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云：以人為鏡可以知得失，以史為鏡可以知興衰。

最近網上一篇專門寫“鴉片戰爭”前後的歷史的文章，寫得特別好：情文並茂、生動詼諧、史料嚴謹、情節緊湊。文章題目是《令人啼笑皆非的鴉片戰爭》。

有人說：“歷史可以當小說看，但小說不能當歷史看。”說得有理。這篇文章就可以當小說看，一環扣一環，步步深入、層層緊逼、上下貫通、一氣呵成。

不過國內的網站，轉發此文時，把最後一段作者隨心而發的“感慨”之詞刪掉了。就像《史記》，刪掉了“太史公曰”一樣，醜陋而卑鄙、下流。

其實，最後一段也沒什麼，無非用“當今聖意”代替了習SB書記殿下，用“當權者”代替了“黨和國家領導人”。說話太過文明。像習SB這種“馬列”餵養的烏龜王八糕子，其昏庸狡詐程度不比清朝的統治者們低，有過之而無不及。“黨和國家領導人”更不用說了啊，一群土匪流氓而已。

【我不憚以最壞的惡意揣測中國人，因為：教科書的編者和義和團是一丘之貉】

這就是“中國新聞出版總署”、“中國教育部”那幫子王八蛋。

人常說“落後就要挨打”，中國人卻始終將“落後”理解為拳頭的力量，其實

【文明的落後、觀念的落後，才是中國挨打最根本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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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洋人們對大清的不滿逐漸積累到頂峰時，亞羅號事件發生了。中學歷史知識比較紮實的應該記得，我國教科書把第二次鴉片戰爭的原因歸結為亞羅號事件與馬神甫事件，對這兩件事語焉不詳且定性為“英法入侵中國的藉口”。而香港的教科書歸納了四個原因，除了以上兩件事，另外兩件就是“入城問題”和“修約問題”。事實上，列強們正是由於“入城”和“修約”問題而積累了大量怨氣，而亞羅號事件僅僅是怨氣的爆發點而已，大陸的教科書卻不能如香港一般客觀，有意忽略或淡化了前兩件事，下三濫賴皮狗式的“反入城鬥爭”在教科書裡更成了什麼了不起的重大勝利和反帝鬥爭，和一百五十年前愚蠢清廷的想法別無二致。

　　亞羅號事件的真相至今仍有爭議。亞羅號為在香港註冊的船隻，葉名琛當時認為船上有一名海盜，將一船十二名中國人全部緝拿，並且扯掉了船上的英國國旗（爭議點就在這裡，葉名琛堅稱中方沒有扯英國國旗，另外也有學者認為亞羅號的執照已過期，法律上不能再掛英國國旗，所以扯掉了也不算是對英國的侮辱，還有觀點認為船上並沒有所謂海盜）。這件事本來可大可小甚至可無，但當時的英國海軍上將包令和駐廣州領事巴夏禮對“入城”這口惡氣已經憋了快十年了，他們想要的就是小題大作，不僅要求中方立刻釋放船上的水手，還要向英方道歉。英方的要求其實相當無理，因為葉名琛緝拿的罪犯是中國人，按雙方條約，領事裁判權是不起作用的，而葉名琛非但沒有抓住對方的把柄據理力爭，反倒把人給放了（主要是太平天國運動勢如破竹，咸豐下了命令，讓葉名琛儘量不要再開戰端，不然估計放人也是沒戲的），但是拒不道歉，總而言之，面子最要緊，其它可商量。

　　葉名琛還沒看出這回英國人就是來打架的，於是就為了這麼一句道歉，廣州又被英軍蹂躪了。真開打之後英國人倒也不提道歉這碼事了，一句話：讓我入城。這時葉名琛雖然兵敗如山倒，但他一聽，什麼呀，原來英國人只是想入城啊！葉名琛過去的經驗使他深信一點：在入城問題上，英國人玩不出什麼花樣來，這次一定又是鬧一鬧就滾蛋了。這時他還認為英國人只是來嚇唬他的，只要挺一挺就好了，於是匯報咸豐說打了大勝仗，還幹掉了英軍的總司令，咸豐則批示說：幹得好，不過也別把英國人逼急了，等他們來悔罪時給個台階下就行了。當時曾有大臣秉明實情，結果咸豐回覆說這是英夷“造言聳聽”，令該大臣“勿為所惑”。此後葉名琛派人去香港收集英國的情報，不過他犯了個大錯：他自己對咸豐撒謊，手下又怎麼可能對他說實話呢？搜集回來的情報不是英國被俄羅斯痛揍，就是英國被印度痛揍，要麼就是財政緊張、入不敷出、經濟危機、失業狂潮、工人罷工，總而言之一句話，英國日薄西山，即將完蛋。這下他更堅信英國人玩不出什麼花樣，乾脆連戰備都不做，還要士兵不要開炮還擊，夷人“天黑就走”。直至英軍破城，葉名琛正好出去燒香，沒給英國人逮到，英國人又兵力不足，暫時撤出廣州，葉名琛更相信對方是來唬人的。就在這種信念的支撐下，葉名琛出乎意料的鎮定，後世戲稱其為“不戰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的“六不將軍”，一直到他被英國人抓走為止。

　　對於本國軍艦在廣州的行動，英國議會認為是“濫用武力”，投票要求英軍撤軍，結果強硬派的首相巴麥尊解散議會重新選舉，並在大選中大勝，不然英國要是真的撤軍了，葉名琛可又要成民族英雄了。後來由於此人一手挑起第二次鴉片戰爭，咸豐對他的態度立刻一百八十度大轉彎，民族英雄一下又成了千古罪人，不可不說是諷刺。其實葉名琛“六不”倒也有原因，當時內戰打得正凶，軍餉都發不出來，人家也是巧婦難為無米之炊啊，與其說葉名琛是真的相信英國“開幾炮就走”，還不如說他是無奈之下，大搞自我催眠呢。

　　姑且把時間軸往前拉一年，回到馬神甫事件上。當時根據中外條約，洋人只能在通商五口活動，其它地區依然處于洋人與狗不得入內的狀態，法國神父馬賴同志卻闖入廣西傳教（教科書上說此人是無惡不作，廣西是“依法處理”，於史毫無根據，純屬胡扯），結果被就地正法。按雙方條約，發生此類事件，應先將人送至附近領館，再作處理，絕不可上刑，更不能殺頭了。法國這回是理直氣狀的要找中國討個說法，要求的僅僅是賠款和道歉，偏偏兩廣總督又是葉名琛，兩個字：拒絕，結果馬神甫事件又成了懸案。

　　美國要求修約，英國要求入城，法國要求賠償道歉，全都卡在了葉名琛這個硬角頭上，統統成了懸案，所有的不滿在1856年完全爆發了。不過美國雖然很想揍中國一頓，但當時黑奴問題鬧得正凶，而且第一次鴉片戰爭又得了甜頭，你們上去打，我負責事後出來嚇人就行了，於是不肯發兵。法國其實也想再沾一次英國的光，但一個國民被殺又得不到說法，再不出兵就說不過去了，只好跟着英國一起上。而俄羅斯對中國眼饞已久，此時也跳出來興風作浪，準備坐收漁利。於是乎，一支英法聯軍，承載着英美法俄這四個世界上最強大的國家的野望，向着廣州進發了。

　　廣州瞬間破城，葉名琛被捉走。咸豐收到奏摺，頓時如丈二和尚摸不着頭腦。怎麼我們一直勝利勝利再勝利，突然就破城了？於是批閱道：覽奏實深詫異！

　　英國跟中國打交道，累積了不少經驗，其中一條就是：你就是搗翻中國的半壁江山，大皇帝也不會在乎的，必須直接搗他的家門。這時距第一次鴉片戰爭已近二十年，天朝諸臣早就忘了洋人打仗到底是什麼樣的了，結果等號稱最強的大沽炮台慘遭秒殺，咸豐還在那裡莫名驚詫。怎麼辦，簽約唄，簽完約吃飯，這回清廷還覺着這四個是連體嬰兒，對沒參戰的美國和俄羅斯也是有求必應，結果美國又白撈一個條約，俄羅斯也狐假虎威，正式進入中國，法國和英國更是沒的說了。順便一提，這回主持工作的仍舊是耆英同志，咸豐覺得此人和洋人交情應該大大的好，說不定可以討點便宜，誰知廣州破城時，英國人便從衙門公文里查清耆英當年在入城問題上那套假調解、空城計的把戲，對耆英百般奚落，耆英一氣之下返回北京，留下幾個既無外交經驗又無交割權限的菜鳥官員，在談判桌上基本是任人玩弄。後來咸豐一氣之下，賜耆英自盡，理由“擅自返京”。

　　《天津條約》相對之前的條約，主要變化是允許外國軍艦進入長江，允許外國人進入內地，增開通商口岸，允許外國人進入北京設立使館。綜觀兩次鴉片戰爭所簽各個條約，內容其實並無什麼不平等之處，大開國門本就是與時俱進，賠款屬於國際慣例，至於理論上比較出格的軍艦入江、割讓香港、領事裁判權、協定關稅這四條，軍艦入江只能怪清廷無能，長年內戰，無力保護外僑，那就只好讓人家自己動手豐衣足食；割讓香港則是因林則徐兩次給所有英國商人斷水斷糧，說到底還是安全問題；領事裁判權蓋因中國文明程度太低，法律極其野蠻，外人不能接受；至於協定關稅，就只能責怪那些敲詐勒索外商的貪官了。

　　當然了，方式是極其不平等的，法律上仍稱其為“不平等條約”。但這樣的不平等也是中國自己招來的，若是中國能早點放下身段，先擺出一點平等的姿態，本來也不會無端遭此命運，除了俄羅斯與日本確實野蠻以外，英法美大體上都是講道理的，而中國若能早日和洋人平等互待，學習對方的先進技術，日後更不可能任俄羅斯與彈丸之地的日本宰割。薛福成這些第一批出使西方的人，目睹中西方的巨大差距，傳統觀念逐漸崩塌，敏銳的指出：西方人對中國人以誠相待時，中國人想的從來是怎麼再多撈點小便宜，而當西方人轉用武力威脅時，中國人馬上就妥協退讓。事實上，清朝的歷史就是這麼個循環：因自己的自大和愚蠢惹怒洋人——被揍——籤條約——清廷不肯執行——再次惹怒洋人，從1840年第一次鴉片戰爭一直持續到1900年庚子之戰，上國的威儀終於被揍得蕩然無存。這段期間內，中國在某些方面得到了長足的提高，而唯一失去的，大概就是虛浮的皇家尊嚴和那不能為人民所分享的所謂“主權”了。

　　現在故事還沒發展到1900年，所以皇家的尊嚴還是暫時不能丟的。根據《天津條約》，簽定之後，外國使節應進京換約了，這是所有的殘酷現實里最讓咸豐慌張的——外國人要進京面聖了，而且不會三跪九叩！這是對遺續千年的那點帝皇威望和“萬國來朝”之類夢囈的最致命的一擊，也是咸豐無論如何也不能接受的。咸豐恐慌到了什麼程度呢？他甚至想以鴉片合法、取消一切關稅、再多賠幾百萬兩白銀為籌碼，阻擋洋人進京面聖，後來又想在上海換約、在海上換約，千方百計阻撓，足見皇帝心中的價值取向——一切現實的國家利益，都可以對其皇者之尊讓步——只可惜戰敗者在談判桌上是沒有發言權的。此時咸豐親自主持外務，但水平實在不比葉名琛高竿多少，他所能使的那點計謀，無非就是“先派鄉勇與夷交戰，朝廷再出面調解”之類老掉牙的帝王權術，滿腦子柔遠羈縻之類安撫藩屬國用的老套路，殊料洋人根本就不吃咸豐的智庫里所保存的任何一套方案。這種完全超越自身理解範疇的危機，再加上他那阻止洋人入京的莫名其妙的堅持，此時的咸豐可以說是大腦短路，行事作風已完全不可理喻，咸豐帝本人成了繼林則徐、葉名琛之後的第三個二百五，而且他的二百五行為直接導致了“萬園之園”圓明園的被焚。

　　《天津條約》上雖然有咸豐親筆簽名，但清廷朝野上下，竟把該條約當成一紙空文，僅作“緩兵之計”，負責簽字的桂良上奏說：“此時英、法兩國和約，萬不可作為真憑實據，不過假此數紙，暫且退卻海口兵船。將來倘欲背盟棄好，只須將奴才等治以辦理不善之罪，即可作為廢紙。”咸豐覺得此計甚妙，只待時機一到便可執行，這樣舍桂良一人，便可阻止洋人設公使駐京。可洋人又哪會理會這種丟車保帥的伎倆，這分明是想再討一頓打。洋人堅持進京換約，咸豐又規定人數不得超過十人、不得坐轎、不得列陣儀仗、換約後立即離京。但老外們早看透清廷那點心思，這次來就是想教育教育朝廷“你們在世界上到底排老幾”，得到的指示是拒絕一切貶低使節身份的接見儀式，為了保證這一點，必須有海軍隨行護航，因此對咸豐的要求一概拒絕。咸豐決計不能讓別人看到自己和洋人“平等相待”，折損了威嚴，於是指示清廷唯一的一員悍將僧格林沁：若洋人不肯按照藩屬國朝貢的儀式入京，可以“悄悄擊之，只說是鄉勇，不是官兵”，並且堵塞航道，讓洋人走北塘繞一個大圈進京，若洋人不從，則可“師出有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