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年前爱逛北京春秋两季的书展，那时书展一般都在北京劳动人民文化宫举办（即太庙）。

穿行于上百个书摊间，站在那百年以上遮天蔽日苍劲挺拔的老松古柏下，随手捡起本书来，有一搭无一搭地翻翻，很是惬意。觉得哪本书有趣了就多站会儿，觉得没劲了就换本书或转换个摊位。倘若是看上了哪书，就当面侃价就地还钱。但是不立马提货，只是记下摊位号，等最后要走人时，一总地去交钱取货，免得提着太沉转起来受累不方便。

一次我正站在一书摊前翻闲书，就听见一位站在我旁边的人问道：“麻烦请问，有张中行的《流年碎影》吗?“

我抬起头向前看去，就见书摊里面站着位二十来岁的打工妹。她随口嘀咕着“张中行”三个字，同时瞪着眼珠子反应了一下。旋即扭头向后面一位男士喊道“赵哥，有流言碎语吗？”

我听后忍不住噗哧一声笑了出来，再扭头看我旁边，那是位知识分子模样的人，像是个教书匠，上了点年纪，穿着朴素。 他看着我也笑了，然后笑着向里面一字一顿地大声更正说：“不是流言碎语，是《流年碎影》 ”。

里面那位腰间系着钱袋子的赵哥笑眯眯地走过来说：“我说嘛，怎么能叫‘流言碎语’哪，听着就不像个书名。那怕叫‘流言蜚语’那，也比它强不是，嘿嘿。”

这个北京小老板可真是贫到家了， 逗得里里外外的人都笑了。赵哥逗着乐给那位红了脸的姑娘解围后，对我旁边的那位说：“对不起了您奈。听说过，但是我们这儿还真没有这本书。回头你上别处转转吧。”

张中行先生1909年出生，享年97岁。他的主要作品是他近九十岁时在八十年代末至九十年代完成的。他这样高龄才开始笔耕，我以为不仅仅是受时局所限所囿，主要还是他的性格所至。他要过那种安安稳稳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的小民生活，直到他认为一切都安然太平了才开始写作。幸亏他长寿，否则对读者是个大损失。

《流年碎影》是他写的自传。他写这部自传的出发点我特认同，觉得非常可贵。他说：“自然，人有大小，事有大小，我的人和事，都小而不大，但是江河不择细流，为史库的库藏设想，作为史料，多一些总比少一些好吧！”看张中行先生的《流年碎影》，我真切地感受是生命确实就像一本书。

但是这厚厚的一本读下来，却感觉还是少了点什么。从废帝制、民国初、抗战、内战、建共和国、土改、文革、下乡、回城，直到94年分房。这涓涓细流也有几近断流之时，那就是抗战前后。在那，笔墨太少，太单薄。作者只记述了一点点日常生活，其思想、感受和对时局的看法干干净净一点没有，给人感觉是有意回避。他这样的过来人在这方面不留下点什么真让人觉得遗憾，就像鲁迅先生在这方面没有留下点什么一样。

张中行先生去世后，这两天在网上随便看看有关他的东西，有一段访谈我觉得很能说明他的处世哲学与不写那一段的心态。看来是只可言谈不可笔录。

【访谈----小民要活】

　　张中行已不能亲自为我们打开他的“都市柴门”了，他近来一直在病榻之上。见我们到来，他在家人的搀扶下起身，然后步入书房。这个过程他用了至少５分钟……我一直随他身后，心下发紧，这就是当年那位风流倜傥的北大才子吗？真的是岁月不饶人呀！张中行说：“我现在什么也干不了，很少拿笔，几乎连信也不写，文章更不用说了。”

　　我问：“那么您躺在病床上想得最多的是什么？”

　　张中行答：“不想什么了。整天躺在床上，躺着半睡半醒地想什么？不想，我现在只能说是还活着。我是一个平民百姓，小民何求，就是活着。活着不易。”

　　“那么您怕死吗？您怎么看待生死的？”

　　“怕死。至于说我自己怎么看待生死，我想怎么看都没有用，只能任其自然，生就生了，到了相当的时候死就死了，完全任其自然。我不能决定。”

　　“您有一本书叫《顺生论》，写得好，被誉为当代中国的《论语》。您在书中说，人类乐生，把可以‘利生’的一切看作善；人类畏死，把可以‘避死’的一切看作善。您这个观点的理论基础是什么？”

　　“生是一种偶然，由父母至祖父母、高祖父母，你想，有多少偶然才能落到你头上成为人。上天既然偶然生了你，所以要善待生，也就是要善待人。”

　　“过分利生会不会成为贪生，过分避死会不会成为怕死。一个人贪生怕死，他会不会说假话？”

　　“如果只有说假话才能活，我就说假话。我认为这对人品无甚损伤，因为说真话便死了。甚至需要无耻、不要脸才能活，修养到了也可以做。但这有个限度，要有一个原则，‘文革’中你让我说假话，批斗之后还给饭吃，那种假话谁都说过。只要良心不亏，要想办法活着。”

　　“这是不是一种软弱呢？”

　　“这不是什么软弱，作为小民来讲，要能活，并能活得好一些。只有小民活好了，这个社会也就安定了。”

　　“如果在国家兴亡、民族危难之时呢？”

　　“小民没有义务承担这些责任，作为老百姓，也就是小民来讲，不管是谁统治，大家都要活。你不能要求小民来为谁死。毕竟，小民只是完粮纳税，对国家大事负责的应该是统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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