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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那麼多台灣人參加日軍

（《日治台七大罪之五、奴性化的皇民運動》（下））

……

十一、為什麼那麼多台灣人參加日軍

許多人問，為什麼那麼多台灣人參加日軍，本段就來回答這個問題。

日本人拉台灣人從軍，每一步都做得非常精緻，台灣人被奴役、被愚弄、被迫害，從台灣落入日本之手，就在劫難逃。

１、日本人把無是非心傳給了台灣人

奴化的最重要的是無是非心教育，日本的無是非心文化，不但對日本人毒害致深，也把台灣人毒害致深。

皇民化運動002.PNG

（台灣被皇民化毒害的少年）

中國人嚮往：“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中國人的正義感是何等的強悍。

人應該是一個正義的人、具有是非心，而日本民族的文化毒素最核心部分是無是非心，整個日本民族是無是非心的民族，他們只會“讀空氣”，不知道什麼是好什麼是壞，這是日本民族最可怕的地方，也是日本民族對世界威脅最大的地方。許多日本人不能認真懺悔戰爭罪惡主要是被這一條阻擋。

孟子說：“無是非之心非人也”。一個人如果沒有了是非之心，就已經不是人了。中華民族把人的是非心看得多高，而日本民族把是非心丟了，日本人連人的標準都不夠了，只是人形動物。

可惡的是，日本人通過徨民化教育，把這種無是非心植入台灣人的思維，把一些台灣人也變成無是非心之人、變成沒有是非心的人形動物，特別是對心機很少的原住民，日本的皇民化危害更大。據知，有26名台籍日本兵因於拉包爾戰俘營虐待戰俘被盟軍國際審判庭，判成戰犯，判決死刑。台籍日本兵被審判有罪，判處監禁勞役者，亦達175人之多。

一些台籍日軍，直到死都在想如果日本人贏了，他們將是受人尊敬的勇士、日本國開疆拓土功臣，蔭妻封子、福澤綿綿，如何如何……

告訴那些無是非心的人，日本戰敗是對它最好的回報。二戰中，軸心國是邪惡的，如果軸心國贏了，人類將墮入無明之中，人類將看不到光明。如果日本贏了，日本人的罪惡更大，台籍日本兵的罪惡也更大，現在的日本就不僅僅是地震頻繁的問題，可能已經沉入海中，日本島無法承受日本人的業力，台灣也會深受其害。“邪不勝正”是天理，老天爺不允許罪惡的東西長時間得逞，“天道好善”，善良不敗，日本這個兇狠的民族，怎麼能勝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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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人民的抗日不僅是為民族求生存，也是捍衛世界正義。中日戰爭是正義與邪惡的較量，而不是爭奪利益的打鬥。中國以一個農業國對抗一個工業武器強國，以一個散漫人性的政體對抗一個高度組織化、軍事化、無人性的政體，以一群缺武器缺訓練的士兵對抗武裝到牙齒的職業軍人，其艱難程度和付出是超巨大的，我們付出了3000萬人犧牲的代價，我們是用命來捍衛人類的正義，捍衛世界（包括日本民族）的未來，整個國家被打窮、打垮、打爛、打殘，一直打到油盡燈枯，但就是打不死。衛護正義需要高付出，做壞事往往能得到暫時高收益，所以，衛護正義才那麼難。

當30萬台灣人徹底等候、迎接國軍70軍登陸時，台灣人民看到將士們形容消瘦、甚至是枯萎，有的台灣人用“叫花子兵”來描述。那是中國兵的真實情形，那是吃不飽穿不暖鏖戰了八年的勇士，許多是從死人堆里爬出來的倖存者。我曾在《鳳凰周刊》上看過照片，在緬甸打戰時，天熱，中國士兵打開上衣扣子乘涼，肋骨全是乾巴的骨頭，一點肉都沒有，肋骨間是深陷的溝。士兵們說，平均一天吃不到一餐飯。

哪裡像日本人，當兵高地位高回報、高工資高待遇，上戰場得軍功，青雲直上，戰死高撫恤，妻子老小生活無憂，為了收益去打戰，沒吃就搶，甚至殺人來吃，搶女人當慰安婦，看看《陳千武：獵女犯》，就知道這畜生般的日本兵噁心程度。

一些台灣人覺得“叫花子兵”怎麼能打敗威風凜凜的皇軍呢？他們不知道“哀兵必勝”的道理，我們是用命來戰鬥，軍威軍儀雖然重要，正義才是最高貴的靈魂。在緬甸戰鬥的時候，一些威風凜凜的皇軍被新一軍追打，如喪家之犬，有一次一群皇軍被一個中國軍人追趕，皇軍變惶軍，心裡惶恐至極。中國新一軍正義之氣直衝鬥牛，戰無不勝，從武器、意志、訓練、指揮、戰績、人種多項指標考量，新一軍是二戰中最精銳部隊。

二戰中，如果武器訓練等方面相同，看部隊的戰鬥力，法軍不如英軍，英軍不如俄軍，俄軍不如德軍，德軍不如美軍，美軍不如日軍，日軍打不過新一軍。

二戰各國戰鬥力排名應該如此：新一軍>日軍>美軍>德軍>俄軍>英軍>法軍，新一軍最利害。

在熱兵器戰爭中，黃種人比白種人有優勢。

日本人的教育，扭曲了台灣人的情感，扭曲了台灣人的是非觀，使得部分台灣人變成無是非心者，勇於為罪惡的侵略奮鬥。

至於日本，一個因侵略而戰敗的國家，無論是歷屆政府，還是學術媒體、大量平民，從來沒有認真思考過戰敗的原因，反而使出渾身解數美化侵略、淡化罪惡，在世界範圍內，找不到這樣一個類似的國家，一個國家集體犯罪卻集體不認，又怎麼會贏得世界的的諒解與敬重？

日本政府在台灣作了那麼多的惡行，至今沒有任何道歉，還覺得是台灣人的恩人那般洋洋自得。

日本——一個無是非心的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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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日本必勝觀念

日本皇帝自稱天皇，比自稱天王的洪秀全還高一級，我們知道，洪秀全創建的拜上帝教是邪教，太平天國是邪教國度。日本皇帝自稱天皇這打緊，卻把日本人洗腦成白痴，把他當成上天派駐人間、管理人類的最高神祇。日本人通過徨民化教育，不但把日本皇帝吹成神，還把日本民族吹成神一樣的民族，吹成最優秀的民族，吹成統治世界的民族，製造日本必勝的信心。

如果二戰是軸心國獲勝，日本與德國還會為誰是最優秀的民族再次發動戰爭，在武器相同的情況下，德國人是打不過日本人的，德國人的單兵戰鬥力不如日本人。

日本人對台灣人的徨民化教育，主要內容就是這部分。

日本必勝的觀念不但深入日本人的心靈，也深入了部分台灣人的心靈，讓那些人吃了定心丸，所以，他們才那麼大膽地當日本兵，才那麼大膽地去殺戮其他人。如果他們知道日本很可能戰敗，他們可能戰死、可能戰後被清算，他們還那麼踴躍當日本兵嗎？不可能！

日本人有一種勢利文化——讀空氣，就是看風向，像猴子那樣提前站隊，他們不看真理、不看正義，只看空氣，他們最恨“看不懂空氣的人”。

讀空氣文化的勢利思維也傳給了台灣人，部分台灣人認為日本必勝，所以就勇敢地、積極地、儘快地參加日軍，提早站隊，為日後的利益早做準備，只是這次讀錯了空氣。

３、想與日本人平起平坐

日本社會是階級社會，武士是高階級，社會地位高超，而且是世襲的，一般民眾根本沒有當武士的資格。軍人是武士的繼承者，二戰時日本軍人的地位也是崇高的，殖民地的人民根本沒有資格當日本兵，像台灣、朝鮮甚至琉球百姓根本沒有資格當日本兵。由於戰爭的拖延，日本人的兵不夠了，戰爭死傷人很多，這才開始打殖民地人民的主意，讓他們為了日本的侵略去死，而且還要小心地考察這一政策的效果。

台灣人在日本人的眼裡，是不夠格當軍人的，他們當軍人的資格遠不如韓國人。一開始，以優厚的薪餉與福利，吸引不知情台灣人上前線，台灣人只能在日軍中當軍夫。日本人的歧視，從一開始就存在。

直到太平洋戰爭爆發的第二年，日本人的確不夠用了，台灣的人力資源才被日本人盯上，開始在台灣大力徵兵，已經比在朝鮮徵兵晚了好幾年，也有一些人成了製造飛機的「台灣少年工」。當然這些人並不都是因為日本的皇民化教育、軍國主義宣傳而想志願從軍，多半是因為當時日本軍人的社會地位高、工資奇高、待遇好，比如每一餐都能吃到肉跟白米飯，而殖民統治下一般台灣鄉下人卻吃不起肉、只能吃番薯籤煮稀飯，所以「想跟日本人平起平坐」。

簡傳枝花了五年時間，以日文、中文完成“日籍台灣兵手記”。他說：“當年自願當日本兵，只想與日本人平起平坐，沒有侵犯他國的意圖！”他透露說：“日本時代的台灣人，可說是二等、甚至三等國民；日本人吃白砂糖，台灣人配給較差的黑砂糖；日本人吃上等瘦肉，台灣人供給量少的下等豬肉。因為只有當兵才能不被歧視，可享受與日本人同樣的待遇，因此，許多台灣人就志願從軍。” 簡傳枝說，當時日籍台灣志願兵可說是“男人中的男人”，極為風光。那時自願進入日本陸軍，將生命奉獻給日本的日籍台灣兵，為的只是表現台灣人也有資格與日本人平起平坐，成為一等國民，根本沒有要侵犯中國或他國的意圖。

這是日本人的教育與社會形態所導致的。日本是階級社會，自然有人在社會的最低層，這些人最苦最悲慘，於是就想改變自己的地位，然後，日本人就指出一條“光明大道”——當兵。這是階級社會的共同特點。

台灣人很天真，真的相信當了兵就可以與日本人一樣了。其實，根本不可能，台灣人怎麼不好好想一想，他們如果當了一等皇民，誰來當二等三等皇民？沒有了二等三等皇民，整個社會形態都坍塌了，怎麼可能？這只是騙台灣人當炮灰而已。台灣人永遠在日本社會的最低層，只要沒有新的殖民地進入，台灣人都改變不了地位，有新的殖民地進入後，台灣就可能變成一等殖民地，台灣人就可能像琉球人一樣變成二等徨民。

日本人先把台灣人變成社會最低層的三等蝗民，通過歧視與壓迫，讓台灣人苦不堪言又看不到希望，再告訴你有一個出路、可以與日本人一樣平起平坐的機會——去當兵，就好像在暗無天日的地牢中，挖一個狗洞讓你從中爬出去，再通過皇民化教育泯滅台灣人原本就存在的是非心，把台灣人變成沒有是非心且英勇無比的機器人，為了日本侵略赴湯蹈火，用一個詞“為虎作倀”來描述台籍日軍非常準確。其實不僅是日本與台灣，人類所有的階級社會都是如此統治的，這種社會超穩定。

這是胡蘿蔔加大棒的統治策略。不得不說，日本人的策略非常成功，但是這樣的成功是罪惡式的成功，對台灣危害巨大，既誘使苦難中的台灣人當了罪惡侵略者的殺人機器，造下巨大的罪惡，最可惡的是，泯滅了台灣人的是非心，使得他們無法回歸正常社會。看看戰後的台籍日本兵，他們懺悔罪惡的很少，而埋怨社會對待自己不公的很多。日本民族是個無是非心的民族，他們的問題不僅是殘忍，更加可悲的是無是非心，這一條也傳給了部分台灣人，讓台灣未來的前途與命運充滿可怕的變數。

簡傳枝甚至問：“如果當年日本沒有戰敗，台灣現在還可能是日本的領土，何來背叛之說？”當年他爭取到平等的待遇，到現在還以曾身為日本兵為榮，也曾四度到日本靖國神社參拜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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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是日本人的無是非教育所致。日本人是罪惡的侵略，所到之處極為兇狠，除了殺戮姦淫，就是掠奪，毫無人性可言。前面講過，日本戰敗是對它最好的回報，如果日本獲勝，人類將進入更加黑暗之中，所有的日本兵包括台灣日兵都有更大的罪惡。人類是共同體，地球只是一個小村莊，日本人所為，不但是毀滅他人，也是在毀滅自己。不說他的，就說賣鴉片，日本人在台灣的賣鴉片在台灣人的反抗下雖然停止了，但是，日軍在雲南騰衝卻還在鼓勵種鴉片，日軍所到之處都是鼓勵鴉片，用毒品毒化當地人民。日軍沒有戰敗，毒品繼續泛濫。日軍所到之處都是在作惡，台籍日軍在幫助日本人作惡。

做人就應該衛護正義，簡傳枝所為雖然沒有背叛日本，卻是“為虎作倀”，背叛了做人的準則，同時他也背叛了自己的中華基因。

我們知道，絕大多數台籍日本兵表面上說，是為了與日本人平起平坐而當日軍，實質上內心深處是為了可以與日本人那樣高人一等、可以趾高氣揚地欺壓其他人，是為了好待遇而當日本兵的。

台灣97%是漢人，原住民也是從大陸去的，台籍日軍拿起槍殺害漢人，或者幫助殺害漢人的兇手，站在罪犯的一邊，這不是背叛嗎？這與不孝、漢Ｘ有什麼差別？兄弟相殘是人間悲劇，也是人間醜劇，我們也臉面丟盡，能不承認你們是兄弟我們就不承認，我們寧願被敵人殺戮，也不願意被自己兄弟殺戮。不是我們硬拉你們來當兄弟，你們身上的血、身上的基因與我們相同，我們不得不承認你們是兄弟。

日本人非常的邪惡。前面講過，日本人對付原住民，讓原住民殺原住民——兄弟相殘，對付漢人，也是讓我們兄弟相殘。

孟子說：“無是非之心非人也”。一個人如果沒有了是非之心，就已經不是人了。可見，中華民族把人的是非心看得多高，而日本民族把是非心丟了，日本人連人的標準都不夠了，只是人形動物。可惡的是，日本人也把部分台灣人變成沒有是非心的人形動物，特別是對心機很少的原住民，日本的皇民化危害更大。

寺奧德三郎、簡傳枝，還有許多日本兵、日本人、台籍日軍，他們不以作惡助惡從惡為恥，而以未“讀准空氣”為憾，以未獲他人“對他助惡的諒解”為怒，以未獲優厚回報為怨，他們不但沒有了“惻隱之心”，也沒有了“是非之心”和“羞惡之心”，已經不是人了，只是人形動物。

日本人對台灣的最大危害，不是殺了65萬人，不是賣了47年鴉片，不是砍光了30萬棵神木，不是搶了96%林地和70%耕地，不是把台灣人當成三等公民，不是把大米運回日本台灣人吃番薯，不是滅絕台灣的廟宇，不是滅絕台灣人的文化……而是把無是非心植入台灣人的心靈，讓台灣人達不到做人的標準，要借上帝之鞭滅掉台灣人。幸好，蔣介石領導國民黨在台灣恢復中華文化，才使台灣躲過劫難，才有今日台灣的成就。

４、高工資高待遇的誘惑

除了政治上受騙之外，台灣民眾現實生活的考量是最重要的因素。首先，幫日軍工作會獲得更多的報酬。在日本殖民統治下的台灣極度貧窮，台灣民眾過着艱難的生活。

當時日本警察收入30圓，台灣人當軍屬最高則為150圓，且日本軍人志願役待遇遠高於義務役，故招募特別志願兵時得到積極響應。反正都得去，主動去收入高。日本人用這一招玩死台灣人，讓外人看到台灣人踴躍當日本兵，其實是為待遇去的。200元的月薪，對於生活在水深火熱中的台灣人來說，無異是天文數字。

高薪志願兵：

當時，台灣一般民眾的工資水平大約在10/20元左右，而加入日軍則可以領到200多元。台北的徐東波就承認：“1943年夏天，我23歲，那個時候在報紙上常會看到刊登入伍的通知及新聞，在我結束餐廳工作後第2天，台南有入伍的考試，當時我想，每個人都得抽籤入伍，若抽到了，去當兵只有10元的薪俸，但是志願從軍，卻有160元的薪俸，就在這種半勉強、半志願的心情下，我向日本軍隊報到，大約1個月之後，即啟程前往菲律賓。”

高薪軍夫軍屬：

1937年9月7日因應中國戰事，成立“重藤支隊”出征馳援，但台灣軍並沒有輜重部隊，故招募軍屬充任，第一批軍屬（含傭人850名）約一千名。此次的招募是以優厚的薪餉與福利，吸引不知情台灣人上前線。（薪餉以郵政儲金方式發給，分成戰地領取20－30圓，一份由家屬領取30－60圓，部分提撥為退伍金和軍人保險，家屬還可以每月可領配給品；而當時警察月俸才30圓，日軍義務役士兵僅10圓。）

高薪台灣少年工：

招募公學校、高等科（共8000餘名）與中學畢業（400餘名）的13～18歲青少年，用半工半讀方式為號召，以能賺錢又可取得中學或高校的學歷，吸引許多優秀的青少年人報考；前後兩年招募七期學生，共約八千四百多名，稱為“台灣少年工”。

根據少年工口述歷史得知，分發後起薪每月工資是80圓，若有出差勤可外加120圓津貼，每月最高可領到200圓，相較當時在台灣一般工資對比，算是很優厚的高待遇。

５、罪惡的洗腦誘導

台灣人是三等蝗民，本來沒資格當日本皇軍的，日本人先開始試着讓台灣人當軍夫軍屬，到後期，日本兵不夠了，才大規模拉台灣人當兵。

總督府在招募軍夫的宣傳，都是強調愛國和真男兒作為，並有高工資高福利的誘因下，立即吸引了台灣青年踴躍報名參加。

（被洗腦的台灣兒童與日籍軍資教師02.jpg）

1937年9月，第一批台籍軍夫參加了淞滬會戰，這批台籍日本兵被稱為“台灣農業義勇團”，在上海附近開農場，為日軍種植新鮮蔬菜。按照日軍中“軍人、軍犬、軍馬、軍屬、軍夫”的排序，“軍夫”為最劣等。

至於徵募程序和方法，依日本軍部的要求，由“台灣總督府”訂定資格和條件進行選拔。由地方州廳官員廣為宣傳，招募軍人；若報名人數不能滿額，警察和憲兵將調查年滿20歲的男性，按地址挨門逐戶地去“拜訪”、“鼓勵”。所謂的“拜訪”、“鼓勵”，其實是軟性施壓。在軍人專政和警察制度森嚴的情況下，不接受“拜訪”和“鼓勵”的後果可想而知。之後，日本警察將有意者名單進行審核，並發給通過考核者一張“紅單”(即召集令)，算是招募成為台籍軍夫。

對於第一批軍夫，格外受總督府重視，一切都高規格待遇，規定日本兵不能歧視台灣軍夫，還選台灣人當軍夫長自行內部管理。台灣日日新報記者亦隨軍採訪，除了報導中國戰況，也把台灣軍夫的戰地生活點滴刊登宣傳，若遇有台灣軍夫戰地死亡，就大幅宣揚其愛國悲壯犧牲，先給遺屬安慰和撫恤，又在家鄉舉辦盛大的喪禮，靈位入祀靖國神社供奉，並將其事跡納入小學教材。若有受傷或生病的台灣軍夫，也比照日本軍人待遇治療，甚至後送至九州小倉衛戍病院，且家鄉所屬市（郡）長還親至家裡慰問家屬（代表總督府送慰問金）。

每個參戰的軍夫都獲軍功嘉獎，且加給退伍金。如此一切細節經過貼心安排，從出征前的歡送會，直到退伍復員的歡迎會，都讓軍夫們有衣錦還鄉之感。再透過精心營造的宣傳，繼以皇民化的教育，使日後台灣人從軍意願高漲，每次徵召皆大批志願者報名，但也造成眾多魂斷異鄉的憾事。

首批軍夫達成派遣的目的，也達到了宣傳目的，鼓舞了後進者的投入，日本人就是這樣，誘惑台灣人放低警惕，從充當軍夫開始，一步步地走進侵略者的隊伍中來。可悲是後來許多派遣，有的直接拿起武器作戰，成了犧牲者。

本來日本殖民當局對台灣民眾一直有所顧忌，擔心台灣民眾在中國戰場上倒戈，不敢徵召台灣民眾參軍。日本陸軍省軍務局的官員直截了當地說：“(特別志願兵制)避免對台灣民眾使用，是因為現在正處在與其舊祖國事變之下。”字裡行間流露出對台灣人民祖國意識的警惕。

後來戰事緊張，日本的確沒人了，日本人顧不上台灣人的三等公民身份，也大量招台灣人當正式日本兵。有軍夫軍屬的榜樣在，吸引許多台灣人就水到渠成了。1942年1月，台灣公布“陸軍特別志願兵令”，限定台灣籍人員自17歲至30歲，均可參加應募。

為了鼓勵大學生投筆從戎，各地（含朝鮮、台灣、滿州國與淪陷區）皆陸續舉辦大型歡送會，在台灣所舉行出陣的壯行會，於1943年10月21日以台北為集合地，1944年多了台南集合地。可惜這群高學歷的菁英份子投入戰場，很多擔任神風特攻隊員而犧牲，因此日本高教學校都立紀念碑，以紀念受徵召而陣亡的學生。台籍學生只要是在日本統治區讀書（含朝鮮、台灣、滿州國與淪陷區），幾乎都會被徵集到，此外這些出陣的學生，也是台籍日本軍官的來源之一。

日本人還利用媒體等宣傳工具來洗腦。

日本殖民當局還通過教育、文化等途徑消弭台灣人的祖國意識，扭曲台灣人的心靈，灌輸其必須效忠日本天皇、支持對外聖戰的思想。其中，以《沙鴦之鐘》的集體洗腦最為典型。《沙鴦之鐘》是日本在二戰期間拍攝的“大東亞共榮圈”樣板電影，電影講述的是泰雅族少女沙鴦，為奉召從軍的蕃童教育所日本老師送行，在途中失足墜河的故事。日本駐台灣總督在沙鴦失足的河邊，立下一口鐘，鐘上刻有“愛國之女沙鴦”字樣，並在河邊立下紀念碑，將這名不幸喪生的少女作為共榮圈人民效忠日本，為國犧牲的樣板。

這部集合當時一流編導、演員，並由日本首席紅星李香蘭主演的電影，在台灣播放時反響熱烈。在這個氛圍下，台灣原住民泰雅族陳干雄當時也奉召加入由台灣原住民組成的“高砂義勇隊”。

據陳干雄稱，日本當時先把曲調哀傷、歌詞感人的歌曲拿到各學校傳唱，當台灣街頭巷尾都能聽到這首歌曲時，日本就開拍電影，電影一拍攝完成就轟動全台灣。當時他們出發到東南亞作戰前，日本當局還把他們帶到台北集體觀看這部電影。

正是在高工資誘惑下、在日本“皇民化運動”的洗腦下，總之在各種威逼利誘，不少台灣青壯年當了日軍。

６、二戰台籍日軍——一群可憐的炮灰

當軍夫、當軍人，風光只是表面的，實際是炮灰而已。

台灣人開始沒有資格當日本兵，先開始抬當軍夫，待遇連軍馬都不如。後來的確兵源不夠了，才招志願兵。當糧食少時，台灣人分到就少，有時軍夫做飯時偷吃一點東西，就被槍斃。

Ａ、許多人魂留他鄉

軍夫軍屬，以各種名目招募，一批一批，名目繁多，有：

鋤頭戰士——農業義勇團、農業指導挺身團；

勞務戰士——特設勞務奉公團、特設勤勞團；

拓南戰士——拓南工業戰士、拓南農業戰士、拓南海洋戰士；

台灣少年工——為日軍造飛機，約50多人遭到美軍空襲魂斷異鄉。

醫務要員——台灣人不能隨便從事職業，於是大都當醫師（西醫），台灣的醫師就是菁英的代表。日軍徵集醫務要員，台灣醫師秉持着救死扶傷的善心參與。於1944年12月某次轉運，139多名醫務者與200名農業生產工員等，乘船往前線，不幸在1945年1月12日，航行到越南聖雀岬港，乘船被美軍擊沉。此乃台灣醫界史上損失最多的醫務人員的單一事件，同時台灣也損失了無可彌補的眾多菁英。

軍夫軍屬派遣地多為戰事吃緊的區域，諸如新幾內亞和菲律賓，當盟軍開始登陸進攻時，該地的軍夫全部現地徵召編入戰鬥員，卻受到美軍的優勢火力壓制下，日軍皆不敵潰敗而撤離轉進。由於所有後勤支援都被美軍切斷封鎖，在糧食和藥品缺乏加上叢林與高地等惡劣環境，且台灣兵往往擔負起危險又吃重的側翼掩護任務，常常是與美軍交鋒對戰的殿後部隊，造成台灣軍夫大量餓死、病死、戰死，又由於台灣軍夫軍屬並未受完整的軍事訓練，倉皇應戰的結果陣亡慘重，死於異鄉數目很多。

台籍軍夫軍屬的戰死率奇高，是台籍正式軍人的8倍多。

（台籍日軍，注意日本人沒有在他們腦袋上浪費鋼盔.jpeg）

Ｂ、戰鬥中的愚昧與兇殘

至二戰結束時止，在20余萬台籍日軍中，共有30304人戰死，約占總人數的14.6%，其中軍人占2.7%，軍屬占22.2%。相較於朝鮮籍日軍242341人中22182人陣亡9.2%的陣亡率，台籍日軍的陣亡率是很高的。在這些戰死者當中，共有2.8萬名戰死的台籍日本兵被供奉在日本的靖國神社。

即使沒有成為炮灰的台籍日軍，在戰後也面臨盟軍軍事法庭的審判。

根據相關史料記載，戰後共有173名台籍日軍被判有罪，其中26名被列為甲級戰犯判處死刑，另外有147名乙級及以下戰犯判處有期徒刑，主要是因為看管盟軍戰俘時過分殘暴。這大大高於朝鮮籍日軍的129人被判有罪和14人被列為甲級戰犯。

從戰死與戰犯比例，可見台籍日軍的愚昧與兇殘。

我們這個善良的民族，經過日本文化的教導，竟然變成殘暴分子，可見日本文化的毒性。

Ｃ、從未獲得信任

對於台籍日軍士兵，日本軍方只是騙來當炮灰，從未消除疑慮。

據來自屏東客家的邱錦春敘述，他在因緣際會下考上日本陸軍軍官後補生，在經過九個月訓練後，1943年前往名古屋地區的陸軍第七航空部隊報到，擔任日軍轟炸機的副駕駛。

邱錦春說，他在名古屋服役時，由於美軍已經開始對琉球展開攻擊，因此他們的任務多數是載運彈藥與糧食，空投給琉球島上的日軍地面部隊。

他一到部隊報到後，隊長就鼓惑航空隊員說：“人難免一死，病死也是死，交通事故也是死，但是為日本、為天皇戰死沙場，死後將被供奉在靖國神社，受到永世的敬仰。”隊長同時還下令不准其他日本人歧視他。

雖然日軍強調對他這個台灣出身的皇軍不會有差別待遇，但是在美軍攻克琉球後，一趟運送武器到台灣的秘密任務卻讓他感受到日軍對他的不信任：“當時我從名古屋飛到漢城，漢城飛到上海，上海再飛到桃園。隊長他們三個人飛了八個鐘頭，先去休息要我監視加油。加完油以後一出飛機場，前面一個憲兵，後面一個憲兵。那個時候我就感覺到，他們怕我跑掉，我一跑掉飛機就不能飛了，我覺得很生氣。”

邱錦春向他的隊長提出質疑時，日本隊長告訴他加派憲兵是為了要保護他，怕殺手潛伏到台灣刺殺他。

Ｄ、戰後悽慘——死魂被囚生者遭棄

二戰結束之後，戰爭中死者魂魄被囚在日本靖國神廟。台籍日軍生者的處境相當悽慘，其日後的生活也相當悲涼（注106）。

以海南來說，海南島有大批台籍日軍，雖然有不少人起義反日，大批還是執行侵略任務。戰後，海南島及廣東一帶，共有台籍日本兵約3萬多名，全部被關入集中營處置，中國民間的認知台灣人是中國人（且海南話與台灣話相近），無法理解自己兄弟拿槍來殺戮我們，所以對台籍日軍並不友善（類似漢奸看待），使台灣人所受待遇低於日本人。只怪參加日軍，對待敵人與叛徒是不一樣的，李香蘭差點被判死刑，一證明是日本人就被釋放。每個民族都非常鄙視叛徒，日本人對待“非國民”也不會好。

我們一直把台灣人當成是中國人，從基因血緣上講，台灣人也的確是中國人。

有些台籍日軍，不懺悔自己的反民族、反人類之罪，不懺悔自己的從惡助惡作惡之罪，反而責怪別人不“善”待自己，真的可悲！善惡是對立的，既然選擇與“惡”為伍，怎麼得到“善”報呢？得到“惡”報才是人間正義。

戰後，盟軍對所謂的日本戰犯以及全部台籍日本兵，作出ＢＣ級戰犯的審判。（註：Ｂ 級屬戰爭罪，於戰爭期間對敵國民眾的犯罪、Ｃ 級屬違反人道罪，非僅於戰時，包括平常時期對人民所犯下的違反人道之罪。）經日本史學者茶園義男編著《ＢＣ級戰犯關係資料集成》整理，ＢＣ級戰犯判刑的台籍日本兵計173名，其中26名被判死刑、幾乎為憲兵、通譯、戰俘監視員；余被判20年以下的徒刑（大部分也為戰俘營的監視員）；美國人還是比較寬容的，既然判了那麼的死刑，說明他們的確太過分。這些戰犯，先分別關在南洋各地集中營，後來再移押至東京巢鴨監獄統一監禁，於1952年舊金山和談後，才陸續被釋放。

據披露，一些台籍戰俘和日本戰俘一起在盟軍監獄服刑，被釋放後隨日本戰俘到達日本橫濱，隨即被隔離，其中的日籍官兵受到了熱烈歡迎，台籍日軍卻進了東京的監獄，補服刑期。原來，日本在1952年修改了“國籍法”，居住在日本的台灣人和朝鮮人喪失日本國籍。這也造成軍屬的撫恤、索賠，統統將台籍“日本兵”排除在外。

當日方宣布台灣人喪失日本國籍，因此更不負履行為其效命的賠償責任，台籍日軍即面臨到身份認同和權益受損的危機，猶如戰敗棄子般自生自滅，可謂下場悽慘。對於僥倖生還的多數台籍日軍來說，日本政府對他們態度的冷漠更讓他們寒心。

回到台灣後，這些人因帶着戰俘的標記，長時間受到監控，只能在社會底層勉強謀生。部分台籍戰俘到日本尋求幫助，幾乎無一例外地遭到了拒絕。一些台籍戰俘長期滯留在日本抗爭，串連散落各地的同伴向日本政府求償，甚至上訴到日本最高法院。日本司法部卻以違憲為由，裁定台籍”日本兵”終身不得求償。一些台籍戰俘當年的軍餉，以及存在日本郵局裡的存款，也都無從追索。

之後，雖說戰俘們歸屬中華民國籍，但接收的國民政府態度消極，認為他們對祖國認同及忠誠度有問題，並因228事件加深這種認識（228事件中，許多原台籍日軍組成殺戮團體，如若櫻敢死隊、海南島歸台者聯盟、“暗殺團”等，甚至穿着日軍軍服、綁着日式頭巾對大陸人進行殺戮。蔣介石可憐他們的愚昧，要求除“共黨煽鼓分子”外一律寬容免究。），台籍日軍返台後皆被加強監管，常面臨到警總的跟蹤與監視，生活不寧或被歧視，多半過着艱苦的生活。只怪他們當初讀錯了空氣、效忠一個非正義且一定戰敗之國。

直到1974年12月，一位前“高砂義勇隊”士兵史尼旺(日文名中村輝夫)在印度尼西亞摩露泰島的原始森林中被發現送至台灣，台籍日本兵問題才開始受到世人重視。自1977年起，仍然在世的原台籍日本兵在留日台灣同鄉會等團體協助下，展開向日本政府要求補償金的運動。經過多年訴訟，日本政府才在1988年決定以議員立法方式對在二次大戰期間戰死或重傷的台灣人，支付200萬日元撫恤金。與日本人至少可領4000萬日元的撫恤金相比，差別甚為懸殊。日本政府給付給舊日本軍人的“撫恤金”約為台籍日本兵的“弔慰金”的58倍。

台籍日軍及其家屬也向日本政府要求發還欠款，即“原日本軍人軍眷之未付薪金”、“軍事郵政儲金”、“外地郵政儲金”、“簡易人壽保險金”、“郵政年金”等，因為補償金額過低，日本政府付給日本內地軍人的是原金額的7,000倍，補償付給台籍日本兵則僅有“120倍”，日本政府歧視台灣人。許多台籍日軍認為受到重大侮辱，氣得拒絕領取，聲稱：“要讓日本政府永遠欠我們！”

我也看到一些台籍日軍說，日本政府因害怕中國政府而不給他們補償金。真是愚昧至極，到現在思維還那麼扭曲，難怪遭受日本人的愚弄與壓榨。日本政府不給他們補償金，一是不想拿錢，二是要體現日本人比殖民地的人高貴。至於中國政府，無論是國民政府還是中共政府，自己不用出錢的情況下，當然樂於見到國民的生活得到改善，怎麼可能阻撓補償金呢？用腳指頭都能想到。

由於日本人在教育上有意降低了台灣人的知識水平（日本學生念的學校叫做小學校，台灣學生念的學校叫做公學校；小學校的課程偏向於知識、文學、藝術，公學校的課程偏向於如何效忠日本皇帝、如何做侵略戰爭的機器人），同期的台灣生文化知識不但遠不及日本生，更不如大陸學生（是學生不是平民）。二戰中日本人為了台灣人提前參加戰爭，又再降低教育年限與知識水平，台籍日軍的文化水平其實有限。戰後大批大陸人隨國軍遷台，其中許多是高知識高文化之人及社會精英，許多需要高知識的重要崗位當然就是這些人所有。台籍日軍能從事的職業有限，體力活偏多，並且因曾當日軍的經歷被台灣人歧視。

台籍日軍的悲涼遭遇，顯示了台籍日軍只不過是日本人侵略別國的工具，同樣也是日本殖民台灣的受害者，遭受日本人的愚弄與壓榨。我們不能忘記那段不堪回首的歷史烙在台灣人民記憶中的傷痕。

注106：二戰“台灣籍”日軍沉浮錄：被囚禁的中國靈魂

http://shizheng.xilu.com/20140101/1000010000966058_5.html

金劍

2021年10月21日星期六

《日治台七大罪之五、奴性化的皇民運動》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