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論是中共早期領導人陳獨秀、瞿秋白、向忠發、李立三、王明、博古，還是孫中山、康有為、李鴻章、袁世凱等其他社會舞台上的風雲人物，都力求改變他們看不順眼的社會。但是他們的追求都止於幻想，因為他們都是力圖依託少數精英來改造社會。只有毛澤東把改造社會所依託的基石定位於人民大眾，並因為這個“群眾路線”而實現了改天換地的宏偉目標。



然而，重視民眾，是毛澤東的創造性思維嗎？

顯然不是。

且看：

源於《孟子》“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的名句“得民心者得天下！”

《孟子》治國名句“民為上，社稷次之，君為輕。”還有宋朝崔敦禮所言，“得民之勞者昌，得民之憂者康，得民之死者強。”這類治國理政哲理，都直接點明了贏天下的真諦——贏得普天下的民眾。

這些廣為流傳的哲理名言警句，晚清和民國時代社會舞台上的風雲人物哪個不曉？誰人不知？

但是，那個時代，中華大地底層民眾們的表現，給大多數風雲人物帶來的只是震驚、憂傷、悲哀。

“中國人只有家族和宗族的團體，沒有民族精神，所以雖有四萬萬人結合成一個中國，實在是一片散沙。”這是孫中山的感嘆。

魯迅在多篇文章中對國民性有的批判談得最多的有兩點，一是麻木不仁的“看客”，二是毫無精氣神的“奴性”。

自私、冷漠、懶散、膽小、愚昧、各顧各、明哲保身、忍氣吞聲、苟且偷生、得過且過、逆來順受、沒有國家意識、沒有社會責任意識，等等，來自海內外的這類評說比比皆是，而且很少有人反對。

因此，愛國的文化人對底層民眾表達最多的感情就是魯迅式的“哀其不幸，怒其不爭。”孫中山、康有為、陳獨秀、瞿秋白等力求推動社會變革的仁人志士們，則只是把這些民眾視為改造和救助的對象，沒有把他們視為推動社會前進的力量。

只有毛澤東銘記贏天下的真諦，將民心、民意、民智、民力作為基石，以“一切為了群眾，一切依靠群眾”為行動導向，以“喚醒民眾、動員民眾、組織民眾”為運行策略，以“從群眾中來，到群眾中去”為具體事務操作方法，且一以貫之。最後實現了“喚起工農千百萬，同心干！”



那麼，毛澤東因為什麼成了這個唯一？

面對仁人志士們普遍哀嘆“不可救藥”的底層民眾，毛澤東“喚起工農千百萬”十分不易，但決非“賭一把”。更不是“撞大運”得來的。而是深入基層，充分的調查和實踐給了他底氣和信心。

早在1925年，自早春二月到夏季，毛澤東和妻子楊開慧就在家鄉韶山有調查和實踐活動。他們從創辦農民夜校入手，開展喚起農民的各項工作。幾個月下來，不僅建立了一大批農民協會，成功地反抗了土豪劣紳的多種惡行。還發展了4個黨員，建立了中共韶山黨支部。

不久的1925年底，在《中國社會各階級分析》中，毛澤東就明確提出，農民為主的底層民眾是革命依靠的力量。

隨後，毛澤東在廣州、武漢都主辦過農民運動講習所。在1927年初，面對黨內外對農民運動的指責，毛澤東更是深入湖南農村一線，歷時一個多月細緻地考察，寫出了《湖南農民運動調查報告》。在這個報告裡，他指出，“到了一定時期農民會用自己的雙手丟開這些菩薩，無須旁人過早地代庖丟菩薩。”

顯然，他已經對這些底層民眾充滿信心。



加上秋收起義後上井岡山建立根據地，以及後來轉進到贛南閩西建立中央蘇區，這些經歷讓毛澤東對農民為主的底層民眾有了透徹的認知。在毛澤東心裡，這些俗氣、木訥、沒文化的貧民百姓雖然問題很多，但並非“不可救藥”，而是“孺子可教”。只是需要有人沉下去到他們身邊，並長期堅持下去，就能喚起人民大眾、同心改天換地。

因此，在充分的調查和實踐的基礎上，在1930年底在第一次反圍剿勝利之時，毛澤東在《漁家傲·反第一次大圍剿》詩詞中放言，“喚起工農千百萬，同心干！”

隨後，毛澤東以“組織落實”和“政治落實”為關鍵路徑，堅守信心，不懈耐心，從軍隊到地方，從根據地到全國，不斷探索前行，不斷糾偏改正。



經過長期不懈的努力，漸漸地，良性循環帶來厚積薄發，中華民族從善如流，毛澤東成功地“擰沙成繩”，成為唯一一個解決了中國革命最為根本問題的人。

可見，毛澤東靠的是深入基層與民眾融匯在一起，才破解了改天換地最為根本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