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 过了安检，我发现签到册上，第一栏就是我的名字，几个窗口摆出的名单也基本相同。

一个月前，有人自称为律师，Attorney，操字正腔圆的北方英语，打电话给我，显示的是芝加哥号码：你吃上官司了吧？要不要法律协助呀？”

“当然需要，我的预算就$175 ，你能来吗？”

那边默默地挂上了电话。

全国的律师都知道了？我怎么就暴露了呢？应了那句老话：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

坐在 Solicitor 窗口的还是上次见的那位律师，今天他被人称为“检查官”， Prosecutor。

检查官开门见山：“一个多月前咱们见过的。今天我重申一遍政策，再给你一次机会。选择认罪, guilty 的话，不记违章，交$175 罚款了事” 。

党的政策是一贯的，大门依然是敞开的：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不知道这里水的深浅。撤诉，认罚，也是我的选项之一，不想再折腾了。所以今天心里就很轻松, 很坦然。

反正就这样了，死马当活马医吧。弱弱地问道：“您不是为了罚款而罚款吧？你肯定是想，通过这个罚款让我学到点教训。但我能学到什么呢？我没变道,是他追尾呀”。

我翻开文件夹，摆出现场照片，准备的PPT，阐述事实：右前方行驶的车突然侵入到了我的车道，我为了避免撞到他，就减了车速，后面的车没有和我保持安全距离，撞到了我车的正后方。

我画蛇又添足：“如果不减速，我撞上前面的车以后，后面的车依然会撞上我的车”。

这次，他耐心地看完了现场照片，根据两车的相对位置，似乎认同了我没变道的事实。

检查官又低头快速查看秘笈，警察的报告。抬头又对我说道：“证人，和对方都说你在绿灯的情况下停在了路中间”。

我说：“是绿灯。但我是被撞后才停的车。停车是结果，不是原因。证人看到的也只是结果而已”。

警察罚单上的两项指控：“不适当变道”，和“不适当的行车速度”本身就相互矛盾，显然也都不成立。那两个心比炭黑的警察不但坏，还蠢。

检查官始终面无表情，一副公事公办的模样。听完了我的陈述，给出新的，忍痛大牺牲的，庭外和解方案：“罚款减到$75，只算轻微交通违章。

他晓之于利：每个人，每5年只能有一次这样 “被原谅” 的机会。

他动之于情：你的记录清白，这也是对你网开一面的原因之一。

他陈之于害：我信了你的说法，但法官不会只听你的一面之词呀，他要听取双方的辩解，证人的证词。然后，他要怎么判就很难说喽....” 。

我也亮出了杀手锏：“双方保险公司都同意仲裁，而仲裁机构判我全胜了呀”。

检查官：“仲裁的结果不会影响法官的判断”。

旁边站着的女翻译没有把“仲裁” 这个词翻译成“ Arbitration”，但不影响检查官傲慢的判断。

“我真的很穷，真的没钱”。我上次没白来，似乎也学到了点手段。

可能感觉到我的心有不甘，这下轮到检查官脸红了。他装模做样地在计算机上查了一下：“$50块罚款，不记违章。只能帮你这么多了”。

$50就是一箱油钱，只是象征性的罚一下。

还能怎样呢？见好就收吧。肚里一半嘴里一半地挤出几个字：“我接受了”。

检查官向女翻译确认了我的决定：真认怂了。他翻出来我上次填的表, “Record of Defendant Prior to Entering a Plea”

“请把不认罪（not guilty）的 “不” 划掉吧，这些放弃权利的地方都签上你的首字母”。

罚款事小，错误在谁事大。明明没错，却要违心地承认有错,接受“他的原谅”，感谢“皇恩浩荡”！像是吃了个死苍蝇，心里很拧巴。但胳臂拧不过大腿，人过弯腰树，不得不低头。不情愿地改过自新，按照他的指点，在表上删，涂，加。

我问在哪里交罚款。只想尽快结案，离开，翻篇。

马上有工作人员过来，拿着检查官签署的文件，示意我们跟她走，去审判室,Court Room。

女翻译显然不是第一次当志愿者了。给我解释道：还要当着法官的面，确认你的选择。这是在你头脑清楚，别人没有胁迫，等等情况下，你自己做出的决定。

上次和检查官会见，冲冠一怒为尊严。我决定要法庭推翻警察的罚单，就要求了法庭提供翻译援助，因为我的朋友，“国际张”还没资质当法庭翻译。今天的翻译果然给力。

能走到“法庭上见”这一步的，只有可数的几组人马，他们都在旁听席上静静地等候。在众目睽睽之下，我像是位赶场子的明星。“名属教坊第一部”：直接站到了被告席前。

法官问明身份，和上次一样，先用中文问候一声：“你好”。然后和颜悦色地问：“你接受了$50元罚款，无违章记录的结果吗”？

感觉他是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态度。

我怀着一分的放松，多分的敬畏，反问：“我还有其它选择吗”?

法官回答：“如果你不接受，由我来审判，如果你输了，就会判罚3分违章，外加$175元的罚款”。

就这?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了“法庭解决” 可能损失的底线，也勾起了我的倔驴脾气：我胡彪一向不受小人欺！

检查官没胁迫，但有误导，至少没和我讲清楚,如果输了，最坏的结果是什么。有这样的预后，还是值得我一博的。

再说，要认栽，早认啦，哪还有功夫跟他们扯到今天？寻求公平正义的希望之火还没熄灭。

翻脸如翻书，翻供在当庭：“我改主意了，愿听法庭发落，但不要再改时间了”。

法官说：“现在就审”。

太好了，审就审，谁怕谁。

法官又释放出对我有利的选项，显然是要仁至义尽，让我口服心服。也许是试探我的态度，考验我的决心：“你可以先看看录像再做决定也不迟”。示意工作人员放录像。

还有录像，为啥不早说？警察还留一手王炸？他们会为这个芝麻大的交通事故造个假录像？我满腹狐疑，也不搭言，只盯着大屏幕。

我一直在寻找事故现场的录像。这也是我准备的，在法庭上要提的问题之一。

事故后不久的一天，曾找到马路对面的Curry Honda专卖店寻求帮助。专卖店的安全经理非常友善，问明了时间和观测点后，就回监控室倒带子。她们有个摄像头是对着那个路口的。遗憾的是，疫情的期间，他们在接待大厅门前搭了个临时帐篷，让顾客保持社交距离。而这个帐篷刚刚挡住了摄像头的视线。又是疫情惹的祸！

大屏幕上闪过几个镜头，法官旁边的书记员对法官悄声说：这个案子没有录像。

法官又问：“证人呢”？

女书记员：“也没来”。

法官还不放心，冲着旁听席问：艾理客先生案件的证人到了吗？法庭内外的人都能听到他的喊声。

我也回头张望。靠墙端坐着一位非裔警察，一脸的轻松，显示着事不关己。

证人没来，警察也没来。怂包，有种出来走两步呀。小心你们的脸皮，我准备了十个问题批驳他们的判断逻辑，拷问他们的良心。

等了几秒钟，没人回应。

法官立刻宣布：你赢了。

谢过了法官，和翻译。

翻译拿出了一张字据让法庭签字，证明她完成了义务。

我也想要个收据，判决书之类的东东。翻译很内行地说“你走吧，没你事了” 。

从审判室出来，长出了一口气。

满天的乌云，哎咳哎咳哟，

风吹散，哎咳哎咳哟。

憋不住的兴奋，逢人就说“我赢了”。看到的都是微笑，全当成了祝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