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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放新冠病毒的,不是习近平,而是倒习派
送交者: 苦难与荣耀 2020年10月20日19:58:51 于 [五 味 斋] 发送悄悄话

10月9日,郭文贵的重要喉舌路德宣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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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出现的相关爆料还有:
“习近平、王岐山、许其亮为此次超限生物武器研制及投放元凶,党内其他家族事先不知情”;

“最重要的一点,根据路德社多期节目内容,这一次的CCP冠状病毒生物武器战争总体策划就是习近平、王岐山、许其亮,而在这一次的秀场中,习近平和许其亮这两个反人类罪犯、本次生化战争的总策划同时登场。”

上述爆料,其实就是把制造新冠病毒、酿成新冠疫情的责任全部推给习近平。

新冠病毒确实是中共在亲共的各国科学家(特别是美国)、政客的帮助下制造出来的;对制造新冠病毒,对在新冠疫情发生后进行掩盖,习近平确实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习近平是罪人,但是,习近只该负他应负的罪,习近平不该负他没有的罪,也不该替他人顶罪。

新冠灾难不是习近平的个人罪行,也不是习近平等某几个人的罪行,而是中共统治集团的集体罪行;习近平并不是新冠疫情的第一责任人,实施生武、投放病毒的元凶也另有其人。将一切罪责甩锅给习近平及习派,这是在洗白中共其它派系、其它家族,是在为新冠灾难更大的罪人,实施生武的真正元凶脱罪,这种半假半假,真中掺假的爆料,是假正义,是谎言!

我知道,如今厌恶习近平者比比皆是,但我必须指出如下几点:
1。冠状病毒的研究、改造,在习近平上台前就已经启动了;
2。长期以来,中共生物工程、生物武器研发领域的实际控制者是江派;
3。授意投放新冠病毒的元凶,不是习近平,而是中共党内倒习派!

下面,本文将逐次展开说明以上三点。

冠状病毒的研究、改造,在习近平上台前就已经启动了

SARS疫情(2002~2003)发生后,中共为加强自身“研究”病毒的能力,决定利用国外技术建设P4实验室。2003年4月,中国科学院副院长陈竺率团访问法国,就P4实验室建设,同法国达成初步合作意向。2004年10月,法国总统希拉克访华,中法签署了援建P4实验室的合作协议。不过,P4实验室竣工于2015年1月底,这时习近平已经上台二年多了。

在P4实验室开工之前,中共已掌握了合成病毒的技术。不晚于2004年,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已经掌握了以SARS-CoV的S蛋白+腺病毒骨架合成疫苗的技术,该中心在2004年5月申请了此项技术的专利。见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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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苗实际上是毒性降低或丧失的病毒,能够合成疫苗,就意味着能够合成病毒。中山大学的这一技术是新冠病毒合成技术的雏形,新冠是用SARS-CoV的S蛋白+舟山蝙蝠病毒CoVZC45的骨架基于类似的技术合成,再加以进一步改造而得到的。

不晚于2010年,石正丽等人已经开始了冠状病毒跨物种传播的研究。本来,自然界存在着天然的屏障,各种蝙蝠冠状病毒,能感染蝙蝠,但不能跨物种感染传播,特别是不能感染人类;而跨物种传播研究,就是研究蝙蝠冠状病毒,感染其它物种的可能途径,说白了,它其实等同于,怎么样才能让蝙蝠冠状病毒感染其它物种,特别是人类!2010年4月,在石正丽、李放等人发表了题为Angiotensin-converting enzyme 2 (ACE2) proteins of different bat species confer variable susceptibility to SARS-CoV entry(不同蝙蝠物种的血管紧张素转换酶2(ACE2)蛋白赋予SARS-CoV进入的易感性)的论文。在该项研究中,石正丽团队用SARS病毒和HIV(艾滋)伪病毒(外壳为HIV蛋白,里面包裹着有缺陷的HIV的RNA或其它基因组)构建、合成了嵌入SARS病毒BJ01-S蛋白的新的HIV伪病毒HIV/BJ01-S,并以之测试不同种类蝙蝠ACE2与SARS-CoV刺突蛋白(S蛋白)的可结合性。他们还改变了蝙蝠ACE2的几个关键氨基酸,然后再测试改变后的ACE2与S蛋白的结合性。跨物种研究的关键对象,就是冠状病毒的S蛋白,也叫Spike蛋白或刺突蛋白。

2012年6月,石正丽、周鹏、韩正刚申请了一项名为“蝙蝠sars样冠状病毒刺突蛋白免疫决定区及制备方法和用途”的专利,该专利的“背景技术”部分指出:“蝙蝠SARS样冠状病毒只要获得人SARS冠状病毒S蛋白上的一小段,便可以对小鼠致病。”也就是说,将SARS-CoV(萨斯病毒,非典病毒)的S蛋白上的一小段(就是RBD区域,Receptor binding domain,受体结合域)替换到蝙蝠冠状病毒的S蛋白上,就可将不能感染鼠或人的蝙蝠冠状病毒,改造成可感染鼠或人的冠状病毒,这其实就是实验室制造新冠病毒的基本原理。

在该专利的相关实验中,石正丽等人还测定了蝙蝠冠状病毒S蛋白(主要)免疫显性区(相当于受体结合域RBD)的具体氨基酸位置,即免疫显性区或受体结合域两端(边界)的氨基酸序号,利用这一鉴定结果,及相关鉴定方法,可以在将不能感染人的蝙蝠冠状病毒改造成可感染人的冠状病毒时,对蝙蝠冠状病毒的S蛋白进行更精准的RBD区域替换。

上述冠状病毒的功能获得性(gain-of-function)、跨特种传播等研究在习近平上台前就已经开始了,它们在习近平时代持续进行,它们并非是习近平上台后才开始策划,才开始启动的。

长期以来,中共生物工程、生物武器研发领域的实际控制者是江派

陈竺,原中科院副院长,江泽民及其子江绵恒的亲信,武汉P4实验室项目的中方牵头人,从2003年到2015年,陈竺全程领导了武汉P4实验室的筹备、中法合作和工程建设工作。在江泽民的一手提拔下,2007年,陈竺以无党派人士身份担任中共卫生部长;2010年至2015年,担任中华医学会会长;2013年3月至今,陈竺一直担任中共全国人大副委员长;2015年至今,陈竺还兼任中国红十字会会长。

袁志明,江绵恒亲信,现任中科院武汉病毒研究所党委书记、武汉P4实验室主任、中国科学院武汉分院院长、虫媒病毒媒介控制学科组组长。袁志明还是江绵恒儿子江志诚投资的药明康得公司的合伙人,药明康得控股的复星医药,是迄今为止唯一一个与美国吉利德公司(埃博拉、新冠的治疗药物-瑞德西韦的研制、所有者)有合营业务的中国上市医药公司。

舒红兵,武汉病毒研究所所长王延轶的丈夫,同样是江绵恒的马仔、亲信,现任武汉大学副校长、武汉大学医学研究院院长、武汉大学免疫与代谢前沿科学中心主任、中国科学院院士。舒红兵曾在美国医学、制药领域研究、工作多年,2005年,舒红兵被江绵恒安插到武汉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当教授、院长,为江派间接掌控武汉病毒研究所及P4实验室这一涉及军工生物武器研究的重要机构(武汉大学是P4实验室的依托单位之一)。武汉大学、中科院武汉病毒所及武汉P4实验室,是江派在华中的重要生化基地;江派在华东的生化基地则以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为核心。

早在江泽民时期,不晚于武汉P4实验室筹建之时,中共应该就已经制定了病毒“研究”的长远规划;长期以来,武汉病毒研究所、武汉P4实验室的核心领导权,一直把持在江派手中,直到新冠疫情发生,这种情况也没有改变。

江派势力把持的不仅仅是武汉病毒研究所和武汉P4实验室。

1989年64事件后,江泽民上台;1993年1月,江绵恒自美国回国后进入中科院系统。1999年7月,江绵恒主导改组成立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上海生科院),建立了由中科院、上海生科院、上海高校、上海医院、及军队医院、研究所联合组成的上海帮生工系统利益圈,操控了中国生物研究领域和医疗生物科技经营领域。

据内部人士透露,江泽民通过江绵恒,一直牢牢掌控着与中共生化武器研制攸关的中共军队、中央和地方生物科技系统领域。

因此,可做出如下判断:
1。习近平并非中共病毒研究、病毒改造、生物武器研发的始作俑者和总策划者,当然,习近平延续并可能进一步推进了相关研发工作;
2。习近平上任后,并未着力对中共的病毒研究、病毒改造、生物武器研发系统进行换血,直到新冠疫情爆发时,这些领域仍然处在江派势力的控制之下;
3。习近平不是中共制造新冠的第一责任人,这一生物武器更优先的责任者是江泽民、江绵恒父子。

决策投放新冠病毒的元凶,不是习近平,而是中共党内倒习派

理由有如下几点。
第一,至少目前为止,新冠病毒是无法驾驭的。习近平不可能没事找抽,释放这一他无法驾驭的生物武器;同时,习近平正处于新冠致死的高危年龄,需要经常抛头露面的习近平无法保证自己不被感染。因此,除非活得不耐烦了,否则,习近平不会投放新冠病毒。

第二,新冠病毒的不可驾驭性决定了,一旦使用,必然是伤敌与自伤,毁敌与自毁的结果。因此,新冠病毒与核武器一样,是一种威慑武器,持有的首要作用是威慑,而不是投放、攻击,持有者在万不得已、孤注一掷、拼死一搏的情况下才会使用它。2019年秋、冬之际的习近平,远远未到孤注一掷、拼死一搏的地步,根本没有理由和需要投放、使用新冠;习近平的党内政敌则不同,面临习近平一再清洗的他们,在别无它法的情况下,极可能冒险一搏,以投放新冠病毒来制造中国和世界的大混乱,只有在大乱局中,他们才能找到或制造出击倒习近平、翻盘夺权的机会。

第三,习近平需要稳,社会稳定,才利于习近平维续自身的统治。而习近平的政敌则需要乱,只有出现社会混乱,他们才有机会威胁、推翻习近平;让世界大乱,特别是民主世界大乱,也是他们乐见的;如果能让习近平成为全世界的敌人,那么,他们就几乎胜券在握了。

第四,投放新冠病毒,对习近平有百害而无一利。事实上,新冠疫情爆发后,习近平从国际舞台上纵横捭阖的风云人物迅速堕变为世界公敌、众矢之的;新冠疫情严重危及了习近平的统治,使习近平陷入内外交困、四面楚歌、岌岌可危的境地;习近平作为中共党魁,成为制造新冠疫情理所应当的罪魁祸首;疫情还使习近平花费了无数心血的一带一路大计无疾而终。只要习近平没疯没傻不作死,他就绝不会授意投放新冠病毒,自已玩死、自己搞死自己。然而,上述种种局面,却正是习近平的政敌们所乐见、所期待的。

因此,决策投放新冠病毒的,不是习近平,而是一心让习近平下台而不得的习近平党内政敌,中共党内的倒习派;参与决策、策划、实施新冠病毒投放的倒习派中,一定少不了一直掌控中共生物技术、生物武器研发的江派,或者说江曾派。

路德们为什么将生物武器元凶的罪名加给了习近平,以及郭文贵的宿敌王岐山,而忽略了习近平的党内政敌们?路德们为什么对最大的凶嫌--江氏父子只字不提?

是路德们掌握的信息不够全面,不够准确,不够深入吗?

既然已经结成了倒习联合阵线,当然要隐蔽、保护盟友,当然要把制造新冠病毒的责任全部推给共同的敌人习近平,当然要把投放新冠病毒的滔天罪行,也嫁祸给习近平。有习近平(和习派)作替罪羊背锅所有罪责,中共的倒习派系们、倒习的红色家族们就都可以洗白,都可以脱罪,都可以高枕无忧了。

有人会问我,习近平是好人吗?习近平值得你为他说话吗?习近平的确不是好人,但是,中共党内,那些远比习近平阴险邪恶、不择手段、丧心病狂、罪大恶极、灭绝人性者,可以让他们逍遥法外、高居庙堂、窃国祸民吗?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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