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晃到了年底，期间周围仍不断有人出国，我曾尝试过各种办法想撬动胡处长这块拦路石，但都无疾而终。这时又多了两个可以自费前去读语言的国家，澳洲和新西兰，但对于我来说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单位不放人，哪儿都去不了。帮我报名日语学校的访问学者已经回到国内，他的儿子，也就是我那个学弟已在当年10月份去了东京，混得不错，那年12月份还去了东京国立竞技场现场观战丰田杯。

88年春节，我去一个朋友家串门，碰巧朋友的哥哥也在，也办了护照准备去日本。听说我被学校卡着走不了的事，问了一句：你是哪个学校的？我说了校名。他瞪大眼睛问道：是不是就在六角场边上那个学校？校长姓Y，叫Y啥啥的？我说是啊，你认识他？“我倒不是直接认得他，别的事体我不敢讲，不过侬这桩事体，”他拍拍胸脯对我说：“我可以打包票帮侬搞定。”

话说80年后期有个新名词叫“创收”，意思是赚外快钱。学校这样的清水衙门要是想给职工谋点好处增加点福利就得想办法弄外快。为了“创收”我们学校跟不少企业建立了协作关系。其中一家最重要的关系企业的总工程师与朋友的哥哥是情同手足的好朋友，而我校的Y校长对该总工程师是言听计从有求必应。在朋友哥哥的眼里我这点事不大，按他的说法，总工程师给Y校长一个电话就可以解决。

一个星期后，朋友递过来消息，他哥那头事情已经办妥，让我开学后去人事处直接找老胡。

开学那天，我去了教研组转一圈便去了人事处。在门口刚好遇到老胡，“啊，小皮，是来找我的吧？“老胡问我，表情春风和煦，语调温文尔雅，与之前判若两人。“好兆头，有戏！”我心头一阵轻松。没有废话，老胡直奔主题：“你的情况比较特殊，特殊情况特殊处理，我已经吩咐小胡，具体由他帮你办理。“他停顿了一下，颇有点意味深长地缓缓说道：“你的情况与其他人不同，所以这次组织上才这么决定。要注意影响，不要让其他人有想法……”我连忙点头，心里明白这是让我在接下来的办理过程中不要声张，悄悄地把事办了悄悄走人。

曾让我绞尽脑汁一筹莫展的难关就在这三言两语中简简单单地跨过去了，我真真切切地见识了一回什么叫“官大一级压死人”。有趣的是，整个谈话过程中我们很默契地只字不提这“柳暗花明又一村”背后的原因，他只说我情况特殊，我只感谢处长贤明和体恤。“从
Mary到Sunny和Ivory, 就是不说他的名字”。

我看着老胡巴拉巴拉翻动着的嘴，想起数月前他让我断念出国之事时义正辞严的模样，内心感叹：这厮，真他妈不折不扣一条老狐狸。

具体经办的小胡很给力，办事效率和能力没话说。之前所说必须工作满五年一事，小胡给出了新的解释：读书时搞毕业设计的最后半年按工作年限算，因为那时主要精力已经不是读书，而是为国家为人民做贡献。

几天后，办好了申请护照的手续。那段时间正值上海甲型肝炎大流行，拿到护照那天我高兴坏了，顾不上什么甲肝不甲肝了，叫上几个朋友找了家馆子美美地搓了一顿。

接下来一步是东京的语言学校拿着我的护照复印件和其它资料向日本出入国管理局申请就学签证。拿到签证之前，等待是我这边唯一能做的事。于是我找了家夜校，开始“あ、い、う、え、お”学日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