一個是張文亮請的辯護律師，名字叫李忠歧。一個是張文亮在場旁聽的同學，名字叫楊艷華。他們兩個可以出庭作證。”

法官一時無語。

張建勛接着說：“目前我方有充足的證據，證明張文亮的確是花台集團的員工，而對方沒有證據證明張文亮不是花台集團的員工。如果張文亮不是花台集團的員工，他們為什麼給張文亮報銷車費？另外，張文亮是通過山西省長治市和天津市人事局、幹部調動的正常手續調入花台集團的，這在長治市人事局和天津市人事局都有備案，而花台集團至今沒有任何證據，證明張文亮已經調出花台集團，而且檔案至今還在花台集團存放着，這一點，請法官明查。”

法官於是轉過頭去問被告：“是呀，既然你們說張文亮不是你們公司的員工，你們為什麼給他報銷車票？既然解除了和約，你們為什麼還給他保存檔案？”

被告委託人吞吞吐吐地說：“因為……因為他的檔案，一開始就放在花台集團，我們又不能給他扔了，只好替他保管。他上集團來鬧事，我們看他挺可憐的，就給他報銷了車票。”

張建勛冷笑一聲說：“笑話！欠帳不還錢，人家要回自己的錢，你們就逼着人家簽那樣缺德的協議，你們還有那麼好的心腸！？我應該向你指出的是，你們不是國家規定的保存檔案機構，你們無權也沒有義務替張文亮保存檔案。之所以保存，因為張文亮是你花台集團的員工，檔案是你們調來的！你們之間存在着實際的勞動關係，你不得不保存！我諒你也不敢把它扔了！”

被告方又說送水公司是獨立法人，張文亮應該去找送水公司。

張建勛當即反駁說：“你說他是獨立法人，請你拿出證據來！不能空口說白話。”

被告方當場拿不出證據，辯論到此告一段落。

法官問張文亮：“你知道簽協議，對你意味着什麼嗎？你是一個具有完全行為能力的成年人，難道你不清楚簽了這份協議，會給你造成什麼後果嗎？”

張文亮點頭說：“我知道。但是，這份協議不是我自願簽的，況且三方協議，只有對方一份，我這裡根本沒有，送水公司也沒有，這樣的一份單方協議，能有作用嗎？”

法官說：“你說簽協議是被迫簽的，你有什麼證據？誰能證明你是被迫簽的？比如說，誰打你了，或者不簽協議，不讓你回家。”

張文亮說不上來，張建勛接過來說：“我們當然有證據。我方已經拿出了四份證據來證明張文亮是花台集團的員工，第五份證據現在對方手裡，那就是張文亮領取六千元補發工資和歸還墊付款的字據。我剛才看到了，上邊的日期是七月三十一日。這份證據不僅證明了張文亮確屬花台集團，在花台集團領過工資，而且還能證明這份協議是被迫簽的。因為協議和領款收據的日期，都是七月三十一日同一天。而張文亮找花台集團要錢，是從四月份就開始的。由此可見，不簽協議，三個月都不給錢；簽了協議，當時就給錢。這能說不是被迫的嗎？另外，我認為這份協議是一份違反《合同法》的無效協議，因為協議中有逼迫我的委託人、放棄自身合法權益的條款，法官應不予支持。我之所以說這是一份不公平的協議，是有道理的。現在我想問一下被告委託人，假如把一份這樣的協議放在你面前，你簽不簽？”

被告委託人面無表情，緘口無言。

張建勛轉過頭來接着問：“法官先生，書記員小姐，在座的都是勞動者，假如把一份這樣的協議，放在你們面前，你們簽不簽？”

法官和書記員小姐也都不吭聲。

張建勛說：“你們都不做回答，所以，我只能斷定你們不願意簽。但是，我可以明白清楚地告訴你們，如果把這樣一份協議，放在我面前，我是絕對不會簽的。那麼，為什麼我們大家都不願意簽的協議，張文亮就必須簽？張文亮簽了，就要起作用？法律的公平體現在哪裡？”

被告委託人說：“他是一個成年人，他應該清楚簽協議，是什麼性質的問題。”

張建勛說：“對，他很清楚。但是，個人面對一個集團，他是弱者；如今誰不知道，欠帳者是爺，要帳者是孫。而且，他當時生活非常困難，年過七旬的老父親身患癌症，已經是晚期；老母親沒工作、沒有退休金；他有兩個孩子要念書，他一家四口人要吃飯。有這六千塊錢，他就能揭開鍋；沒有這六千塊錢，他就一天也沒有辦法生活！如同你們天津，在灤河水沒有引入天津之前，天津人喝的是苦水、鹹水，難道天津人都不知道苦水鹹水不好喝？喝了對身體有害處嗎？因為你們當時也是沒有辦法，因為人不喝水就得渴死！道理是一樣的，什麼事情都不能脫離當時的具體情況。”

被告委託人狡辯說：“這根本不是一個性質的問題，你不要胡攪蠻纏。”

張建勛馬上正色還言：“誰在胡攪蠻纏？你才是胡攪蠻纏！”

法官馬上說了一句：“請被告方注意自己的語言。”

庭審進行了一個多鐘頭，最後法官問原被告還有什麼說的。

張建勛說：“我們只有一個請求，下次開庭時，請法官傳第三方到庭，出示三方協議中的另一份協議書，因為協議既然是三方協議，而且本案與第三方密切相關，如果第三方不到庭，這個案子就審不清。”

法官不置可否，庭審到此結束。

在回家的路上，張文亮很興奮，他說：“第三方沒法到庭，因為送水公司的經理，已經換了好幾茬，人早都走光了，我去送水的時候，實際上我就是經理。而且，第三份協議根本就沒有，連我自己這一份也沒有。我現在給你看的這份，是我偷着複印的，說是三方協議，其實總共就花台集團有一份。你說這種協議，能起作用嗎？他之所以弄成甲乙丙三方協議，就是想把我推出去，可是他又推不出去。”

張建勛說：“按說到目前為止，所有證據對我們都是有利的。但是，我不清楚到底送水公司是不是獨立法人。顯而易見，如果送水公司是獨立法人，他真的就能把你推出去。而且，現在送水公司倒閉了，已經不存在了，那你可就架空了。”

張文亮搖着頭說：“絕對不是！絕對不是獨立法人。我跟你說，甚至送水公司連營業執照都沒有！每天送水我還不知道？他們跟我說的就是，只能在開發區送水，不要往城裡邊送，小心被人家抓住，咱們沒有營業執照。他說送水公司是獨立法人的目的，就是把我推出去，這裡邊就沒有他們的責任了。”

張建勛想了一下說：“對了，我們一定堅持要求送水公司的法人出庭，讓他們兩家掐。這樣的話，不管他們兩家怎樣相互推，不管推到哪頭兒，你都不會被架空，都算有了一個着落。逼着他們來一回鷸蚌相爭，咱們漁翁得利。”

張文亮搖着頭說：“我知道，他們絕對沒有營業執照。”

回到天津市區里，張建勛說：“我今天還有別的事，就不去你家了，下次開庭，及時打電話告訴我。”說完，就坐車返回北京了。

那回因為要迎接大妞的親爹，二妞多出了一千塊錢，結果也沒沾什麼光，她和大夥一樣，也是一條金項鍊和一個金戒指，儘管多餘的錢，後來又退了回來，二妞心裡仍然很不痛快。人家三妞只出了五百塊錢，照樣也沒少得東西，況且自己還讓大妞罵了一頓，想起這件事，二妞心裡就彆扭。再加上今天在醫院出了一擋子事，上午的手術本來是自己主刀，忽然主任來了，說是要帶外國留學生上現場課，取消了原本屬於自己的手術。於是，患者家屬下午來找她，想要回去先前送的紅包，這事讓二妞好不惱火。已經穿到肋骨上的錢，再一個一個解下來，這是多麼痛苦！談何容易？二妞找了個託詞沒給他，結果他又托當初送錢的中間人來找二妞，這讓二妞更不痛快，左思右想，二妞害怕出事，沒辦法只好還給了他。

這事情讓二妞心裡特別煩，於是回到家裡，就沒事兒找事兒。一進門，看見大女兒惠惠又要出去，就沒好氣地數落她：“你幹嘛去？就不會好好在家呆會兒？成天介瞎跑，跑什麼跑？給我在家老實呆着行不行？”

惠惠不滿地說：“您又怎麼啦？有什麼事兒您就說什麼事兒，幹嘛沒事兒找茬兒？”

當下二妞那股子無名火就上來了：“誰找茬兒？你這是跟誰說話呢？”說罷，仰起手來照着惠惠的臉上就是一巴掌，惠惠當時就哭起來了，打完了二妞又有點兒後悔。正當這時候李建民回來了，見女兒捂着臉哭就問：“幹嘛呀這是？怎麼啦？”

惠惠沒吭聲，熒熒正在桌子上做作業，小聲說了一句：“我姐要出去，我媽就打了她。”

李建民問惠惠：“你幹嘛去？”

惠惠說找同學問作業題去。李建民揮了一下手，打發她走了。李建民見二妞沒心思做飯，就自己上小廚房裡泡了一袋方便麵，抓了一把花生米，倒了一杯二鍋頭，然後坐下慢慢吃起來。二妞覺得有點兒過意不去，又給他開了一盒沙丁魚罐頭，自己卻什麼也沒吃，躺到床上睡覺去了。中午一個藥廠的推銷員，請她吃的烤鴨，她一點兒也不餓。回家進門問惠惠和熒熒想吃什麼飯，惠惠要出去，熒熒說中午在學校吃多了，晚上不想吃，於是她就沒做飯。

見二妞躺下了，李建民也懶得問她，因為自己心裡也很煩。一點兒徵兆都沒有，辦公室李主任突然不讓他給侯頭兒開車了，讓他去開班車，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呢？李建民一邊喝酒一邊想，上回不叫我去接他，我就不接，好像過後也沒怎麼着。況且，我跟任何人也沒說什麼呀？那，就是誰說我什麼了？難道是小孫？不是說小孫接送侯頭兒是臨時的嗎？不過，小孫這丫挺的挺會來事兒，以後真得防着他點兒。

最近機關里傳言，說侯頭兒跟辦公室新來的王燕姿有一腿，侯頭兒已經兩個月沒去會議中心了，看來可能真是跟王燕姿沾上了，這個王燕姿確有幾分姿色，也難怪侯頭兒看上了她。有人說王燕姿是小孫的對象，是小孫找侯頭兒調過來的，這事兒不知道是真是假。但是，從眼下讓小孫給侯頭兒開車，看來可能這事兒是真的。這他媽小孫，真他媽孫子！居然把自己的對象都饒上了。現在的年輕人，真他媽噁心！什麼事兒都辦得出來。自己沒招誰沒惹誰，小孫卻用這種手段，把自己的車撬走了，真是他媽的可惡！但是，現在還不能跟小孫較勁，有道是：薑是老的辣，咱們走着瞧，眼下老子先讓你一步，遲早有一天，我非得把這輛車奪回來不可。

問題不在於開什麼車，主要是不能把侯頭兒讓出去，不能把領導的司機這個身份讓出去。機關里的領導有大小，分一把手、二把手和三把手。同樣，給領導開車的司機，也跟老年間的大小婆兒一樣，分第一、第二和第三。以往機關里發勞保用品，李建民總是和領導一起領，一領就是雙份，他知道領導和群眾肯定不同，但是他沒有過分地關注。這回李主任發給他的勞保用品，明顯比往常少得多，他才知道原來群眾跟領導有這麼大的區別。看着這堆東西，他心裡說不清是什麼滋味兒。

現在人們生活水平提高了，並不太在乎這點兒東西，能值多少錢？但是，如果把這些東西看成是等級待遇，那李建民還是非常在乎的。給領導開車，跟領導在一起，他就是領導；現在不給領導開車了，他就狗屁也不是。他又品嘗到了當一個群眾的感覺，原來是這麼不平衡。還是給侯頭兒開車的時候，有一次他領了勞保用品，抱着往樓里走，半路上碰見了小孫，當時小孫開班車，他懷裡也抱着一堆剛領的勞保用品，看着明顯比自己少得多，而且缺少的都是名牌用品。當時李建民不免有些得意，有些飄飄然。看得出來，小孫眼睛裡流露出那麼多的羨慕和嫉妒。現在卻反過來了，輪着他李建民羨慕小孫了，這可真是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

在領導身邊開車時間長了，李建民往往找不着自己的位置。說自己是個工人吧，他老跟領導在一起，享受的也是領導的待遇，到處吃香的喝辣的。說話他也是站在領導一邊，聽見群眾議論領導出國考察、公款旅遊，住好房子，公款裝修，大把大把花錢的時候，他還仰着脖子說風涼話：“誰叫你不是領導呢？有本事去當領導，說這個管什麼用。人比人該死，氣死也沒用！”

但是，說自己是個幹部吧，那又是沒影兒的事。每次調工資他總是跟着工人的等級走，領導漲一級是百八十塊錢，自己漲一級才三十塊錢。這次機關分房子，只要是領導，不管調來多長時間，人家都是按級別分，分的又大又好。可是工人就得按兩條分，一是工齡長短，二是調來本單位時間長短，原來工作單位的工齡不算，而且分的房子全是各級領導住過的舊房，這不免又讓他滿腹牢騷：“他媽的！難道我原先單位的工齡，就不是給共產黨干的？”本來給他分了一套兩居室的舊房子，他沒要。他想再給侯頭兒做做工作，爭取分一套好點兒的房子，沒想到，侯頭兒忽然不要他了。開始他有些後悔，但是馬上又不後悔了，他下決心還要爭取回去，不惜採取任何手段，也要回去給侯頭兒開車，最後，非得讓侯頭兒給自己鬧一套好房子不可。

李建民的心裡很矛盾，總是在領導和群眾兩邊來回跳，只要能跟上領導沾光，他就很舒服；沾不上光，他就很痛苦。因為，再沒有誰比他更清楚，領導是怎樣當公僕的，這誘惑實在太大了！那些有形無形的好處和便宜，老在他眼前轉，他現在一點兒也摸不着了，想起這些他不僅心疼，連肝兒都嘶嘶拉拉地疼！把他為領導開車的司機給免了，這件事他不願意說給二妞，得意的事情可以跟她說，失意的事情千萬不能說。因為二妞在醫院裡掌握手術刀，家裡沒少沾她的光，無論是錢還是物，二妞往家裡拿的不少。但是，二妞有一個壞毛病，只要拿回一點兒東西來，二妞都要擺在明處讓李建民過目，那意思是不言而喻的：她比他強，她比他有能力，她不巴結人，她是憑自己的本事，人家是自願送來的；過日子她比他貢獻大，所以他就得聽她的。這對李建民是一個不小的壓力，同時也是一個促進。以往李建民心裡高興，臉上卻不流露出來，只要你往家裡拿，我才不計較這些呢，拿的越多越好，時不時地給她兩句鼓勵。

但是，現在李建民把給領導開車的寶貴位置丟了，他就感到肩膀上的壓力太大了，因為他知道二妞不是省油的燈，如果自己不能往家裡拿洋落兒，二妞肯定就會給他氣受。於是他想，這事一定不能讓她知道，而且以後自己要儉省點兒，必須少抽點兒煙，少喝點兒酒，用省下來的煙酒錢，下班買一些東西，就說是跟領導在不論什麼地方沾來的。不然的話，二妞會以她明顯的優勢欺壓自己。唉，沒辦法，但願這個時間不要太長，小孫還回去開他的班車，侯頭兒還會起用我。李建民在心裡打着他的小算盤，從領導司機的崗位上下了崗，這件事無論如何不能暴露出來，不僅要瞞着二妞，還得瞞着家裡任何人。怎麼才能回去給侯頭兒開車呢？絞盡腦汁他也想不出一點兒辦法，想着每天回到家裡，還得端着架子裝孫子，李建民感到真是有點兒累。

開發區初級法院第三次開庭的時候，張建勛又和張文亮一起去了，這次被告委託人為了證明純水公司是獨立法人，拿出了一份營業執照，法官看了一遍放在一邊。

張建勛要求看看這份營業執照，法官同意了。於是，張建勛就把這份營業執照拿了下來。倆人趴在桌子上仔細一看，禁不住交換了一下眼神，根本不是天津市的。張建勛說：“本案被告方說的很清楚，協議書上寫的也很明白，送水公司的名稱叫北京航天純水公司，但是這份營業執照上，分明寫的是北京市順義縣木林鎮農工商貿易總公司。我認為該名稱與本案無關，不足為證，請求駁回。”說完給法官送了回去。

法官問被告方還有什麼證據，被告方說沒有了。法官宣布審理結束，聽候裁決。張建勛問幾天裁決能出來，法官說大概禮拜三。建勛想，那就等兩天吧。

兩個人一起回天津市區，坐在汽車上張文亮對張建勛說：“我估計我這官司不好打，因為類似我這樣的情況，花台集團有三十多個人，都是被他們這樣打發的。他們不惜花重金也要把這場官司打贏，仲裁那邊他們肯定花錢了，要不為什麼他竟敢一個人開庭呢？就是法院這邊，恐怕他們也花錢了，你信不？”

張建勛說：“說這個沒有用，咱們也抓不着人家的把柄。你說他花錢了，你有證據嗎？但是不管怎麼樣，作為一個法官，他不應該跟咱們拍桌子，第一天他就拍了兩次桌子，後來他看我根本不怕他，態度才有點兒緩和。”

“是是，法官對我也客氣多了，中間休息時他抽煙，還讓咱們在裡邊抽煙了呢。”

張建勛搖搖頭：“問題不那麼簡單。你說使錢的事，我覺得不是不可能。仲裁那邊非常明顯的一邊倒，第一是非法一個人開庭，沒有書記員，第二是不叫咱們說話。法院這邊雖然叫咱說話了，但是我感到氣氛也不大對頭，第一次開庭他本想一巴掌把咱捂回去，你那天看見他瞪我的眼神了嗎？瞪了我足有一分半鐘。但是我想，儘管開發區初級法院的官司輸了，我們也要到市里中級法院打去，我就不信中級法院也讓他們買通了。現在正是中央大力反對司法腐敗的時候，我們應該抓住這個時機。這事兒就看你的了，你要打我就奉陪到底。”

張文亮非常感激地說：“我這事兒全憑你了，有你的幫助，我一定打到底！”

三妞在天橋上擺攤，大概有一個月的時候，忽然有一天讓人家抄了。抄的人是市容雇的人，並不是在編的正式人員。本來三妞只賣一些襪子、手套、鞋墊和毛巾這些東西，走的雖然不太快，但是每天都開張，沒有一分錢不掙的時候。後來，有那麼三五個人在天橋上賣光盤，有一個長頭髮青年閒着沒事兒問三妞：“你賣一雙襪子掙多少錢？”

三妞說：“我是一塊錢一雙批來的，賣五塊錢三雙，賣五雙掙兩塊錢。毛巾七毛一條批來的，賣一塊錢一條，掙三毛錢。”

長頭髮青年說：“太費勁了。我這光盤八塊錢一張來的，賣十塊錢。一張就能掙兩塊錢，你不來點兒試試？有色的光盤走的快着呢，這年頭兒就是年輕人的錢好掙。”

這話說的三妞動了心，而且她也確實看見人家賣的很快，手裡拿着一大摞，一會兒工夫就沒剩幾張了，然後人家再回去取貨。買的人一般都是買兩三張，幾乎沒有一次只買一張的。於是，三妞就跑過去跟那個長頭髮年輕人說，也想要一點兒。長頭髮問她要多少，三妞說十張。長頭髮說太少了，不值當跑一回。三妞一咬牙說，要不來三十張。長頭髮說，最少也得要五十張。三妞數了一下身上的錢，剛好有四百塊多一點兒，就同意要五十張。長頭髮讓三妞等一會兒，不到一支煙的時間，他就出現在三妞面前，拿來了五十張，幾乎是一張一個樣，沒有重複的。三妞把四百塊錢交給他，他只熟練地把面值大的百元鈔票對着燈光抖了抖，其餘的連看也不看就裝進了腰包。

三妞賣光盤簡單，這玩意兒她一回也沒看過，所以也不會介紹，人家問她什麼，她都不知道，自各兒看自各兒挑，一張十塊錢不還價。頭一天賣光盤，三妞就嘗到了甜頭，一個姑娘從她的地攤上買了三張光盤，連價錢也不講。第一天一共賣了七張，僅光盤這一項就掙了十四塊錢，三妞高興極了。但是，第二天三妞就倒了霉，市容的人來了全部沒收，還說是黃色光盤，要把三妞帶走。三妞當時就嚇哭了，連連哀求人家，說自己下了崗，孩子要上學，實在是沒有辦法。

市容的人說：“那你也不能賣黃色光盤毒害青少年呀？”

三妞說：“我們家沒有VCD，我也沒看過這東西，人家跟我說是有色的，我檔着是彩色的，我哪知道是黃色的呀？要是知道是黃色的，打死我，我也不干呀。同志呀，先生呀，大哥呀，您饒了我吧。我們家就在廣安門汽車站，路北邊那座樓，最西邊的那個門，五層。不信您可以去問居委會調查，我帶你去。”

可能市容的人看三妞像個老實人，而且也不是外地的，就對三妞說：“你要是能給我們指出上家來，我們就放了你，誰賣給你的？”

三妞開始不敢說，可是一看這陣勢，不說就得被帶走，只好用手偷偷指了一下在售報亭跟前看報紙的人，小聲說：“就是那個看報紙的長頭髮賣給我的。”市容的人當下把他捉住，從他懷裡搜出來大約三十多張光盤，然後押着他們幾個人走了，沒帶走三妞。當下三妞也沒心思賣襪子了，既心驚肉跳，擔心長頭髮放出來跟她沒完，又心疼那四十三張光盤，三百多塊錢一眨眼就沒了。想哭也沒有眼淚，不知是不是嚇的。想回家，一時腿軟得高低站不起來。已經是晚上八點多鐘了，三妞望着立交橋下飛馳的汽車，真想一頭栽下去，讓汽車把自己軋死得了，活着幹嘛？活着真難！賣了半個月襪子，剛把欠王姐的錢湊的差不多了，一下子讓人家全抄走了，拿什麼還人家？三妞真是愁死了。

想着兒子葛宕一定在家等急了，三妞只好收起自己的東西，扶着天橋欄杆一步一步往下走，才四十出頭的人，走路的樣子，竟像個七八十歲的老太太。三妞數了數身上所剩不多的錢，在路邊上買了一斤烙餅，然後給兒子葛宕買了兩支羊肉串，舉着回家了。

一進家門，葛宕就撲上來了，高興地說：“媽，你可回來啦。呀，就買兩串呀，真摳門兒。”然後三口兩口，呼囔呼囔幾下，羊肉串就不見了。看見三妞洗土豆，葛宕撅着嘴，苦着臉說：“媽，又吃炒土豆呀，真煩！”

三妞愣了一下說：“對了，冰箱裡還有肉腸呢，媽給你切成絲，跟土豆一塊兒炒，準保好吃。”三妞的冰箱是二妞給的，二妞家裡老有人送東西，原來的小冰箱不夠使的，買了一個大的，就把小的給了三妞。因為二妞問過回收舊家電的，他們才給二十塊錢，二妞一想，二十塊錢夠幹什麼的？還不如給了三妞，好歹還落個人情呢，就讓李建民給送來了。

三妞取出肉腸來一看，上邊滑不出溜地長了一層黏膜，跟傷風感冒流的鼻涕一樣。三妞就用清水刷洗了一遍，然後將肉腸切成細絲，準備炒菜。這時葛大成回來了，手裡舉一把羊肉串，一邊按門鈴，一邊叫喊兒子葛宕。葛宕蹭地一下子蹦起來，給葛大成打開門，一見父親手裡舉着一大把羊肉串，高興得又蹦又跳。葛大成把羊肉串給了兒子，然後進廚房洗手，問三妞吃什麼，三妞說吃烙餅炒土豆。葛大成說：“拉倒吧，咱們上外邊吃去。”葛宕聽見父親說上飯館去吃飯，美得他一邊嚼羊肉一邊哼哼。三妞嗔怪地說葛大成：“你掙了多少錢就下館子，怎麼那麼燒包？”

葛大成說：“今兒特順，拉的都是好活兒，掙了錢幹嘛不享受享受？”

三妞委屈地說：“你順，我今兒可到了血霉啦。”

葛大成問三妞怎麼啦，三妞就把剛才倒霉的事說了一遍，葛大成只沉吟了一會兒，就開朗地說：“不心疼。東邊去了西邊來，錢這東西就這操行。走，下樓。”不容分說拉着三妞就往外走，葛宕早一蹦三級地跑出去了。

晌午張大媽睡了一覺，還沒醒就聽見有人按門鈴，張大媽趕緊起身去開門，暈暈乎乎地才走了幾步，腿一軟，一屁股坐在地上，當下覺着像是崴了腳脖子，忍住疼爬起來打開門，原來是耿大媽，張大媽埋怨她說：“要知道是你，我還不着急，你看我都崴了腳啦。”

耿大媽攙着張大媽坐在床上，眨着壞眼兒笑着問：“不是我是誰？你等着哪個老臊貨呢？有相好的啦？”

張大媽說：“沒正行。別廢話了，你快給我看看吧，怎麼越疼越歹毒了。”

這下，耿大媽也不敢開玩笑了，用手小心地摸了摸，一沾張大媽的肉皮，張大媽就噝噝地吸涼氣，耿大媽嫌棄地說：“真憔悴！你可別嚇唬我啊，准那麼疼嗎？”

張大媽說：“唉呦，你就別拿我窮開心了，難道我還裝蒜玩兒？”

一會兒的工夫，眼瞅着腳脖子就腫起來了，耿大媽也覺得不太好，只好跑到外邊去找樊菊花。樊菊花來了一看，又問了一下張大媽是怎麼崴的，然後十分肯定地說：“絕對是骨頭折了，沒錯兒，錯了管換。”

耿大媽說：“淨他媽說廢話，換你的腳丫子呀？快叫車去吧，我趕緊給建勛打個電話。”樊菊花出去攔出租車，耿大媽回家拿錢打電話去了。

一會兒工夫出租車來了，樊菊花攙着，耿大媽扶着，把張大媽塞到汽車裡，然後三個人一起去了一趟友誼醫院。一拍片子果然是骨折，大夫給對好了骨縫，打上石膏，就坐車回來了。剛進門，陳大媽就送來了一盆鯽魚湯，耿大媽看見“撲哧”一笑說：“這又不是坐月子，你給人家喝鯽魚湯，幹嘛呀？催奶來了。”

陳大媽笑着說：“催屁。按說應該喝骨頭湯，不是眼下沒有嗎？明兒我就買去。再說了，她都七十多快八十了，喝什麼也下不來奶啦。她要是能催下奶來，我就給她磕頭燒香。”

張大媽挪了一下坐麻了的屁股，疼得她直咧嘴，聽着她倆的話，皺着眉頭說：“你們這兩個壞事樂，我把腿摔折了，倒把你們樂壞了。”

耿大媽說：“你別不識好歹，沒有晚們誰送你上醫院？”

張大媽說：“不叫你我還摔不着呢！還說呢！”

這當口樊菊花也咋咋呼呼跑來了，還把剛下班的建勛兩口子也叫來了，建勛和翠萍先感謝了耿大媽和陳大媽，同時問母親想吃點兒什麼，讓翠萍上去做。

張大媽說：“黑了，還是少吃點兒吧，省得拉呀尿呀的，多麻煩。”

樊菊花說：“那也不能餓着渴着呀，您有這麼多兒女，叫他們輪流來伺候！翻句話說，養兵千日用兵一時，閨女兒子一大幫，不使喚他們，不就白養活了嗎？翻句話說，一輩子骨折幾回呀？誰還沒事兒摔着玩兒？翻句話說，這是鬧着玩兒的事兒嗎？”

耿大媽瞥了她一眼：“你這人說話真箇別，老是一通窮翻騰，翻的人心裡這個麻煩！”

樊菊花不好意思地笑了一下，不吭聲了。

張大媽想了一下說：“要不給我熬點兒棒子麵粥喝。”

“行，我那兒還有老家捎來的新棒子麵呢，我這就給您熬去。”翠萍說完轉身出門上五樓了。陳大媽不放心老頭子，也回家去了。建勛剛要走，電話響起來了，建勛拿起話筒說了兩句就放下了，然後對母親說：“媽，我二舅來了。”

“他幹嘛來啦？我這兒剛把腳脖子崴了，怎麼給他弄吃的呀？”張大媽發愁地說。

建勛說：“他跟鎮上派出所的人打架了，這回是上咱們這兒躲官司來了。不管怎麼說，我先去一趟車站，他已經到了。”說完就走了。

張大媽煩躁地說：“他耿嬸兒，您瞧瞧，這是多麻煩！”

耿大媽小聲說：“你還嫌麻煩？這是你娘家的人！你娘家的事兒！人家別人不嫌煩，就是好的啦，你快別嘮叨啦。”說完拉着樊菊花走了。

過了一會兒，建勛領着他二舅來了。二舅進了門，先問了一下姐姐的腿要緊不，然後在各屋裡轉了一圈，連說：“不錯不錯，大姐，你這房子挺好。”

建勛把二舅帶來的老家土產往地上一放，對母親說：“您先跟我二舅說會兒話，我上去告訴一下翠萍，一會兒我們就把飯端下來。”

建勛上五樓去了，張大媽這才鬧清楚弟弟因為什麼跟人打架。原來，今年村裡的各種收費、稅款和提留，加到一塊兒得三千多，這對於二舅這樣沒有任何外快收入的農戶來講，真是一個不小的負擔。要是給呢，也不是沒有。但是，村里和鎮上的幹部們常年大吃大喝，老百姓早就氣壞了，恨得牙根兒疼，有也不願意給他們。自己辛辛苦苦幹一年，全讓這幫幹部給颳走了，農民實在想不通。於是，大伙兒就在底下串通好了，上誰家收都不給他，大家齊心合力，看他們怎麼着？沒想到鎮上來人收不着錢，他們也急了，一個電話叫來派出所的一幫警察，乾脆上農民家戶里搬東西，有什麼搬什麼，見什麼搬什麼。搬到二舅家，二舅剛給大兒子買的新彩電，準備娶媳婦用的，他們連問都不問，搬起來就走。二舅跟他們急了，家裡的倆小子也動了手，當下在院子裡打成了一鍋粥。人家又是一個電話，從鎮上叫來了一幫幹部，“乓乓”放了兩槍，明晃晃的手銬子“嘩啦啦”一亮，村里人到底膽小心不齊，結果把二舅的倆小子給逮走了。不逮二舅是讓他去找錢，交了錢就能贖他那倆兒子。這回加上罰款和警察的醫療費一共一萬，二舅沒辦法，只好上北京來找大姐來了。

張大媽心想：你到不傻，弄點兒破豆子、破棒子麵給我送來，然後就朝我要錢，這點兒破玩意兒值幾何？你姐夫死了，我沒有工作，沒有退休金，我這兒還靠兒女養活呢？我拿什麼給你？你沒轍了，你找我來了，好過的時候，你才不來呢！那幾年，你種着幾十畝蘋果園，蘋果熟了給我送過幾個？連個屁都不放，連封信都沒有。現在你借錢來找我，我也沒辦法。

弟弟在那兒說，張大媽也懶得搭理，只裝傻充楞“啊啊”地支應。二舅一看這情況，臉上也有點兒掛不住了，剛要發作，建勛進來了，後頭跟着翠萍，倆人把做好的飯送下來了。建勛說：“二舅，先吃飯吧，其他的回頭咱們再說。”二舅只好不做聲了。

建勛陪着二舅喝酒。二舅先是說：“別這麼費事，這年頭兒不缺吃喝，你二舅在老家不抱屈，常年介也是大米白面。”然後忽然一轉話頭兒，別有用心地提起了六零年自然災害：“建勛哪，還那麼忙嗎？怎麼不回老家去了？還記得六零年那回，你跟着你媽回老家嗎？”

建勛說：“怎麼不記得。那年正好二舅娶二舅媽，一共蒸了三個白面饅頭，姥姥吃了一個，我媽吃了一個，我吃了一個。”

二舅馬上說：“記得就好，記得就是有良心！人要是沒了良心，還叫個人嗎？”

張大媽在一旁喝棒子麵粥，聽着這話很不順耳，也搭着粥有點兒燙，張大媽呲牙咧嘴地喝，一句話也不說，臉上很不好看。

建勛也聽着話頭兒有點兒不對勁，因為剛才在回家的路上，建勛已經明白二舅這次上北京是什麼目的了，但是不知道他上樓以後，母親和二舅說什麼了。看見母親不搭話茬兒，他也不好貿然許諾什麼，留下住幾天總不會有問題吧？別人愛怎麼着就怎麼着，我小時候經常住姥姥家，不管別人拿多少，回頭我出兩千塊錢吧。而且，剛才在樓上已經跟翠萍商量好了，於是他就說：“二舅，您甭着急，北京有這麼些外男外女，這不叫個事兒。”翠萍也隨聲附和着，二舅的臉色這才好看了一點兒。

當晚吃了飯，建勛又陪着在樓下遛了個彎兒，然後安排二舅休息。張大媽腿腳不得勁兒，翠萍也沒敢上樓，少不得陪着婆婆睡了一宿。

二舅還沒走，天津的張文亮又來了電話，說中級法院禮拜一開庭，建勛只好準備去天津。臨走的時候給翠萍交代二舅的事情，翠萍說我知道，你放心去吧。二舅有點兒不樂意，嫌建勛管別人的閒事，比管自己的正事還上心。建勛只好跟二舅解釋，這個同學遇到麻煩了，弄不好老了連退休金都沒有，不去不行。

星期天早晨出發，到天津下了車，已經是中午十二點了，建勛想在外頭隨便吃點兒，肚子不餓就得了。可是轉念一想，上回也是這個時候，他怕麻煩就在路邊小飯鋪吃了一頓飯，結果讓李亞麗和張文亮兩口子埋怨半天，說：“你怎麼那麼外道？貼上路費來給我們打官司，到了家門口還在外頭吃飯，你叫我們怎麼過得去？下回可不能這樣了。”想到這裡，他只好緊着往李亞麗家裡趕，估計他們正等的着急呢。因為頭天約好了，今天高速路上有點兒小麻煩，這趟車比平常晚了半個鐘頭。

到了李亞麗家才知道，張文亮找了個臨時工上班去了。李亞麗正在拆被子洗衣裳，屋裡大盆小盆擺了一地，也不知道他們吃了飯沒有，反正李亞麗出出進進地接水倒水，忙着洗她的東西。張建勛感到莫名其妙，等了一個多鐘頭，她既不說做飯也不提吃飯，反正是老同學，張建勛也不客氣了，就問她：“哎，你們吃飯了沒有？”

李亞麗說：“吃了早飯了，這會兒不餓，餓了再說。”

建勛不由得生氣了，說：“你不餓我餓，中午十二點十分我進的門，現在都一點多了。你怎麼就不說給我做飯呢？你就是端出來窩頭鹹菜來，我也絕對不會嫌棄。昨天咱們在電話里說好的，我今兒中午到，你們這是什麼意思呀？是不是不願意打這官司？你們要是不願意打就說實話，我可不鼓動你們打。”

李亞麗連忙說：“唉呦！對不起對不起，這事兒不怨別人就怨我！我趕緊給你買去。願意打願意打，怎麼不願意打呀？”說着，提起菜籃子上街買菜去了。又等了四十分鐘，李亞麗才買回菜來，擇乾淨洗乾淨，切好了做熟了，端到桌子上已經兩點多了。

李亞麗紅着臉一再表示對不起，張建勛說：“我今兒要是一看沒飯，抬屁股就走，那算我張建勛沒涵養。但是……”後頭的話他懶得說了。他心想：怪不得張文亮把自己弄到這般田地，你李亞麗也真是個不省事的！我早就跟你說過，快點兒去仲裁告，結果你回來賭氣不告訴他，讓他超過了仲裁時效。你們倆說離婚也不離，說過日子也不好好過，這叫幹嘛呢？再者說，我也夠可笑的！這麼一趟一趟往天津跑，我這是圖什麼？我真欠！

想到這裡，張建勛又覺得把二舅晾到家裡，真有點兒對不起二舅，輕易不來，來了才兩天，我就跑到天津來了。就不說陪着二舅逛逛街，跑到這兒幹這沒要緊的事。我這兒屁顛兒屁顛兒地跑，這真是：吃飯的不急，舔盤子的急。人家不着急不上火，該幹嘛幹嘛，我是不是有點兒熱情得過分？說起來是將近三十年的同學，就算我是上天津玩兒來了，到了你門上，你就不管頓飯嗎？張建勛知道李亞麗決不是故意的，但是人活到快五十歲了，連這個都不懂，讓我說你點兒什麼好呢？

張建勛翻過來倒過去，怎麼想心裡也彆扭，覺得好沒意思。晚上，張文亮下班回來跟張建勛聊天，張建勛也懶得說話，他只聽見張文亮說，初級法院寫裁決書的時候很為難，法官抱着卷宗回到家裡，寫了兩天才寫出來，判他輸確實很費了一番周折，沒準兒這回到中級法院情況會有所好轉，張文亮說得很興奮。張建勛覺得他好像小孩子一樣，可能是這件事把他折磨得太久了，他的精神有些不太正常了。遇到一點兒挫折，他就情緒特別低落，半死不活的；有一點兒希望，他又興高采烈陽光燦爛，好像度過了危機，獲得勝利一樣。但願他能打贏這場官司，但是張建勛此時對這個官司沒有興趣了。

第二天，倆人按時來到中級法院，開庭以後還是那麼一套固定程序，張建勛沒了心勁兒，問到他，他就說；問不到他，他就不說。當法庭調查到北京航天純水公司是不是獨立法人的時候，被告方說了一聲是。女法官又一字一句地問了一遍，被告方又說是。張文亮瞪着大眼，也不知道他在想什麼。張建勛本來想說，請你拿出證據來，不要空口說白話，就象在初級法院那樣，把對方逼到絕路上去，因為他知道對方沒有獨立法人的證據。但是，他想看看這個倒霉的張文亮怎麼說，官司從初級法院打到中級法院，出庭已經是第四次了，所有的東西都滾瓜爛熟了，張建勛要看看張文亮有沒有長進，於是他就轉過頭來看着張文亮。

張文亮依然眨巴着一雙美麗的大眼睛，表情很嚴肅，樣子也很酷，真不知他在想什麼。張建勛心裡又可笑又可氣，心說：也難怪李亞麗看不上你，咱倆打官司不是一回兩回了，就是看也應該看會了。打官司憑什麼？憑的全是證據，上回咱不是死逼着他要證據嗎？你倒是跟他要證據呀？你一跟他要獨立法人的證據，他不就瞎菜了嗎？你為什麼準備那麼多證據，不就是防備對方跟你要證據嗎？那你為什麼不跟對方要？之所以初級法院的裁決書不好寫，不就是因為我們掌握了有力的證據，而對方拿不出對他有利的證據嗎？這個張文亮，人家法官問了被告兩次，這就是在給你機會，你卻不抓住機會。唉，真是朽木不可雕也！教的曲兒唱不得。

女法官看了張文亮一眼，張文亮猶如泰山一樣，穩穩噹噹地坐着，一言不發紋絲不動。張建勛看着他那樣子真生氣，他想，拉倒吧，我憑什麼給你賣力氣？是憑你還是憑李亞麗？本來到天津接手這個官司以來，天天就聽他們倆羅嗦，你說她怎麼怎麼不對，她說你怎麼怎麼不好。張建勛看着李亞麗的兩個大兒子，真是由衷地喜愛，因為自己沒有兒子，只有一個女兒。看着孩子因家庭攤上這樣的麻煩，身體還在發育，心理卻顯得有些早熟，整天沉默不語，甚至背着父母的時候，對張建勛唉聲嘆氣，還說活着真沒意思。張建勛很心疼孩子，小小人家，還沒體驗清楚什麼是生命，還沒品嘗過做人的樂趣，卻過早地讓父母不和壓得喘不過氣來，過早地感受到生活的艱辛，難道這不是做父母的失職嗎？

女法官見張文亮沒有什麼反映，繼續審理案情，最後問雙方還有什麼問題。被告方說沒有了，張文亮也說沒有了，張建勛沒有吭聲。然後女法官宣布庭審結束，讓雙方回去聽裁決。出了法院，張建勛要直接回北京，張文亮再三挽留張建勛玩兒幾天，張建勛說老家的二舅來了，母親的腳脖子受了傷，堅持回去。張文亮給張建勛買了車票，張建勛坐車回北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