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之前，青年毛澤東為了尋求社會改造的”大本大源”，而研究哲學、倫理學；因為揉台中西哲學思想而形成獨具風格的社會改造思想。哲學、倫理改造只是社會改造的手段和路徑；哲學、倫理學是人們“言動之准”，“范人之行”，是發揮“心力”的必由之路。唯有如此，才能“動天下之心”。 “天下之心皆動，天下之事有不能為之者乎?天下之事可為，國容有不富強幸福者平?”[1]

我們認為早年毛澤東這一探索  成果對於後來他一生注重哲學研究，強調思想改造的作用和發揮人的主觀能動性的重要性等等有許多內在的聯繫。研究它有助於進一步客觀準確地弄清毛澤東思想的發展脈絡，為今天的理論創新和始終把握先進文化前進方向提供有益的參考。

一、“湖南人的精神”薰陶與青年毛澤東社會改造意識的萌發

毛澤東的青少年時代，正是湖南處於“全省塗炭，無片淨土”的軍閥混戰狀況，也是“湖南人的精神”反思、凝聚、復活和升華的時代。“湖南人的精神是什麼?‘若道中華國果亡，除非湖南人盡死’。……湖南人這種奮鬥精神，卻不是楊度說大話，確實可以拿歷史證明的。

二百幾十年前底船山先生，是何等艱苦奮鬥的學者!幾十年前的曾國藩、羅澤南等一班人，是何等‘扎硬寨’‘打死戰’的書生!黃克強歷盡艱難，帶一旅湖南兵，在漢陽抵擋清軍大隊人馬；蔡松坡帶着病親領子彈不足的兩千雲南兵，和十萬袁軍打死戰；他們是何等堅忍不拔的軍人！”[2]

對於這種“湖南人的精神”，青年毛澤東首先是繼承。王船山哲學思想所闡發的中國歷代國家治亂興亡之道，救國救民、復興中華民族的偉大方略；曾國藩一生力倡的“內聖外王”，“民胞物與”，“兼善天下”的儒家理想；左宗棠的“身無半畝，心憂天下”的志向等等都是激發毛澤東社會責任感，萌發社會改造思想的精神前提。

其次是反思與復活。青年毛澤東在對這種“湖南人的精神”並不是全盤繼承，而是有自己的分析與思考。他認為令人所謂立志，常羨其成功，盲從以為己志，乃出於一種模仿性。“真欲立志，不能如是容易，必先研究哲學、倫理學，以其所得真理，奉以為己身言動之准，立之為前途之鵠，再擇其合於此鵠之事，盡力為之，以為達到之方，始謂之有志也。如此之志，方為真志，而非盲從之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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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以看出青年毛澤東對文化傳統(包括“湖南人的精神”)的態度：一是不盲從，有取捨；二是不停留在思想、精神上，而是要“擇其合於此鵲之事，盡力為之”。這樣，青年毛澤東就在理論層面對“湖南人的精神”認真地進行了反思；在實踐層面對“湖南人的精神”進行了“真實的復活”。[2]

他批判了那種“很少踏着人生社會的實際說話”的空談傾向，提出中國的思想界，要“引入實際去研究實事和真理”，向全社會有志之士呼籲：“天下者我們的天下。國家者我們的國家。社會者我們的社會。我們不說，誰說?我們不干。誰干?”[1]

由此可見，湖南先賢的經世致用的實學思想、力行踐履的道德修養、“氣化日新”自強不息的奮鬥精神和憂國憂民的社會責任感是青年毛澤東社會改造意識萌發的最為基礎的土壤。對此，有許多研究者曾從湖湘文化的發展源流的角度進行了理論分析。

其實，我們認為從當時毛澤東、蔡和森等一大批湖湘青年人才群崛起的角度更能說明“湖南人的精神”對當時湖南青年才俊的深遠影響；更能讓人感受到“湖南人的精神”與當時一代湖南青年才俊改造社會意識萌發的必然聯繫。

二、中西哲學交匯與青年毛澤東社會改造思想的形成

然而，僅僅具有這些社會改造意識萌芽是很難系統地形成現代社會改造思想的。即使具備了一些社會改造的意識，也很難使青年毛澤東的社會改造思想形成特色，超越創造“湖南人的精神”的先賢。

青年毛澤東社會改造意識的萌芽只有同西方哲學結合起來，才能茁壯成長，形成理論化的社會改革思想；才能使青年毛澤東站在東西方巨人的肩上，而獨領風騷。青年毛澤東學習和接受西方哲學思想，主要通過這樣幾個渠道：

一是梁啓超等維新派思想家創辦的刊物；

二是1912年下半年在湖南省立圖書館讀書自學，對亞當&斯密、達爾文、盧梭、斯賓塞、孟德斯鳩等著名思想家的著作廣泛涉獵，尤其是認真閱讀了嚴復翻譯的《天演論》；

三是湖南一師讀書期間從老師及所講授的課程中學習，其中學貫中西的楊昌濟先生影響最大；

四是《新青年》雜誌的影響。[3]

但就其社會改造與哲學改造的關係而言，楊昌濟融匯中西的思想方法對青年毛澤東社會改造思想的形成具有直接的啟迪作用。楊昌濟認為，“個人必有主義，國家必有時代精神。哲學者，社會進化之原動力也。一時代有一時代之哲學思想，欲改造現在之時代為較為進步之時代，必先改造其哲學思想。”[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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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麼如何改造社會和改造哲學思想呢?楊昌濟認為，“夫一國有一國之民族精神，猶一人有一人之個性也。一國之文明，不能全體移植於他國。國家為一有機體，猶人身之為一有機體也，非如機械然，可以拆卸之而更裝置也，拆卸之則死矣。善治病者，必察病人身體之狀態；善治國者，必審國家特異之情形。吾人求學海外，欲歸國而致之於用，不可不就吾國之情形深加研究，何者當因，何者當革，何者宜取，何者宜革，瞭然於心，確有把握而後可以適合本國之情形，而善應宇宙之大勢。”[4]

彭大成認為，楊昌濟的這些思想“為後人、特別是他最得意的門生毛澤東，繼續這一前所未有的偉大事業，提供了寶貴的思想借鑑和新的思想起點。”[5]1917年8月23日，毛澤東在給黎錦熙的長信中表達他對楊昌濟思想的接受與發揮；“懷中先生言，日本某君以東方思想，均不切於實際生活，誠哉其言。吾意即西方思想，亦未必儘是，幾多之部分，亦應與東方思想同時改造也。”

到了1920年3月，青年毛澤東這種東西方思想應同時改造的想法更加接近社會改造的實踐。他說，“吾人如果要在現今的世界稍微盡點力，當然脫不開‘中國’這個地盤。關於這個地盤內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實地的調查及研究。”[6]由此可見，青年毛澤東為了確立並實現改造中國社會的行動目標，認真閱讀、體驗社會這一本大書，遊歷和考察，接觸種種人和種種事。湘扛沿岸，洞庭湖畔都成為了他認識社會、了解現實的教科書。

與此同時，他還積極參與政治實踐，鍛煉自己的膽識和組織才能，為改造社會進行全方位的準備。因此，可以說批判地對待中西哲學思想，力求把兩者結合起來，強調研究國情和改造現實，特別是通過改造哲學和倫理學來改造現實，是青年毛澤東社會改造思想的基本內容。

形成了這種思想之後的毛澤東，改變了“中國之將亡”的憂慮，提出“改建政體，變化民質，改良社會，是亦日耳曼而變為德意志也，無憂也。惟改變之事如何進行，乃是問題。吾意必須再造之，使其如物質之由毀而成，如孩兒之從母腹胎生也。國家如此，民族亦然，人類亦然。”[1]

由此可見，青年毛澤東的思想意識中已經勾畫出從改造哲學、倫理學到再造國家、民族，甚至是人類的宏偉輪廓。毫無疑義，這一輪廓一方面說明青年毛澤東社會改造思想業已形成；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到這一輪廓基本規劃了青年毛澤東的人生軌跡。

毛澤東的人生可以說是為了實現“改造中國和世界”的目標艱苦奮鬥的一生。但是，在他接受馬克思主義之前，誠如他自己所道“改變之事如何進行，乃是問題。”針對這個問題他進行了多方探索，信奉過多種主義，都沒有能夠解決問題達到預期的目的。但這段探索過程本身所留下的心路歷程，卻彌足珍貴，對於解開“為什麼當時優秀的進步青年能夠自覺轉向馬克思主義、接受馬克思主義的社會改造理論”的歷史之謎具有十分典型的個案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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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精神個人主義”與社會改造主體的確立

形成了社會改造思想之後，便要尋求社會改造的主體。也就是說，社會改造主體的尋求是青年毛澤東社會改造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青年毛澤東對於社會改造主體的認識經歷了三個階段。

第一階段，青年毛澤東受中國傳統的“道統說”的影響，懇切地期待聖賢出世，擔任起拯救“小人”的重任。

1917年9月21日，毛澤東與蔡和森、張昆弟的一段談話，就具體地道出了他當時所仰慕的聖賢。張昆弟在當天的日記中寫道：“毛君潤之云：‘現在國民思想狹隘，安得國人有大哲學革命家、大倫理革命家，如俄人之託爾斯泰其人，以洗滌國民之舊思想，開發其新思想’。余甚然其言。中國人沉鬱固塞，陋不自知，入主出奴，普成習性。安得有俄之託爾斯泰其人者；衝決一切現象之網羅，發展其理想之世界，行之以身，著之以書，以真理為歸，真理所在，毫不旁顧。昔之譚嗣同，今之陳獨秀，其人者魄力雄大，誠非今日俗學所可比擬。”

毛澤東等人在當時雖然沒有看到人民群眾的力量，把改造社會的唯一希望寄託於聖賢，但是也應該看到，他們衷心嚮慕的其實是在探求真理的過程中思想最解放、鬥爭最勇敢的先進人物。如譚嗣同是戊戌維新“衝決網羅”的先驅，陳獨秀則是當時新文化運動的旗手。這樣的聖賢救世說是青年毛澤東社會改造主體認識的重要一環，有其合理的因素，不應該把它簡單地貼上歷史唯心主義的標籤。

因為沒有這一階段，就不可能發育出第二階段——精神個人主義。

關於精神個人主義，許多研究者從哲學、倫理學的角度對其進行了分析，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但是，由於沒有從青年毛澤東社會改造主體認識發展的高度來把握它，所以難免盡符精神個人主義倡導者的原意。如果說前一階段的聖賢救世是深受中國傳統思想影響的話，那麼精神個人主義這個概念則是從泡爾生的《倫理學原理》中引申出來的。

毛澤東在讀了泡爾生的相關原著之後，這樣發揮道：“此語甚精。觀此語始知泡氏亦以個人主義為基礎，此個人主義乃為精神的，可謂之精神之個人主義。個人有無上之價值，百般之價值依個人而存，使無個人(或個體)則無宇宙，故謂個人之價值大於宇宙之價值可也。故凡有壓抑個人、違背個性者，罪莫大焉。故吾國之三綱在所必去，而教會、資本家、君主、國家四者，同為天下之惡魔也。……人一身乃集許多小個體面成，社會乃集許多個人而成，國家乃集許多社會而成。”[1]

如果在社會改造主體認識這個框架中把握青年毛澤東這段論述，就不難發現這麼幾個觀點：

第一，社會、國家是由個人集成的，離開了個人的存在整個宇宙都會變得毫無價值。所以，社會與個人是內在的同一的，個人可以成為改造社會的主體。因此，在這個意義上我們才能理解“以我立說，乃有起點，有本位，人我並稱，無起點，失卻本位”的觀點。

第二，社會改造在於發揮個人價值。而發揮個人價值在於充分解放個性，在於消除壓抑個性的“四個惡魔”，實現自我。他認為，實現自我者就是充分發達自己身體及精神之能力至於最高。

第三，他認為，“為達此目的，乃求手段之奚擇?擇純然利己之手段乎?初民及人之初生實擇此手段，久之障礙甚多，乃舍此純然利己而[擇]人己兼利之手段，於是而人各遂其生矣”。[1]在毛澤東看來，個人要真正地承擔起改造社會主體的責任，完成改造社會主體的使命，就必須做到利己與利人相協調，“小我”與“大我”相統—。只有“由利己而放開之至於利人類之大己，利生類之大已，利宇宙之大己，系由小真而大真，人類智力進步可得達到也”。

這樣一來，青年毛澤東的精神個人主義就不僅僅是一個倫理學的概念，而是對“實現自我”和“變化民質”社會主體的抽象概括。這些概括雖然還夾雜着不少錯誤，但畢竟使他的社會改造思想的主體認識超越聖賢古人，走向了現實。而現實不過是個人主體“一生所團聚之精神肉體在宇宙之經歷”。有這樣一個轉折作為鋪墊，青年毛澤東對社會主體的認識才有可能順利地發展到第三個階段，那就是民眾大聯合階段。而這一階段顯然是以接受馬克思主義為其理論前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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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此本文擬不作詳細論述；但必須指出兩點：

一是這個階段是青年毛澤東社會主體認識所能達到的最高階段，是對前兩個階段的否定之否定。

二是這個階段是毛澤東新的社會改造主體觀的起點。

接受馬克思主義之後的毛澤東一直都為塑造“改造中國與世界二的新主體而不斷地探索着；毛澤東在1971年的一次談話，很有層次地說明了這三個階段社會主體發展的哲學文化背景。他說：我讀了6年孔夫子的書，又讀了7年資本主義的書，到1918年才讀馬列主義。

四、“大本大源”與社會改造“指導思想”的探求

青年毛澤東在對社會改造指導思想的認識上同樣經歷了一個從傳統哲學影響轉向吸取西方哲學的合理因素，從哲學、倫理學改造到社會改造的轉變。在毛澤東早期文稿的諸多研究者中，很多人運用恩格斯關於劃分唯物主義和唯心主義的標準，把青年毛澤東對“大本大源”的探求直接劃分為唯心主義。

我們認為，只有從青年毛澤東社會改造思想出發，把他對“大本大源”的探求理解成對於社會改造理論的探求更為符合青年毛澤東的思想實際。青年毛澤東明確地寫道：“欲動天下者，當動天下之心，而不徒在顯見之跡。動其心者，當具有大本大源。今日變法，俱從枝節人手，如議會、憲法、總統、內閣、軍事、實業、教育，一切皆枝節也。枝節亦不可少，惟此等枝節，必有本源。本源未得，則此等枝節為贅疣，為不貫氣，為支離滅裂。”[1]

毛澤東所謂“本源”，實不必強以現代哲學概念作貼標籤式的解說。細析毛澤東所謂“本源”，可得兩層意思：

其一，雖然毛澤東把它說成是宇宙真理，但可用以“臨民制治”，可導致“富強幸福”，其實質即在於“天下應以何道而後能動”，因而似可理解為與現今的“指導思想”、“行動總綱或指南”有相近之處。

其二，在以上理解的基礎上，毛澤東認為，“所謂本源者，倡學而已矣。”[1]要想得到改造社會的要旨、總綱、指導思想，必須通過倡學，從“根本上變換全國之思想”。

為此，青年毛澤東立志今後“只將全幅工夫，向大本大源處探討”。他曾說過：聖人，既得大本者也；賢人，略得大本者也；愚人，不得大本者也。聖人通達天地，明貫過去現在未來，洞悉三界現象，如孔於之“百世可知”，孟子之“聖人復起，不易吾言”。這裡所謂“明貫過去現在未來”，所謂“百世可知”的“大本”，顯然是指改造社會的指導思想(或改造社會的行動總綱)。

由此可見，青年毛澤東所謂“聖人既得大本”、“賢人略得大本”、“愚人不得大本”的結論雖然是錯誤的，但他撇開枝枝節節的改良，而致力於“大本大源”的探求，其思路符合社會改造的規律。沒有革命的理論就沒有革命的行動。青年毛澤東對社會改造指導思想(或總的理論)的探求，為他初步接受馬克思主義，闡述民眾大聯合的思想提供了正確的思想方向；也為他積極投身於社會改造事業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

其實，縱觀毛澤東的一生，不難發現他一刻也沒有停止對改造社會的“大本大源”的探求。正是這些探求使他總是能夠在社會革命、社會改造處於轉折的關鍵時刻，為我們創造出新的理論，指出新的前進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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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樸素辯證法與社會改造動力的認識

青年毛澤東運用樸素辯證法思想，對於社會改造動力進行的初步認識集中表現在如下幾點：

第一，他看到，從自然界到人類社會，一切大的發展變化，都是在“大勢力”、“大抵抗”的矛盾鬥爭中實現的，當舊的問題解決之後，又有新的大抵抗在前面，如是運轉，人類社會就是在不斷地克服這種“大抵抗”中前進。他說：“河出潼關，因有太華抵抗，而水力益增其奔猛。風回三峽，因有巫山為隔，而風力益增其怒號。”“蓋人類之勢力增加，外界大抵抗亦增加，有大勢力者，又有大抵抗在前也。大抵抗對於有大勢力者，其必要乃亦如普通抵抗對於普通人。如西大陸新地之對於科倫布，洪水之對於禹，歐洲各邦群起而圍巴黎對於拿破崙之戰勝也。”[1]可見，青年毛澤東堅信“抵抗”是社會改造的真正動力，它並不因為人類社會的發展而遞減。

第二，“抵抗”本身的動力又是從哪裡來的呢?青年毛澤東認為，“人世一切事，皆由差別比較而現”。[1]又說，“差別之所以生，生於有界限。為界域生活之人類，其思想有限，其能力有限，其活動有限，對於客觀界，遂以其思想能力活動所及之域，而種種劃分之，於是差別之世界成矣”。[1]“吾人各種之精神生活即以此差別相構成之，無此差別相即不能構成歷史生活。進化者，差別陳迭之狀況也，有差別而後有言語，有思慮，無差別即不能有之——”[1]由此可見，只要有人類社會，就會有等差，有治亂，不可能有純粹的自由、平等、博愛。只要有人類思維，就會有智愚賢不肖，不可能“悉歸於智”、“共躋聖域”。

總之，“差別”無所不在，無時不在，一切事物皆緣“差別”而生。而事物內部對立雙方及事物與事物之間有差別，就勢必造成事物內部對立雙方及事物之間的相互吸引或相互排斥的相互作用。思格斯曾經指出：“相互作用是事物的真正的終極原因。我們不能追溯到比對這個相互作用的認識更遠的地方。”[7]這種“相互作用”廣而言之，就是我們今天所說的矛盾。矛盾是事物存在和發展的內在動力，在今天已經是極為普通的辯證法常識了。而青年毛澤東也似乎深得這一辯證法的要旨，他強調指出，“宇宙間事物之活動，事物自我活動而已。”並據此而躬行踐履，為學治事，立己立人，處處都突出“自我活動”中的“自主”精神。

第三，青年毛澤東這種“差別”造成“抵抗”，“抵抗”推動社會發展的觀點，具體表現在社會改造的結果上就是“亂”與“治”互相轉化。“是故治亂迭乘，平和與戰伐相尋者，自然之例也。伊古以來，一治即有一亂，吾人恆厭亂而望治，殊不知亂亦歷史生活之一過程，自亦有實際生活之價值”。[1]這裡，青年毛澤東雖然留有循環論的痕跡，但是他用辯證的發展觀來探求社會改造的必然趨勢的思想是非常深刻的。他認為，“國家有滅亡，乃國家現象之變化，土地未滅亡，人民未滅亡也。國家有變化，乃國家日新之機，社會進化所必要也”。“各世紀中，各民族起各種之大革命，時時滌舊，染而新之，皆生死成毀之大變化也”。[1]由此可見，由社會改造所造成的社會的“變化”不僅是必然的，而且也是現實的。社會只有通過“生死成毀之大變化“，才能夠猶如火中鳳凰，涅檠而出，最終實現“再造之”的目的。

由於毛澤東一生都在踐履着自己“改造中國和世界”的奮鬥目標，所以認識青年毛澤東社會改造思想是理解毛澤東思想發展的一把鑰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