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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的上山下乡是千万知青家庭的劫难/不能抹去的文革记忆
送交者: 一草 2021年02月24日17:08:28 于 [五 味 斋] 发送悄悄话

逸草:最近不少微信群在转发几个有关上山下乡的纪录片/视频。

看了其中一个记录片的前十几分钟,大多说的是上海知青豪情满怀地自愿去北大荒。看得不是滋味,那分明是在宣传当今天朝"梁家河"皇的旨意。尽管那也是事实,却只是很小部分的事实。

毋容置疑,绝大多数知青都是被迫上山下乡。本博数年前写过一篇《手足情,父母心 - 文革中经历的严酷和家庭温馨》,发在[华夏文摘]。里面有这样一段:

...家庭问题迫使仨姐在68年10月至69年3月五个月内先后下乡。姐姐们后来告诉我,当时急急下乡不犹豫,一是为了可有些收入,减轻家里负担;二是生怕拖留不走,会给在关押中的父母造成麻烦和增大压力。这就是什么叫父母子女同心啊。
...
三姐是67届初中生。在二姐已定了下农场后,三姐原有留城的机会。但她觉得弟和妹还小,需要大姐在家照顾。她毅然报名下乡,想把留城机会给大姐。可三姐离城一个多月后,毛的12.21指示发表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该欢迎他们去。” 大姐一听广播的指示内容就苦笑着对我说,姐也要下乡去了,今后你们要靠自己照顾自己了。

上次回国时,读了大姐收拾旧物时理出来的早年文革前所写周记,里面有多篇讲到小妹生病发烧。父母不在家,保姆不会看体温计,难以判断是否要去医院。姐的课也上不安心,总是急急赶回。手足情深,溢于言表。想起68年12月21日夜晚,大姐说出要我们自己照顾自己时有多难受和无奈。记忆中那真是个漆黑漫长的临近冬至夜,没有星亮,没有月光…

大姐想去黑龙江军垦农场,却因所谓家庭问题,不够去边疆反修前线的资格。为了有伴和堂妹一起去了吉林农村插队。...


从这可见,当年我家三姐下乡倒是自愿,但也是因家庭受难所迫,为家人分忧,哪有什么习皇刻意鼓吹的“革命豪情”?


在《我的山区岁月和蓝颜知己 (尾声加后记)— 逸草原创》文中,我对自己的“上山”经历是这样看待的:

【回想起这一段山区岁月,心中满是温馨。感受到的甜被放大了,吃过的苦已淡忘。虽然夏日时被山里小咬叮得伤迹斑斑,冬日里一步一滑走在冰雪路上,多少回滑倒在雨雪中,摔碎了手中的热水瓶,多少回在巡回医疗途中的盘旋公路上晕车呕吐,这些苦与下乡知青所遭遇到的相比,根本算不了什么,也很少会在平日记忆中冒出来。


总的说来,在那里前面一年多的日子,算得上是我走过的人生路中,心理最为放松、生活节奏最悠闲的时光。后与高考相关的几个月,又经历着我人生的最大转折。卫校毕业从大上海来到偏僻山区,在不少人眼里是人生中的坎坷和曲折,可实际上对我却是塞翁失马。若不是在安徽参加高考,碰上适于我们这类急急复习学习应考者的考卷,我难有机会考上这么好的学校!人生就是这样的无常,人生也常会如此这般地犒劳认真对待它的辛勤耕作者,这大概就是人们常说的天道酬勤吧。


我把这一段经历视为我人生的财富,包括磨练了我的意志,较深地认识了毛政权下不合理的工贵农贱现象和巨大的城乡差别,也多了些对人性中善恶的了解。但我绝不会说什么青春无悔这类轻飘飘的话。文革和上山下乡大潮,是当今亿万人民人生中经历过的最大磨难其中很多人经历了难以想象的苦难。至于我和很多人一样,把这些经历视为人生财富,是由于我们在无奈中却又生有抗争的天性,并从祖辈父辈的家庭教育中汲取了抗恶和承受困难的能力。这才使我们能从战胜困难中积累人生财富,一步一个脚印地从崎岖山路中走出,踏上相对光明的大道。


尽管我这一段上山经历,和当年知青的上山下乡有很大不同。无须下地劳作,又有工资保障。但那孤身漂泊在外、在比家乡生活差不少的环境里奋斗的知青情怀,还是进入了我的身心。10多年前,我看电视剧《血色浪漫》。剧中那女孩隔着山梁,给即将离去的男友唱了一声“哥哥哎,你走-西-口,小妹妹,我实难-留”。听着那撕心裂肺的歌声,我热泪夺目而出,安徽山区生活的一幕幕,尽在眼里。我知道,这一段经历,将在我血液里流淌,在我记忆里永存。


让那天朝歪宣歪曲事实、美化文革/上山下乡劫难的宣传见鬼去吧。


ZT 不能抹去的文革记忆

杨帆 杨帆评论 

杨帆:抹去文革记忆是重演的前提-陈国恩的回忆录的价值

 

  我班陈国恩出身书香门第,其父亲是大律师。他自由有个性有思想,1968年去陕西插队,历经磨难,转户口回京竟用了20年,我看着都着急,帮他在西城区找人也没帮成。他自己说起来却比较淡定,可能是挫折太多把脾气磨平了。最后终于转回,母校四中安排了他的工作,晚年顺利。他喜历史爱思考,勤于写作。我动员他把转户口过程写出来,就是要细节,越细越好。否则年轻人不会有人知道我们这无缘无故的磨难,甚至不知什么叫“户口”。他被打动了,一个春节写出《少小离家老大归》,以后又写《北京四中好在哪里》,回忆四中师生的风采,他在四中呆了30年,观察得细,他也上心。真正有价值的不仅是经历多少,也要有文笔,能把细节写出来。以后的读者们是不会看那些大道理的。现在同龄人许多人会说,你写得谁不知道啊?一点小事。

问题在于,我们写回忆录也不是给他们看的,现在的年轻人都知道秦始皇,但不知道八大工业部,知道林彪不知道聂荣臻,对于大跃进文革的状况,上边并不想让他们知道,记忆正在被抹去,大家都认为“绝对不会重演”,这是重大误判。一遇发动,年轻人和那些不逞之徒,还会向我们在年轻时那样起来造反,同样的伟大历史事件,黑格尔说会出现两次,第一次是悲剧,第二次是闹剧。在中国则可能反复发生闹剧。我们,难道不应该把这真正的,第一次悲剧写出来吗?

国恩写的都是正面,很有价值,我已准备把他和范西峰,高永迈,晋美等的文字,纳入我的回忆录。

我写小学光明面多,写中学阴暗面多,这是我的真实感受,我一上四中感觉就不好,主要是四清文革的干扰。改革开放以后的大发展,包括北大清华,都不在精神灵魂和学术方面,国恩描写的“四中精神”,可能要进历史博物馆,因此就更有价值。

 

  我记得1992年左右,陈国恩的户口还没转回北京,我就请他写写这段。他一个春节写了这么长,肯定动心忍性,一个春节没过好。但是以后想起,比看那些索然无味的娱乐节目,恐怕是最有意义的一个春节了。他写出了自己真实的经历,特别是自己真实的个性和看法,非常宝贵。一气呵成,有情感冲动,自然是好文章。

他说为自己的妻子孩子留下了历史记忆。其实,也是为我们老三届,我们国家民族的历史,做出了贡献。

这就是我给自己一生总结的走实践道路,写血肉文章

老三届题材是永恒的,因为它产生的时代极为特殊,原因极为特殊,够历史学家们研究一万年。

问题在于,我们死了,就没有第一手资料了。谁知道后人如何写我们?不如我们自己来写自己的历史。

这就是我要写回忆录的原因。就是以自己经历记录和影响历史,其真实性最为重要,包括自己的真性情。这是我从国恩文章中受到的启发。

这些经历,在我们自己看来,大家都有,似乎没有什么的,多数人已不愿意回忆那些痛苦的往事。其实,能写出来的人不多。文笔功夫,思想原创和感受力,都很重要。用弗洛伊德的话,就是人的潜意识和原始冲动,是需要升华为文化的。

我们还能活几年啊!死后大家追悼,妻儿泣不成声。其实过不了几年,也就淡忘了。我只有在做梦的时候,才会梦见我的奶奶------那个自幼抚养我长大的人,连我的父母也很少入梦了。

生命短暂,文化永恒,思想永垂不朽。

老三届受的苦难,没什么历史必然性,而是文化革命错误思想的结果,因此不能“无悔”。

   能从正面吸取教训,是老三届的造化。在逆境和绝望中积极向上奋斗,承担两个体制的成本,造就中国伟大崛起,老三届是伟大的一代人!我们快70的人了,不能永远生活在老一辈的光环下,我们已创造了伟大的历史。


陈国恩:少小离家老大回

我的北京四中初中同班同学杨帆正在写回忆录,邀请我写一写当年离京回京的过程,因为他知道一些我的苦难经历。我本不想再去打开这些痛苦的回忆,但杨帆说动了我,为了给后代留下我们所处年代真实的资料,我们应该辛苦一下,哪怕再难受一回。

一、离京

在整整50年前的1968年秋天,树叶开始掉了,冬天快来了,我们这些17岁的初中生都在彷徨之中,红卫兵们失去了以往的斗志昂扬,其他派别的同学也都不再意气风发,都看不到前途和出路在哪里。随着毛泽东的“最新指示”的发表,上山下乡终于拉开了大幕,原来是要我们去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1964年进入北京四中上学以来,我们也曾下乡劳动3次,通过与贫下中农的接触,我没有感觉到他们各方面有过人之处,而毛泽东也说过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这到底是为什么呢?就在大家都茫然之刻,第一批去内蒙古开始报名了,我们班有两个同学晋美和梁春生去了。在当时,除了出身没有问题的几个同学当兵去了,这是我们班最早离开的两位同学。在当时的情况下,谁也说不清我们这些小绵羊将被这场风暴席卷到何方,当时有一种说法是都要插队,而且一批比一批地方更远,当时在校掌权的工宣队似乎也支持这个说法,再加上当时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全班同学没有几个家里没的了,我们班陆丹丁、郑钊和我三人决定去内蒙投奔晋美梁春生。晋美他们插队落户在内蒙古土默特左旗哈素公社朝号大队,从北京乘火车一夜便到,我们把行李都带上了,可见决心之大。朝号大队共有四中初中高中的学生十几名,因为是第一批,插队的高潮未到,所以同班的不多都是小散户,我们三个一到,加上原来的两个就有了五个同班同学,就成了大户,原有的均衡就打破了,我们就是初中的小孩,但是高中的想法就多了,我校高二的一个人不知出于什么目的到公社告了一状,说陆丹丁是联动份子,郑钊也是老红卫兵,这样的人不能要。按现在的说法,几个十几岁的孩子又能怎么样?可是当时公社还是很重视的,派民兵把我们三人押解出境,行李都来不及托运。告状的这个人后来官居正部级、全国知名,看来告我们只是入仕之前的牛刀小试,为将来的仕途做好了手段上的准备。我们心情不好,到呼市玩了几天,万般无奈之下,只有回京再做道理。

从内蒙铩羽而归后,插队第二批山西的也准备出发了,我们也错过了这一拨。我们班山西去得最多,一共有十几个,其中现在知名的有刘源、杨帆等。临行时我去车站送他们,车站人山人海、哭声一片,车一动我班一个同学的母亲晕倒在地,真是惨不忍睹,我脑海里顿时出现了杜甫的诗句《兵车行》: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牵衣顿足拦道哭,哭声直上干云霄------’’  

真是生离死别的场面,看到想到这里我有点不想走了,我真怕我们家人受不了这样的情景。

随后有一天在校园里,我和郑钊被工宣队找去谈话,要我们报名去第三批的陕北延安,我们俩也不想越走越远,内蒙也好、山西也罢,都是一夜的车程,钱不过10元左右,相比之下延安就太远了,我们俩就找借口不去。郑钊说家里被子不够,工宣队一人问他家里几口人,他说5口,问他父母一共挣多少钱,他也没敢撒谎,说300元,那个人一听就急了,说一个人都60元了,你是捣乱,那人指另外一个工宣队员说,他一家子4口人,就指着他挣40多元活,你这个条件必须去!接着又问我,我说父母年纪大了,我在家最小,自然,在他们眼里,这也不是理由。

说到父母,我说一下我的家庭。我的祖父、父亲都是律师、法官,那时不像现在,律师和法官可以互换,想干什么干什么。1949年后父子二人都因是旧司法人员而失了业,祖父老了就不再干了,父亲在政协系统的民主建国会工作。律师这个职业现在谁都知道,那个年代没有几个了解的,甚至在一些人的眼中,是反动政府的人。其实我祖父和父亲都是民事律师,只管经济、婚姻、继承之类的案件,连刑事案件都不理,更遑论政治!即便是这样的经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也难逃挨整的恶运。

我父亲当时关在政协的“牛棚”里,在工宣队找我谈话后的一天,他奉命到四中开家长会,显然是工宣队通过单位给叫来的。我永远永远也忘不了那天晚上,他被允许回家住了一个晚上,让他给我做工作,报名去延安。晚饭后,他说要找我说说话,然后却一句话也不说,那时我虽然只有17岁,却是出身不好的孩子早当家!我明白他的处境和心情,顺从工宣队的意思劝我报名去延安,内心怎忍亲儿子去那么远的地方受罪,如果不劝我报名,在他已有的“罪名”之外,会再加上一条“对抗上山下乡”罪。我看到他满脸通红说不出话,这位曾经无数次在法庭上侃侃而言的大律师,此时却哑火了,我知道他的心在流血,便主动的说,爸,我明天去学校报名,我父亲听后喃喃地重复道,去吧去吧。就这样我和郑钊及班里的其他四位同学共6人“自愿”报名去延安插队落户,成为千千万万响应伟大领袖毛主席上山下乡号召的“知识”青年中的一员!

在随后几天要办理有关的手续,我去西长安街派出所消户口,办完之后要交两分钱手续费,我记得很清楚,我拿着两分钢镚停了一下才撒手,知道这一撒手我就不是北京人了。当时人小,哪里想得到要想再回来,不要说两分,就是两块元、两百元,也回不来了!为此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力指的是势力),没钱没力的出卖肉体,从此在中国大陆几十年内,一直上演着一出出回城大戏,直到上个世纪末。

我是1969年2月2号离开北京赴延安的,阴历我记得是腊月26或27,许多家长向工宣队反应,要求让孩子们在家过了节再走,当然这是徒劳的。2号的火车是7点左右发车,需要在5点就起床,我由于头一天发泄似的“造”了一天,2 号早晨起不了床,我哥哥叫了我几次都无效,他没办法的说:“快起来吧,你这样子妈就更难受了”。听到这话,我马上翻身下床,收拾出发。我哥送我到北京站,不等发车我就叫他回家了,不要再等分别时刻,因为我知道他这个人最心慈面软,受不了那样的场面。随着一声长鸣,我开始了背井离乡的生涯。

.....

五、关于知青问题的思考

本来我的中国式移动,北京——延安——汉中——保定——北京,写到这里就写完了,但现在关于知青的话题众说纷纭,研究这个问题的专家学者也不在少数,我也有些话想说,不说就如鲠在喉,于是就加了这么一节,简单说三点意见。

(一)回避不了

知青这种社会现象,自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那时还是像董加耕、邢燕子这些先进人物带头的,直到1968年大规模兴起,一直大约持续了十年之久,先后有上千万学生被卷入其中,涉及的家庭更是不计其数,几乎中国的每个家庭都涉及这个问题。时间之久、人数之多、影响之大,在中国、哪怕是在世界上历史上都是罕见的。在没有战争、没有大规模灾荒的情况下,这么多的孩子不让上学了,给安排到离家数千里的陌生地方去“接受再教育”,这种大规模的人为主动迁徙,真是举世无双。有一次有人向我组诗稿,我写了一首“七律”,其中有两句对杖是“嗷嗷待脯上学日,步步回头下乡时”,这两句就是当时真正的写照。我在文中没有细写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累,因为写这些就成了个人的辛酸史,那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写时代、写事件,才是回顾历史,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客观的回忆过去,其实最大的痛苦不是身体受的苦,而是精神上的苦闷。我们小的时候都看过一个电影,叫“八千里路云和月”,剧中的主人公们为抗战,全国大迁徙到处宣传抗日,吃尽了苦中苦,好不容易抗战胜利了,他们也辗转回到了上海,却发现还是一无所有,不被人尊重,没有工作、无处安家。你仔细想一想知青们又何尝不是如此呢?!1991年中央下文件,明确规定知青可以回城,可是又有多少人选择不回,难道他们不想吗?不是,是回了城没有工作、没有房住,他们已不被原来的城市所接纳。回来的,又有多少人家庭反目,因为他们回来打破了原来哥哥姐姐们的平静生活,走时一个人,回来一家子,怎么共处?怎么居住?没有工作、没有收入,怎么生活?怎么活下去!这都是当年真实的故事。在知识不值钱的年代,他们被称为“知识”青年,知识又开始值点钱了,他们又被说没有文化,要去补课学习,哪有这样两头堵人的?知青不就成了风箱里的老鼠了吗,这些人难道是有原罪吗?于是,社会上有了许多民谣,什么“生下就挨饿、上学就停课、毕业就下乡、回城没工作-------”等等,版本恨多,这些一是无奈,二是自嘲。知青们不禁要问“我们到底惹着谁了?”知青们过去上有父母甚至爷爷奶奶,现在自己也有了儿子孙子,这上下五代人口口相传,经历了半个多世纪,将来如何向历史交代?后人又如何书写这一段历史?这都要仔细地研究探讨,不要得过且过,绕是绕不开的,回避也不是办法。

我的插队生涯,我的移动过程,在所有的知青中,肯定不算是最惨的,甚至可以说是不惨的,我没有挨过打、没有挨过饿、甚至没有受过什么大气,比起其他地方的报道出来的种种侵犯知青得恶劣行径,我简直是没有受罪!但我还是要把这段历史写出来,给自己一个交代,给自己的子孙一个交代,以免他们长大了认为,他们的爷爷是一个不求上进的人!

(二)我不赞成“青春无悔”

在当前关于“知青”这个话题中,有各种各样的观点和议论,这都是正常的表达。有一种看法是“青春无悔”,他们认为插队这一段人生经历,使他们受益良多,现在还很觉得骄傲。他们在网上发表文章,甚至办展览,宣传上山下乡的必要性。我郑重地表态,我不赞成这一观点。

要说青春无悔,首先我们先说青春这两个字,“青”这个字,就是形容草木嫩苗刚刚破土而出急速生长的样子,它们急需阳光、雨露和营养,急需各方面的呵护,使它们健康的成长;“春”这个字,就是说的春天,是青草青苗最适合成长的时间。春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春心荡漾的春心,说的是动物往往在春天里求偶交配,繁衍后代。合起来青春这两个字就是说不管植物也好、动物也罢,都是成长成熟的重要时期。我们人也是同理,青春时期是孩童向成年过度的重要时期,这个时期在不同时代有早有晚,大约都在十几岁至二十几岁之间。在这个时期的人最需要什么呢,大约三样,一是食物,这个时期正在长身体,是一生中最能吃的时候;二是知识,在这个时期人的求知欲最强、记忆力最好,你想一想,你会背的那点唐诗宋词不都是那个时期的“童子功”吗?这个时期学点什么都记得住;三是求偶,人到了这个时候,都有一颗对异性喜欢的心理,“这样的老虎不吃人,模样还挺可爱”,如果没有这样的心思,人类早就灭亡了。而我们这些知青,那时候这三样东西都能得到吗?没得到!那现在还补得回来吗?不可能!

再说无悔这两个字。一是天下没有卖后悔药的,事情过去了,由不得你后悔不后悔;二是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去不去插队不是你个人能够决定的,那时是大势所驱,由不得你自主选择,也就不存在后悔的问题;三是后悔不后悔,都由利益所决定。比如你在十年前有50万,你买了一套房,现在值500 万了,你就不后悔,还要大声宣扬自己有眼光买值了;你买了一辆车,现在残值只剩下几万了,你就后悔当时不如买房。由此看来凡是说无悔的,都是得到了利益的那些人,这些人或回城早、像蜻蜓点水一样就回来了,或上大学顺利、分配到了合适的机关,现在站出来“晒”成功,说到这里我又想起了我们学校高中的几位学生,他们在插队时就拼命的高喊,要“争当和真当”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版人,作“铁杆”扎根派,有的为表此决心,特意娶了贫下中农的女儿结婚,在获得了利益之后,入党、升学、招干,都遂了愿,最早离开农村的、始乱终弃的、国外逍遥的都是他们,现在我想,这些高喊“青春无悔”的人,恐怕也是那些人,起码是一种人、一类人。那些回城没有工作到处打零工、住在棚户区又一身疾病吃着低保的人,恐怕连喊这些空洞口号的劲头都没有,悔与不悔与他们没有多大的关系!那些高喊青春无悔的人,如果现在让他们的子女再去插队,而且是不许带手机、银行卡,他们会高兴地送子女去吗?如果会,我真心地佩服他们,认为他们是心口一致的。                                               

(三)应该有个说法

在我们这个改革开放的时代,在实事求是的精神指引下,对过去许多事情都有了公正的说法。走资派早就平反了、右派也早就改正了、国民党也被承认是抗战的了,就连地主资本家也都被看成是爱国的和乐善好施的了。过去几十年里一切运动中的倒霉蛋现在都可以喘一口顺溜气了,唯独“知青”这个最大的群体、最冤的群体、最苦的群体,影响时间最长的群体,至今社会也没有给一个明确的说法!我这样说,有人会问,人家打过仗、挨过斗、挨过整,所以要平反,你们知青干了什么,为什么还要给说法?这话问对了,这才是为什么有必要给知青一个说法。

首先是为国解忧。我们都知道,文革使整个国民经济快到了崩溃的边缘,1968年及其后几年,国内国外形势都很紧张,知青们这一代人在城里无学可上、无工可做,政府没有能力安排,这样下去只能是无事生非打架斗殴,这其实已有了苗头。这时候领袖发出了号召,知青们被发到了边远农村,等于是一盆水被泼得远远的,一来大城市清净了,二来节省了城市供应粮,把负担强加到集体所有制的农村大队。在东北和内蒙组建生产建设兵团,弄了几十万学生们过去,不但有上述两点,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人肉盾牌,让苏修按核按钮时顾虑再大一些!在过去旧社会,穷人过不下去了,养不活全家了,都是挑一个或两个孩子送人,以减轻家庭负担。当时我们这一拨知青就是被送人的孩子,只不过被送到了更穷的地方。国家后来经济情况慢慢好转,与疏散知青也不能说没有关系。你们说,这是不是为国解忧。

其次是为国分忧。知青们在全国各个地区都有,在不同的地方都做出了不同的贡献。在东北兵团,也有不少的南国儿女,他们首先要对付的就是严寒,在极左的思潮下,寒冬也要大干,有不少知青的身体就这样凋谢了、垮掉了。但他们生产的粮食不但能自给自足,还每年给国家贡献了大量的商品粮!南国的胶树林中,知青们通过学习练习,学会了养树割胶,为国家提供了战备物资。这说明知青是好知青、学生是好学生、孩子是好孩子,我们没有给自己和家庭丢脸!你们说,这叫不叫为国分忧。

再次是为国担忧。在1991年以后,大批的知青回城,一时问题多多,无法解决。知青们自己救自己,不靠国家不靠政府,靠一双手,白手起家,创建了一批自己的作坊、企业,为自己找到了活路、又为国家提供了税收。就拿北京的大碗茶有限公司来说,他们在前门地区卖两分钱一碗的大碗茶,方便了游客,积累了资金,直到盖起了大楼商厦,现在的著名的老舍茶馆就在其中。在全国,又有多少知青办的大企业集团在驰骋纵横!你们说,这叫不叫为国担忧。

就凭这为国三忧,我们应该为知青的历史地位及贡献有一个公正的说法,最好由国家权威机构如人大常委会发声,肯定知青的历史功绩,慰问全国的所有的知青,让这些老知青们在晚年,在心里感到温暖,得到国家和社会对自己的应有的尊重。就像一个家长,对其中的某一个子女说,这辈子我亏欠你了,没让你上大学,早早地受罪干活为我解忧、分忧、担忧,你们说,家长都这么说了,孩子还能说什么呢,但反过来,家长要是不这么说,孩子心里就会一直别扭着。

写完了你去删改吧。你看着能用则用,不用我也没意见。谢谢你,要不是你,我的妻儿都不完全知道我的这些经历。再见。


不写出来,我们愧对历史和我们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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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十年转瞬即逝,过去的事情已经成为历史,许多当年记忆也都变得模糊,不写下来,许多刻骨铭心的事情就会湮灭,而我们的儿女可能会认为,那段心酸惨痛的经历可能就不存在,或者没有那么可怕和悲惨,可能还会羡慕我们不用上学、不用考试,天天在田野里自由自在。我想说,过去的苦难,不期待你们能够理解,只希望你们记住:
——
不要把我们繁重的劳动当作轻松浪漫的乡村旅游;
——
不要把我们悲惨伤心的眼泪当作闪闪发光的珍珠;
——
不要把我们带血的伤疤当作绣花的丝绸。苦难就是苦难,一百年、一千年以后依旧还是苦难!杨帆评论:悲剧是把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撕破给人看。国恩动了真感情,加上有文字功底,所以东西写得好。有孤独感是必然的。行高于人,众必非之。滩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峣嶢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阳春白雪,和者盖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我们一辈子就这遭遇。记得屈原的话:虽九死而其未悔。没见我67岁还要上法庭吗。以自己诉讼推动中国法治进步。我们在英雄时代奠定的理想与信仰,在世俗化过程中受到了无情嘲弄。人们把我们当成祥林嫂,唐吉歌德。近年来没有了,因为人
们把这些名著也给忘了,年轻人则根本不知道。那些反对我的人原来说我是毛泽东的传人,就知道搞斗争。后说我是文革的传人,干什么呀,不就是损人吗!他们有他们的共识,说明他们是一个利益集团。不贬低我们,他们的日子不滋润其实多年来,我和我的朋友们,真的没有打搅他们的美梦。只不过为维护社会道德底线说点什么。让那些婊子们,想立牌坊的时比较困难一点。什么最优,次优,较差,我们早就不敢奢望了,就是共同底线,也包括他们的在一个宣扬,我是流氓我怕谁,伪君子不如真小人的氛围里,我活得不愉快。好在,我维护底线努力干一次胜一次为什么呀?因为:我们维护的是底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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