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國建立以後，面對舊中國留下的一窮二白的爛攤子，百廢待興，尤其是作為一個農業大國，中國共產黨亟待給占多數的農民找到一條共同富裕的社會主義大道。

   
共產黨給農民分了土地，接着又根據中國農村實際，先後成立了農村互助組、初級社和高級社。


1958年，河南省遂平縣嵖岈山地區，依靠縣委協調與集體力量，建成了一個當地歷史上最大的水庫。遂平縣委書記婁本耀，在參加水庫竣工儀式時總結髮現，農村要想辦成一件大事，還需要一個強有力的大集體，就萌生把“小社”合併成“大社”的想法。不久，遂平縣就將嵖岈山腳下的27個高級社，9369家農戶，合併成一個超級“大社”——嵖岈山大社。嵖岈山的這一創舉，拉開人民公社運動的帷幕。


嵖岈山大社成立不久，國家正式提出了“多、快、好、省地建設社會主義”口號。1958年4月，嵖岈山大社正式改名為“嵖岈山人民公社”，全國第一個人民公社，就這樣在河南誕生了。


這年8月上旬，毛主席前往河北、河南、山東三地視察。在河北轉道前往河南的列車上，時任河南省委書記史向生向毛主席匯報了嵖岈山人民公社發展情況。毛主席聽了匯報，興致勃勃地說：“人民公社這個名字好，包括工、農、商、學、兵，管理生產，管理生活，管理政權。”


在山東視察期間，山東省委書記譚啟龍向毛主席匯報工作，說計劃建立大農場。毛主席明確地說:“還是辦人民公社好。”

毛主席視察三省和“還是辦人民公社好”的消息，很快在報上發表。各地立即掀起了建立人民公社的高潮。


8月17日，在北戴河召開了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通過了《關於在農村建立人民公社的決議》，決定把各地高級農業生產合作社，普遍升級為大規模的、政社合一的人民公社。

在毛主席的肯定下，人民公社像雨後春筍成長起來。1958年底，全國74萬個農業生產合作社，合併成2.6萬個人民公社，全國農村基本上實現了人民公社化。


在人民公社初期，全國農民經歷了兩道大坎，一是“浮誇風”，二是“共產風”。“浮誇風”源於公社幹部好大喜功，虛報產量，出現畝產幾千斤甚至幾萬斤的浮誇新聞，嚴重脫離農村實際情況。“共產風”，源於公社幹部對公有制的錯誤理解，誤把社員私人財產無條件地充公，併入集體財產範圍。


在實際農村工作開展中，很多公社幹部過於熱情，加上缺乏經驗，處理事情都是一刀切，搞一平、二調、三收款。個別激進的地方，甚至發生借“共產”之名，侵占農民私人房屋的事件，背離了毛主席辦人民公社的初心。


1959年2月，毛主席就人民公社存在的問題，召開了鄭州會議，嚴厲批評了當時存在的各種問題，指導制定了糾正與整頓人民公社問題的具體方針：統一領導，隊為基礎；分級管理，權力下放；三級核算，各計盈虧；分配計劃，由社決定；適當積累，合理調劑；物資勞動，等價交換；按勞分配，承認差別。

1960年11月，毛主席在一次重大會議上，再次要求各省市自治區黨委，徹底糾正“共產風”、浮誇風、命令風和瞎指揮風。在毛主席重視下，開始自上而下的糾正與調整，人民公社從踉蹌走向平穩。


1962年9月，第八屆中央委員會第十次全體會議，正式通過了《農村人民公社工作條例》修正草案。從法律層面上，調整與規範了人民公社的性質、規模、組織及日常管理等問題。拆分了個別大公社、解散了公社食堂、恢復了公社三級核算制度、繼續搞農村集貿市場、擴大了社員自留地、允許發展家庭副業，人民公社從此走上正確的軌道。


三年自然災害時期，人民公社在困境中激發了奮鬥的激情。山西昔陽的大寨村，憑藉自力更生精神，在全國脫穎而出。1964年，毛主席接見了村支書陳永貴，發出了“農業學大寨”的號召，全國的人民公社中湧現出許多學習大寨的先進典型。


1966年，毛主席發表了著名的“五·七指示”：農民以農為主，在有條件的時候也要由集體辦些小工廠。在毛主席指示下，全國各地公社掀起一股興辦集體企業的熱潮。截止 1978年底，全國社隊企業總數達到152.4萬個。這為後來鄉鎮企業的興盛奠定了基礎。

人民公社是通過強有力的行政方式，完成社會主義農業改造。從某種程度上講，也實現農村資源均衡與公正的最大化。在當時的歷史大背景下，毛主席既不走蘇聯極端模式，也不走資本主義道路，探索了一條全新的道路——人民公社。


在1958年至1979年的二十年間，人民公社的主要成就是如下：

1、為國家工業建設提供約5400多億元原始積累。

2、修建了近10萬個大小水庫，擴大了農田灌溉面積；整治疏浚江河，控制了洪澇災害。

3、建立了農村醫療合作社，培養了500餘萬赤腳醫生，改善了農村衛生醫療條件。

4、建立了小學、初中、高中，農村基礎教育得到普及，基本消滅了文盲現象。

5、培養了人民群眾的公德心和集體主義精神，形成了良好的社會風氣。

6、按勞分配，貧富均衡，弱勢群體得到民生保障，沒有留守兒童，沒有空巢老人。



人民公社的缺點也很明顯。前期是政策失誤，浮誇風、共產風等，為害不淺。後期的最大缺點是管理問題，“磨洋工”，導致生產效率低下；“大鍋飯”，破壞了農民的積極性。

人民公社時期的農民，付出的太多，收到的較少，不少人連溫飽也解決不了。這一代農民勒緊肚子為國家做貢獻，值得每一個後輩的中國人尊敬。


1979年，安徽小崗村18位農民，在一盞昏暗的煤油燈下，立下“生死狀”，決然要把集體田地分包到戶，從而成為了人民公社的“終結者”。

十一屆三中全會後農村實行土地承包，職能上弱化了人民公社，或者說，“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已不適應農村經濟的發展需要。


1982年，五屆人大第二次會議憲法修改時，做出了改變人民公社政社合一的體制，重新在農村設立鄉政權的決定。1984年底，全國的農村人民公社退出了歷史舞台。


人民公社解體後，仍有部分村莊堅守着人民公社的集體經濟模式，執着地續寫着農民共同富裕的故事。在改革開放的驚濤駭浪中，他們不僅挺立不倒，還成為了新時代的富裕村、文明村、示範村。比如：江蘇華陰的華西村、山西昔陽的大寨村、河南臨潁的南街村等。他們的成功證明着人民公社也是一種能實現鄉村共同富裕的治理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