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的第一塊多米諾骨牌在西安
-楊奎松《西安事變新探》讀後感
楊奎松《西安事變新探》一書有不少新材料和新觀點，值得一讀。看本書經常扼腕長嘆，停下來想，假如沒有張學良的西安事變，中國歷史會大大不同。中共不會執政，很可能也沒有今天的疫情。歷史就如一串多米諾骨牌，第一塊牌的倒下，觸發了幾十年後的世界性事件。
國軍的第5次圍剿相當成功，紅軍被迫撤離根據地。長征開始並沒有確定的目標，更不是想北上抗日。主要的目的是為了尋找一個可以落腳生存的地盤。開始的目標是南方，打過四川的主意。四渡赤水，並不是先計劃好的英明的戰略，而是因為反覆地尋找，變來變去，不得已而為之。肖華的 “四渡赤水出奇兵，主席用兵真如神”是拍毛的馬屁。北上的方針是在發現四川沒有建立根據地的可能後才提出來的。
當時陝北對中共並不是一個好的根據地，非常貧瘠，兵源少，發展極為困難。中共面臨財政困難。即使蔣介石不進攻，長期圍困就能將紅軍困死。紅軍打東北軍和西北軍如猛虎，但面對胡宗南的中央軍進逼，節節敗退，危在旦夕。如果沒有西安事變，毛被消滅或者躲入蘇聯。毛澤東說：西安事變把我們從牢獄之災中解救出來。
張學良在政治上極其幼稚，他不清楚共產黨的政治主張，也認不清蘇聯的真實面目，以為紅軍只是地方割據勢力之一。他是一個非常矛盾的人物。九一八不抵抗，熱河抗戰保存實力。到了1937年，頭腦一熱，想用抗日來洗刷“不抵抗將軍”的名聲。他不想在剿共中損失實力，也想靠聯共得到蘇聯軍援。張性格衝動、蠻幹、無知，容易被人裹挾利用。楊奎松說“要說楊虎城、張學良是為國家、民族而發動西安事變，這說法太牽強。…周恩來以蘇聯軍援忽悠張學良割據西北當西北王，才是引爆西安事變的主因”。張志大才疏，指揮東北軍五個旅團和蘇俄軍隊交手，全軍覆滅；指揮東北軍陝北剿共，兩個精銳師兩萬多人被紅軍全殲；他指揮熱河保衛戰，汽車每行１５公里就得停下來，讓他注射毒品。只去過一次前線，連手下部隊的位置都搞不清楚。
張學良在西安事變前將國軍的圍剿情報通知中共，為中共解決冬衣問題, 並資助中共60萬元。積極準備和中共一起搞西北大聯合，反蔣。作為國軍的副總司令，已經是通敵叛變行為。
蔣介石的失誤在於沒有加強圍剿，而讓不堅決的東北軍和西北軍剿共。說到底是對共產黨認識不足，輕視了。也是因為蔣想一箭雙鵰，既剿共，又清除地方勢力。蔣反共不堅決，一面剿一面派中共地下黨員董健吾找中共談判，讓張學良知道了也產生聯共的想法。由於當時國際上只有蘇聯支持中國抗日，蔣希望通過中共獲得蘇聯的軍事援助。蔣以為中共和其他地方軍閥一樣，可以被他消化。他以統一中國，抗日為最終目標，沒有認識到共產黨是中國的最大敵人。蔣最大的錯誤是優柔，蔣事前已知張有通共行為，還不警惕，至有之後的慘痛教訓。另一點蔣介石雖然在暗中準備抗日，但沒有做公開宣傳工作，過分低調，為外界誤解甚多，被共產黨鑽了宣傳的空子。
中共按據共產國際的指示，幾次180度大轉彎，先是反蔣抗日，變成聯蔣抗日。說明中共一點兒獨立性都沒有。西安事變後，中共不遵守和西北軍和東北軍共進退的諾言，出賣友軍以自保。而楊虎城至死不悟，以為中共夠朋友。
西安事變中蔣介石沒有公開承諾任何條件，只是口頭承諾停止剿共。蔣回到南京後，陳立夫建議大批中央軍既已部署在陝西附近，何不趁勢收拾共產黨，蔣聽後低頭不語。當時中共在陝北的紅軍主力只有五萬人左右；其中有槍的只有兩萬九千六百五十人，而中央軍三十萬兵臨潼關渭南。斯諾說蔣安全脫險後“全民擁護的聲勢極大”，在國人心目中的地位如日中天，“遠勝於中國現代史上任何一位領袖”。 國民黨中委會拒絕為統一戰線背書，重申必須反共到底。不少中央委員不願和共產黨合作。這是發動攻擊的最佳時刻。蔣忍下個人屈辱，制止手下要求報復的請求，下令對西北紅軍根據地開放貿易，部分恢復郵電服務。除了他遵守承諾外，主要是他着眼統一中國、蘇聯的援助和抗日。蔣對中共的危害認識不足，沒認識到中共是心腹之患。後來儘管中共不抗日還多次襲擊國軍，蔣對紅軍的每月11萬美元的軍餉一直沒有停發過。
周恩來回到延安，毛澤東簡直不敢相信，蔣只是口頭保證說會停止剿共。他擔心放虎歸山後，蔣會大舉“迅速、殘酷的報復”。周恩來說，蔣自命為英雄人物，有言出必行的虛榮心。對比毛澤東在重慶談判簽署的雙十二協定和擁護蔣介石的承諾，中共只把承諾當作策略，從來不認真遵守，蔣為中國的舊道德儒家思想和仁義忠信觀念所害。
西安事變結果中共是最大贏家，而張是最大的輸家。中國是長遠的受害者。八年剿匪之功，最後階段毀於一旦。國民政府對日作戰計劃在事變中為日本獲悉，導致其加快侵略步伐，最終於1937年發動全面戰爭。蔣介石計劃訓練三十六個師，作為對日抗戰需要，至西安事變爆發時，整訓軍隊還不足三分之一，大部分訂購之軍事設備未運回，糧秣彈藥只有幾個月的存儲。西安事變破壞了整個計劃，一切國防大計、經濟建設等被延緩或停頓。蔣介石被迫提前全面抗日。由於倉促，中國人只能以血肉之軀抵抗日寇的炮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