逸草：不完全認同此文，但認同文中大部分主要觀點。

 轉自加美財經

外交雜誌：中美競爭的局限性，決定了不會有新的冷戰

2021-03-25 14:08:53

Thomas J. Christensen在外交雜誌上發表文章，分析了中美競爭升級到冷戰的可能性，文章稱中國所有的政策都意在強調自身政權的有效性和合法性，而並不是為了向全球輸出自己的意識形態，再加上中國與世界各國特別是美國的同盟國都有很深的經濟聯繫，美國的盟友們也並不願意在中美之間做出零和博弈的選擇，因此中美之間的冷戰並不會發生，美國政府也應該清楚中國的態度，制定明智的對華政策，否則，美國將失去其在對華競爭中的最大優勢，即同盟國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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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GTX1060, DBCLS - Own work, CC BY 4.0,

在過去的幾十年裡，中國學者、評論家和外交官經常錯誤地指責美國對中國採取“冷戰思維”。通常在華盛頓加強美國在亞洲的軍事地位，或增強其在東亞的盟友和夥伴的軍事能力時，他們就會提出這些指責。

的確，在後冷戰時代，美國及其亞太盟友一直與中國在軍事領域進行戰略競爭，中國一直在進行軍事現代化建設，增強軍力投送能力。迄今為止，美國已經成功地阻止中國大陸通過武力解決其在東海、南海和台灣海峽的許多主權爭端。美國及其最親密的盟友已經禁止向中國出售武器，並試圖限制向中國轉讓某些軍事技術，這些都是事實。

直到最近，這種跟冷戰的類比達到了最高峰。在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美國對蘇聯及其盟友的冷戰遏制，是一種超越軍事領域的全方位努力。這一努力旨在限制與這些國家的經濟接觸，在削弱它們國內經濟的同時挫敗它們的國際外交。

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自1978年中國改革開放以來，在促進中國經濟各方面發展方面，除了中國人民自己，沒有哪個國家做的貢獻比美國更大。美國為中國出口商品打開美國市場，對中國工業進行大規模投資，以及成千上萬的中國學生在美國大學學習，這些都是中國實現經濟快速增長和技術現代化的關鍵。

此外，美國還要求中國在國際外交中發揮更積極的作用，或者如前副國務卿羅伯特·佐利克所說，在國際舞台上發揮其“負責任的利益相關者”的作用。中國對這一邀請的回應很含糊，幾十年來，一直有說法說華盛頓試圖阻止北京獲得更大的國際影響力，佐利克的懇求反駁了這種說法。

現在，隨着華盛頓的政治圈變得更加強硬，這一切可能正在改變。特別是自特朗普2017年就職以來，許多美國評論人士一直預測美國和中國之間將爆發新的冷戰。他們不僅引用了印度太平洋地區日益加劇的軍事競爭（其實這並不是什麼新鮮事），還引用了更新奇的現象作為證據：

1. 中美貿易戰和呼籲大規模的經濟脫鈎；

2. 華盛頓將華為等許多中國公司和機構，列入美國商務部所謂的出口控制實體名單、和美國財政部外國資產控制辦公室名單，這兩份名單共同防止美國公司和機構，在沒有許可證的情況下與這些中國實體進行商業活動；

3. 2017年12月的《國家安全戰略》把中國和俄羅斯混為一談；

4. 川普政府將中國國際經濟政策描述為“掠奪性的”。

新冠肺炎對雙邊關係幾乎沒有幫助，中美兩國沒有通過合作來解決這個共同的問題，而是一直在爭論誰應該對疫情負責，哪個政治體制更有能力應對疫情。

在2020年下半年，在各種演講、政府文件、文章和推文中，川普政府基本上宣布了對中國的冷戰。它認為，中國的行為旨在推翻現有的自由國際秩序，用中國霸權取而代之。川普政府官員將中國描繪為對美國及其政府一直以來捍衛的基本自由的生存威脅。他們認為，就像蘇聯的情況一樣，唯一可信的長期解決方案，是由美國領導一個志同道合的國家組成的全球聯盟，在國外削弱中國，在中國國內促進根本的變革。

批評這一政策的人可能會說，美國正在製造一個自我實現的預言：先宣布冷戰，再製造一場不必要的冷戰。但無論美國採取何種戰略，都不會出現類似於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美蘇冷戰的局面。

冷戰涉及許多國家，包括了各種複雜的國際關係。任何單一的大國，無論多麼強大，都無法憑一己之力製造冷戰。

這不是冷戰

中美戰略競爭是真實存在的，而且帶有一定的危險性。但是這種競爭，缺乏美國與蘇聯及其盟友冷戰時的、三個基本且相互關聯的因素：

1. 美國和中國沒有捲入爭奪第三方的全球意識形態鬥爭；

2. 當今高度全球化的世界，不是也不可能被輕易劃分為兩個涇渭分明的經濟集團；

3. 美國和中國並沒有像20世紀中期在朝鮮和越南進行的血腥的代理人戰爭，或者在柏林和古巴等地製造核危機的那些聯盟體系那樣，領導相互對立的聯盟體系。

如果沒有這三個因素中的任何一個，美蘇冷戰的暴力和危險會比實際情況小得多。因此，儘管中國的崛起給美國及其盟友和夥伴帶來了真正的挑戰，但這種威脅不應被誤解。呼籲對中國採取冷戰遏制戰略的聲音誤解了中國挑戰的本質，因此制定的應對措施只會削弱美國自身的實力。

如果華盛頓單方面對中國採取不合時宜的冷戰立場，美國將疏遠那些在經濟上過於依賴中國而無法採取完全敵對政策的盟友。儘管這些盟友和華盛頓一樣對中國政府的政策有很多合理的擔憂，但大多數美國的盟友和夥伴並不認為，中國對他們自己政權是一個生死存亡的威脅。

如果總統拜登保持類似川普政府對華的冷戰姿態，美國只會削弱自己相對於中國擁有的最大競爭優勢，即與60多個國家的聯盟和安全夥伴關係，這其中很多都是世界上技術最先進的國家。相比之下，與中國合作的那些夥伴全是流氓國家：朝鮮、伊朗、巴基斯坦、蘇丹和津巴布韋。

有人可能會說，冷戰和當代中美戰略競爭的真正區別在於，與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的蘇聯相比，中國的全球實力有限，美國在全球整體國力上仍然遙遙領先於中國。

然而，這只能給美國人帶來有限的安慰。早在2001年，我就指出，中國正在對美軍在東亞這個具有地緣戰略意義的地區的基地形成重大且不對稱的威脅。中國在該地區比過去強大得多，而且已經比美國在亞洲的任何一個盟友都強大得多。

中國與日本、台灣地區和幾個東南亞國家（包括美國的盟友菲律賓）之間的海上爭端，是導致中美直接衝突的最大風險。幸運的是，正如奧伊斯坦·通斯喬（註：《世界政治兩極化的回歸》一書的作者）最近所說的那樣，這種海上爭端引發的危機甚至衝突，雖然很危險，但應該比冷戰期間美蘇在中歐陸地上的傳統衝突要容易控製得多。各國不可能輕易地奪取並維持對海洋領土的控制。此外，除了台灣島這個重要的例外，中國附近有爭議的島嶼、岩石和珊瑚礁並不是有吸引力的目標。

除了實力差距和地理因素外，還有三個因素使當代中美戰略競爭的危險性低於美蘇冷戰時期。

如果美國和中國都領導着基於根本對立意識形態的經濟獨立聯盟集團，那麼中美戰略競爭將迅速轉移到陸地上，並很容易地從東亞蔓延到全球各個角落。

即使中國無法在世界遙遠地區投射自己的軍事力量挑戰美國，它可以提供、培訓和支持意識形態兼容的親中代理人，攻擊美國在這些地區的盟友和夥伴。換句話說，目前中美在東亞地區的競爭可能會走向全球。這看起來會更像冷戰，因為中美代理人之間的局部衝突，將得到中美核武器和遠程常規打擊武器的支持。

幸運的是，這一切還停留在政治科幻小說的範疇內。幾乎沒有證據表明中國正試圖向全世界傳播一種意識形態，也沒有證據表明中國與其他國家的關係，是以意識形態為前提而建立起來的。

一些觀察人士對中國領導人在2017年11月十九大上發表的聲明大加渲染，當時他認為中國的道路可以替代所謂的“華盛頓共識”。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不斷發展，為發展中國家實現現代化開闢了新的道路。這為那些既想加快發展又想保持自身獨立性的國家和民族提供了新的選擇。

他的聲明似乎更多的是為中國共產黨統治形式和經濟政策的辯護，而不是呼籲向國外輸出“中國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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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領導人在黨代會後的後續聲明支持了這個解釋。

2017年12月，來自120個國家的300個政黨代表在北京舉行了“世界政黨對話”，習近平否認中國輸出意識形態模式，他說，“我們不輸入外國模式，我們也不輸出中國模式；我們不能要求其他國家複製中國的做事方式。”

這次對話本來是中國領導人宣揚中國模式的黃金時機。事實上，在改革時期，中國共產黨一直在給所謂的社會主義加上“中國特色”這個詞，因為這種社會主義依賴市場來實現增長，其不平等的程度要遠遠高於包括美國在內的大多數公開的資本主義國家。

如果一種模式的倡導者說，它需要深深紮根於中國的歷史和文化中，那麼它就很難對外輸出。

中國政府並沒有試圖輸出自己的意識形態

中國是一個威權國家，在國內經常實行令人恐懼的鎮壓。然而，與試圖破壞東歐及其他地區民主的俄羅斯不同，中國似乎對其他國家的國內政治沒有興趣。

相反，中國政府似乎更關心這些國家對中國共產黨在國內統治、中國的主權爭端以及和中國的經濟合作這些方面的態度。蘭德公司的一份報告巧妙地駁斥了川普政府將俄羅斯和中國混為一談的說法：“俄羅斯是流氓，不是同行；中國是同行，不是流氓。”

前中國駐俄羅斯外交官石澤（音，）這樣總結莫斯科和中國的區別：“中國和俄羅斯的態度不同。俄羅斯想要破壞當前的國際秩序······俄羅斯認為自己是當前國際體系的受害者，在這個體系中，俄羅斯的經濟和社會都沒有得到發展。但中國受益於當前的國際體系，我們想要改進和修改它，而不是破壞它。”

不過，與俄羅斯一樣，中國也採取了狹隘的方式來影響世界輿論。經驗豐富的美國政府官員勞拉·羅森伯格，在外交雜誌的另一篇文章中指出，中國採取了俄羅斯式的網絡攻擊，破壞人們對民主的信心。她的文章着眼於香港地區的虛假信息運動，但她的結論基本上也適用於台灣地區。

然而，中國在這些其聲稱屬於自己地區的行為，似乎並不代表它的海外政策。中國在澳大利亞、新西蘭、甚至美國的影響力行動，也被作為修正意識形態修正的例證。這些雖然令人擔憂，但這與在香港和台灣的行動着根本的不同。

在新冠肺炎危機期間，對那些批評中國對危機的初步處理、指責其缺乏透明度和言論自由的外國政府和評論人士，北京的“戰狼”外交官和媒體機構予以反擊。同樣，北京對外國對中國國內鎮壓的批評也是如此。但中國政府並沒有試圖破壞這些國家的自由民主，而是集中精力改變這些國家對中國共產黨統治的態度和政策，並阻止這些國家在中國許多主權爭端中支持爭端的另一方，包括台灣海峽問題。

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的一份報告，可能是對中國試圖影響外國的最突出批評。然而，即便是這份報告也認為，中國政府的目標在很大程度上是為了保護中共的統治不受外部批評，而不是將中國的威權模式輸出到國外。中國的做法並不針對外國民主國家本身，與毛澤東或斯大林支持海外共產主義革命的做法相去甚遠。

中國試圖獲得影響力，即使這並不是新冷戰的基礎，但對於自由社會來說，仍然是一個嚴重的問題。通過用錢來影響選舉和媒體報道，通過向學者和學生施壓，讓他們在上述問題上採取中國政府可以接受的立場，中國共產黨正在損害自由社會的重要制度，即使它沒有顯而易見地破壞自由民主的基礎。這種危害的潛在嚴重性足以引起政府、學術領袖和記者的警惕。

By David Lienemann -  Public Domain

斯坦福大學胡佛研究所高級研究員伊莉莎白·伊可諾米指出，中國地方政府為外國人開設了有關政府效率的課程。這些課程的對象是學者和專家，還有一些鄰國的政府官員。中國還在柬埔寨和蘇丹等專制環境中講授治理和經濟發展課程。這種做法可能最接近中共的布道。

但如果中國在其他民主國家訓練親專制的政黨和團體，讓他們了解如何奪取對國家的獨裁控制並摧毀民主，那就更加令人擔憂，並可能造成一種冷戰環境，這類似於冷戰早期蘇聯和中國共產黨對國際共產主義組織的支持。

目前中國的教育項目似乎主要是一種公共外交努力，向世界展示：儘管美國和其他民主國家批評中國缺乏公民自由和民主選舉，但中國的治理模式是有效且合法的。

在川普上任之前，美國的外交政策可以說比中國更注重意識形態。這種趨勢很可能會在拜登政府時期捲土重來。

美國支持民主化，支持在北非、中東、中歐和中亞進行改革的“顏色革命”。然而，川普在“美國優先”的旗幟下，基本上放棄了這種傳統的兩黨意識形態修正主義。川普還放棄了跨太平洋夥伴關係等自由體制改革努力，甚至攻擊了美國創建的現有多邊經濟協定，如世界貿易組織。

最後，川普似乎很樂意與外國獨裁者打交道，他既可能批評獨裁國家，也可能批評自由民主國家。因此，在川普政府期間，美國和中國距離上世紀五六十年代的意識形態冷戰的狀態更遠了。中國沒有像毛澤東時代那樣輸出意識形態，美國在川普時代也不再出口自己的意識形態。

川普政府在東亞所做的最接近意識形態驅動的努力，是與四個主要民主國家，美國、日本、澳大利亞和印度合作的“自由開放的印度-太平洋”運動。這個所謂的四方或安全菱形是日本首相安倍晉三的創意，假想可以在中國周圍形成某種地理政治弧線。

四國的安全合作正在改善，但仍遠未達到冷戰式的多邊聯盟，尤其是考慮到傳統不結盟的印度以及四國成員與中國本身的強大經濟聯繫。美國在亞洲的其他重要民主盟友，包括韓國和菲律賓，似乎不想與針對中國的多邊安全努力有任何關係，尤其是意識形態方面的努力。

此外，美國在該地區的實際或潛在夥伴，如政變後的泰國和共產主義的越南，都不符合以意識形態為導向的聯盟，也不想在美國和中國之間做出選擇。

美國應停止與同盟國之間的摩擦

拜登的對華方針恰當地建立在扭轉與美國盟友和夥伴的緊張關係的基礎上。許多參與者與美國一樣，對中國在海外的強硬行為和在國內的不公平經濟做法感到擔憂。拜登政府把重點放在重建聯盟上是明智的，但如果試圖僅僅基於共同的意識形態來建立聯盟和夥伴關係，或者迫使盟友和夥伴在美國和中國之間做出選擇，那將是一個錯誤。

中國專家相信，中國能夠阻止印度-太平洋地區形成一個冷戰包圍聯盟。他們指出，對於美國在亞太地區許多最重要盟友來說，包括日本、韓國和澳大利亞，中國才是它們的最大經濟夥伴，而不是美國。中國最高外交官楊潔篪的弟弟楊潔勉認為，並且對於美國在歐洲和亞洲的盟友來說，代價太高，因為與中國的談判是獨立於美國的。

儘管中國南海主權爭端引發緊張局勢，但東盟的十個成員國在經濟上也依賴中國。中國分析人士認識到，在美國領導的反華聯盟中，這些國家都不是理想的同盟。專家指出，日本和韓國相互猜疑，日本帝國主義在東亞的痛苦歷史，以及當代政治人物為了選舉政治利益，操縱、隱藏和復活這些歷史記憶，都加劇了這種緊張關係。

川普政府造成了與盟友的兩個新的摩擦：美國發起的針對其長期盟友日本、韓國和歐盟的貿易爭端；以及美國聯盟內部關於公開爭議的責任分擔。

就日本而言，美國在2018年對中國和日本加征關稅，導致中日關係顯著升溫，美國對日本徵收關稅損害了東京的利益，特朗普政府退出《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也是如此。

不過，較少人認識到的是，日本企業和美國企業一樣，也受到了美國對華關稅的傷害，因為很多日本企業和美國企業一樣，在中國完成製造，或者將零部件銷售到以中國為終端、以美國為主要目標市場的供應鏈中。

2018年10月，安倍成為數年來首位訪問中國的日本首相。亞洲兩個最強大國家之間的外交和經濟關係總體上似乎正在升溫。日本的情況也同樣適用於韓國，在中美貿易衝突開始後，韓國的一個關鍵產業——半導體的出口出現了下滑。

拜登團隊認識到，聯盟和夥伴關係是中美競爭的最大優勢。避免向川普政府那樣削弱這些關係的目標是明智的，而且應該是相對容易的。然而，如果華盛頓認為美國的夥伴和盟友希望在很多問題上站在美國一邊反對中國，或者認為它們會像冷戰期間美國主導的聯盟體系對蘇聯那樣，協助華盛頓減緩中國經濟增長或限制中國的國際影響力，那將是一個錯誤。

把美國的聯盟政策或多邊外交中心，放在與北京的意識形態鬥爭上也是錯誤的。許多重要的潛在美國夥伴，如越南或泰國，並不是跟美國志趣相投的國家，而許多可能成為美國合作夥伴的自由國家，如印度和韓國，也不希望他們與美國的戰略合作建立在對北京零接觸的策略上。

同樣的情況也適用於歐洲聯盟內的許多國家。歐盟和美國一樣，對中國在2008年金融危機後的十年裡強硬的外交和自信感到擔憂。歐盟正在研究，如何更好地保護成員國免受知識產權盜竊和間諜活動的侵害。

在2019年3月的一份安全文件中，歐盟委員會甚至將中國稱為“推動替代治理形式的系統性競爭對手”。但歐盟委員會的同一份戰略文件強調，有必要與中國進行合作和經濟一體化，甚至建立“戰略夥伴關係”。2020年12月底，歐盟達成了一項廣泛的雙邊投資條約，未來歐洲經濟將與中國更緊密地聯繫在一起。這基本不能算是冷戰。

中國的國際影響力有限

By David Lienemann Public Domain,

在中美分歧的另一頭，中國建立冷戰聯盟的前景更加渺茫。中國只與朝鮮建立了正式的同盟關係，與巴基斯坦建立了牢固的安全夥伴關係。中國與東盟的幾個成員國，特別是老撾、柬埔寨的關係特別密切，這些關係在很大程度上，阻礙了東盟在中國南海爭端中對中國採取統一的立場，但它們並沒有增強中國向海外投射力量的能力，也沒有增強中國對抗美國主導的東亞同盟體系的能力。

唯一一個可能的例外是柬埔寨，中國在那裡獲得了特殊的港口權，這可能有助於中國海軍在那裡持續存在。然而，即使在那裡，柬埔寨的後殖民民族主義也對這樣的結果進行了反擊。

通過中國於2013年啟動的“一帶一路”倡議，中國可能會與更多亞非國家建立特殊關係，中國的全球影響力也會相應增長。但這些特殊關係更有可能為了幫助中國，阻止這些國家採取對抗中國利益的政策，而不是鼓勵這些國家加入聯盟，損害美國及其盟友的利益。

但是這一現實仍然會對美國及其盟友的外交努力構成挑戰。例如，作為“一帶一路”倡議的一部分，中國航運巨頭中遠集團在希臘比雷埃夫斯港投入巨資後，導致北約成員國希臘阻止了歐盟針對中國的人權投訴。

然而，即使這樣，北京似乎也是在利用其特殊關係來捍衛其國內的政治體系，而不是把希臘變成一個攻擊北約安全利益的平台。

從美國的角度來看，中國最重要的安全關係是與俄羅斯，俄羅斯是另一個擁有相當軍事資源的大國。中俄的合作關係包括聯合軍事演習、軍售以及聯合國的外交合作，以阻止美國及其盟友向敘利亞總統阿薩德等領導人施壓或推翻他們的努力。

但中俄關係還沒有達到真正的聯盟程度。很難想象中國會直接捲入俄羅斯與格魯吉亞或烏克蘭的鬥爭，或者捲入未來在波羅的海地區發生的任何衝突中；同樣，也很難想象俄羅斯軍方會直接插手台灣海峽的衝突或其他東亞海上爭端。

事實上，俄羅斯向越南和印度出售先進的武器系統，而這兩個國家與中國有主權衝突。

拉近中國和俄羅斯的最強大的力量，是這兩國對前美國政府在專制政權統治的地區，追求政權更迭以及所謂的顏色革命有着共同的反感。

中國沒有試圖像俄羅斯那樣試圖破壞民主，但它經常在國際論壇上與俄羅斯一道，反對美國和其他自由民主國家，就國內治理失敗和人道主義犯罪向國家施壓的努力。中俄在這些問題上的合作在敘利亞表現得最為強烈，兩國否決了多份批評阿薩德政權的決議草案，在委內瑞拉，美國要求推翻馬杜羅總統的政權，兩國的態度也如出一轍。 

中國確實以在世界上最缺乏民主的地區投資資源和基礎設施而聞名。同樣重要的是，中國出口其監控技術，如高分辨率攝像頭和面部識別軟件來獲取利潤，這可能會幫助世界上一些最專制的政府。特別是如果美國在拜登政府時期拋棄“美國優先”，回歸傳統的扶植海外民主的姿態，這種做法將引起高度的關注。

但是，中國向任何願意購買的買家出售此類設備，無論其政權類型如何。因此，如果說中國的出口政策旨在傳播威權主義和破壞民主，那就太誇張了。中國與世界發達經濟體的貿易往來也明顯增多，其中包括亞洲和歐洲許多與美國結盟的自由民主國家。

事實上，根據《2016年中國統計年鑑》，美國及其7個盟國在中國十大貿易夥伴中占了8個席位。考慮到中共在國內的合法性需要經濟表現，北京疏遠那些先進的自由民主國家是魯莽的，這些國家為中國製造商提供寶貴投入、協助中國技術發展、為中國生產的商品提供最終市場。

儘管中國和俄羅斯將繼續抵制美國支持顏色革命的努力，但只有俄羅斯，這個與全球生產鏈融合程度較低的國家，可能會支持非自由形式的政府在海外的傳播。

高科技領域是必爭之地

當然，全球化、相互依賴和跨國生產是雙向的，許多具有自由意識形態的發達經濟體，都依賴中國來實現自己的經濟利益。中國是美國重要盟友的最大貿易夥伴，也是他們對外直接投資的主要目標。

自2008年金融危機以來，中國背離了溫和的完全外交和經濟政策，許多國家為此感到不安，但他們並不認同，華盛頓日益頻繁地將中國描繪成一個主要的安全或意識形態威脅的說法。這就是為什麼，尋求與中國經濟的冷戰式脫鈎不僅不現實，而且不明智。

美國的60多個全球盟友和安全夥伴網絡，包括世界上許多最先進的高科技經濟體，包括澳大利亞、法國、德國、以色列、日本、新加坡、韓國和英國。這個由美國領導的安全網絡，賦予了美國成為真正的全球超級大國所必需的力量。

中國缺乏類似的網絡，這極大地限制了其力量投射。如果崛起的中國變得咄咄逼人且有擴張的企圖，那許多美國夥伴可能會站在美國一邊。

中國精英肯定也意識到了這一點。這是崛起中的中國保持相對克制的眾多原因之一。中國自1988年以來就沒有發生過開過槍，自1979年以來也沒有發生過全面戰爭。威懾是有效的，而且很可能在適當的軍事和外交條件下繼續發揮作用。如果中國沒有出人意料地轉向侵略性的軍事冒險，沒有哪個美國盟友會同意美國領導的對華冷戰遏制政策。

特朗普政府本身對中美貿易戰等政策舉措的目的缺乏充分共識。這個計劃是為了製造進一步開放中國經濟的籌碼，從而創造更深層次的美中融合嗎？如果是這樣，那面臨市場關閉、國家補助和國際產權侵犯的美國盟友可能會歡迎這一計劃。

但是，如果美國的關稅和其他限制只是為了減緩中國的經濟增長，這種立場就更像是一種冷戰戰略，那麼美國將很快失去盟友的支持。

不過，在川普政府期間形成的共識是，在5G通信等某些高科技領域，美國及其盟友最好放棄與華為等中國供應商的深度整合。在這方面，川普政府在國內兩黨都大力支持一項政策，該政策將防止美國及其關鍵安全夥伴依賴中國的系統。

此外，在全球範圍內為5G設定初始標準的競賽，對未來的商業交易、基於人工智能的下一代行業以及未來自動化武器系統的發展都有巨大的影響。

By U.S. Department of State from United States - Vice President Biden Raises a Toast in Honor of Chinese President Xi at a State Luncheon at the State Department, Public Domain,

在這些有限但很重要的經濟領域，與中國的競爭，很可能在未來很長一段時間內看起來像是一場零和博弈的中美冷戰。高科技領域可能類似於1989年武器禁運以來的軍事領域，美國試圖盡最大努力限制中國在5G和人工智能方面的進步。但即使是中美之間在5G問題上的雙邊鬥爭，也表明了世界被劃為完全分裂的經濟集團的可能性很低。

儘管大多數美國的朋友和盟國都明白，跟一個比如華為這樣的中國公司合作，使它的產品和服務深深嵌入他們的通訊基礎設施，具有安全風險，但美國還是要很努力才能說服英國、德國這樣的親密盟友加入進來，完全放棄購買華為的產品和服務。

如果美國的努力，從抵制與國家安全明顯相關的一小部分電信技術，擴大到抵制更廣泛的一系列技術，美國說服盟國抵制中國產品的能力將迅速下降。任何簡單地損害中國經濟，或鼓勵其他國家經濟與中國經濟脫鈎的企圖，在21世紀都將失敗。

正如2018年《國防戰略綱要》所述，美國政府將包括基礎設施投資在內的、幾乎所有中國對外經濟活動都視為是“掠奪性的”。這種一刀切的譴責在東亞、中亞和南亞，顯得很空洞。

世界銀行在這些地區確定了更多重要的基礎設施需求，即使是大規模的“一帶一路”倡議，也無法滿足這些需求。美國及其盟友與其抱怨中國的貸款，不如在經濟外交上與中國競爭。特朗普政府明智地通過《建設法案》為600億美元的國際開發金融公司設立並獲得了國會資金。

然而，如果把美國的錢被描繪成好東西，而把所有中國的錢描繪成掠奪性的東西，美國在這個領域和中國的競爭就有可能處於不利的位置。大多數國家仍然歡迎中國的投資和基礎設施建設方面的技術，不喜歡被美國貼上被愚弄的標籤。

同樣，美國認為，中國正在實施“債務陷阱”外交，在目標國家製造不可持續的債務水平。不過，這種說法在亞洲可能會被置若罔聞。直接債轉股的唯一主要例子，是中國對斯里蘭卡漢班托塔港的一份為期99年的租約。這是個例而不是普遍現象。

即使在這種情況下，中國政府最初的努力，是否就是為了製造日後可能被利用的債務危機，也值得懷疑。此外，除非有人願意通過直接贈款而不是貸款來資助新項目，似乎歐盟國家和美國都不願意這樣做，否則不管新貸款的來源是什麼，都會增加目標國的總債務。

由於僅憑市場激勵並不能吸引歐美銀行投資亞洲基礎設施，中國往往是唯一的選擇。美國最親密的亞洲盟友——日本，比美國更了解這一現實。日本不僅加強了對亞洲的基礎設施援助和投資，還表示願意在印度等地與中國“一帶一路”的政策合作。

可能存在的變數

中國在全球生產鏈上的重要地位，以及在威權主義和自由民主之間缺乏意識形態至上的鬥爭，意味着新冷戰的興起不太可能。要產生類似美蘇冷戰的情況，有兩個因素需要改變。

一個因素是，如果中國開始一場有意識的運動來支持世界各地的威權主義和破壞民主，那麼美國和中國的盟友將很快開始相互對抗。另一個因素是，如果中國政府將全球生產鏈的部分環節，換成中國而非外國生產商，從而減少對全球市場的依賴，那麼中國可能會更願意接受意識形態鬥爭的代價。

如果中國以外的國家對新冠肺炎疫情的教訓反應過度，被一種反全球化的民族主義所吸引，扭轉將中國和其他所有主要經濟體，都納入跨國生產鏈的全球經濟趨勢，那麼這種結果也有可能出現。

美國及其許多國際夥伴，也應該研究中國政府最近所謂的雙循環經濟模式的結果。至少在言辭上，這種做法旨在讓國內消費和製造業優先於國際聯繫，儘管顯然它也為後者留下了很大的空間。與之相反的是，中國最近加大了對美國投資銀行的金融領域開放，以及2020年12月簽署的中歐雙邊投資協定。

如果政策制定者和學者擔心新的冷戰，他們應該研究中國與高度全球化的經濟的融合還是在脫鈎。

他們還應該研究中國外交政策在國際衝突和內戰中的發展，在這些衝突和內戰中，自由派政治力量與威權派政治力量相互競爭。

除非中國在這兩個問題上與最近的歷史決裂，否則美中冷戰不會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