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知不觉文革已经过去40年了，当年的无知少年现在两鬓已经挂上了霜花。静下心来想想文革，还能留下多少清晰的记忆？
文革是怎么到来的？现在当然可以拿出当年的会议文件来说明。但在一个少年的眼中，文革的到来是同一片大字报的海洋联系在一起的。那时候老汉刚刚进入小学，一天下午已是放学时分，小朋友们正老老实实排队准备回家，不知是哪个同学喊了一声：“看，操场。”诺大的操场上拉了一排排绳子，上面挂满了红的、蓝的、绿的、白的纸张（以后才知道这就是大字报）。忘了老师允许没有，反正大家伙一哄而散，朝操场跑去，在花花绿绿的大字报中玩去了。高年级同学见状，连忙大喊： “光看别撕，光看别撕，刚贴上。”
很快，学校里的红卫兵组织成立了，高年级学生许多都戴上了红袖章。那时候红袖章的吸引力不亚于现在当红歌星对追星族的吸引力。记得中午吃饭时分，趁没有人，我与几个伙伴爬上一个红卫兵组织的窗户，看着里面的摆设、物件，津津有味地评点、议论。实际上房间里面也没有什么特别之处，除了几张桌子板凳，就是纸张、浆糊、剪刀及耀眼的红袖章。现在说起来都有点不好意思，我姐姐大我七八岁，当时已经加入红卫兵组织。看着她胳膊上的红袖章羡慕得不得了，想戴上风光风光，姐姐说你小，又不是红卫兵，戴不成。为此我伤心不已。一天晚上趁她休息，我戴上袖章跑了出去。人多的地方不好意思去，怕人家笑话，就在没人处转了许久，心中荡漾着激动和幸福。好在时间不长，小学有了红小兵，老汉我荣幸地加入了该组织。不过红小兵的标志不是袖章，是胸章。
文革是树立权威、崇拜权威的时候。红卫兵的成立使学生有了新的崇拜对象，这就是当时学校红卫兵组织的头头。该头目身高体壮，据说还会几下功夫，自然是我们心中的小太阳。他们当时都干了些什么，功过应该如何评价，不是这里要讨论的问题，更不是当时的屁大小孩能搞清楚的。只记得那时凡开批判大会，就少不了他们的身影。主持会议，呼喊口号，押解坏分子，有时干脆就当众给坏分子、阶级敌人来个“喷气式”。被批判者尽管脸上布满愁苦和痛苦，但在孩子们的心里，没有恐怖，没有同情，只是感觉会场上充盈着汹涌之情、激愤之情、彪悍之气、威武之气。
小学生对学校红卫兵头头倒没有留下什么恶劣的印象。一次几个表现不好的学生欺负一位窝窝囊囊的学生，把他扒得一丝不挂，衣服扔到树上，围在学校操场起哄，其他学生也跟着看热闹。突然，鼓噪之声一下静了下来，这位头头高大的身子出现了，背着手，脸色因愤怒而显得通红：“干啥？干啥？”走到为首的学生跟前，动动脚，但没有踢过去，说：“把衣服拿过来穿上。”象命令似的，不容置疑，这位学生只好乖乖得上树取衣服去了。
但很快，这位头头的高大形象就被颠覆了。大概是在清理阶级队伍阶段，对于文革初期一些有问题的人开始清查。记得是在一个大会上，进驻学校的工宣队宣布了被审查者的名单，并要求这些人立即离开会场，到指定地方交待问题。点到这位红卫兵头头的名字时，会场一片寂静，并有恐怖的感觉侵入我的心中：“他怎么了？他是坏人么？”我一时被搞糊涂了。他站起来，脱下黄军大衣——那是我们多么羡慕的服装。工宣队厉声喝道：“穿上衣服走。”他涨红着脸：“咋了？人家的衣服。”他指指旁边一个学生。工宣队只得作罢，把他带走了。几天后，还是在学校的大会上，他做了公开检查。印象较深的问题有：殴打教师，曾经将一位老师从墙这边扔到另一边；私自拥有枪支弹药等等。会场上他泪流满面，泣不成声，不断地重复感谢工宣队的帮助和挽救，使我没有走向危险的地步之类的话，并且还说我要一遍又一遍地高呼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对他的表态，学生们报以热烈的、经久不息的掌声。学生们确实被他的泪水感染了。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