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联构建国际秩序的努力为何失败了？

二战结束以后，随着国力的上升，苏联建立起一个与美国相抗衡的政治军事经济体系，以谋求最终获取世界的领导权。经过三十多年的努力，苏联主导的国际体系势力遍及人类居住的五大洲，一度压倒美国，成为全世界最咄咄逼人的政治军事力量。

然而，苏联体系的发展和衰落可以说是“其兴也勃焉，亡也忽焉”，它存在时间不超过半个世纪，尤其是从鼎盛到崩溃用时不过十年，在没有经过对手战争打击的情况下，就迅速自我坍塌。这个体系也没有像过去的西班牙帝国、大英帝国那样，“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在控制区域留下广泛的文化和制度遗产，可谓一飘而过，一切印痕都被抹去。苏联为什么输地这么快，输地这么彻底，值得人们深入思考。

一

在讨论苏联国际战略得失之前，我们先对苏联外交政策演变，以及其领导的国际体系发展变化做一个梳理。苏联建立初期以“输出革命”作为发挥国际影响力的支点，1919年，苏（俄）共发起成立了第三国际，规定各国共产党都是第三国际的支部，其实也就是苏共的分支机构。苏联希望以第三国际的名义，操控各国共产主义革命，然后在革命成功后建立亲苏政权。

不过至二战爆发前，苏联虽然付出了很大的成本，但是输出革命的成果有限。除了中国建立了一些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割据政权，以及西班牙共产党领导的左翼阵线短暂执政（1936—1939）外，其他国家共产党的力量都还很弱小，苏联仍旧处于资本主义世界的包围之中，是全球政治格局中的一支孤立力量。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军队解放了大片东欧国土，战后在占领区扶持建立起6个社会主义政权，南斯拉夫共产党和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也在苏联帮助下驱逐了法西斯势力，建立起社会主义政权。在亚洲，苏联在朝鲜半岛占领区（即38线以北）扶植建立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越南和中国的革命在苏联支持下也先后获取胜利。

到1949年，苏联已经建立起一个横跨亚欧大陆，占据全世界三分之一人口的社会主义阵营。苏联的地缘政治战略取得了空前的胜利，取得了以往沙皇时代俄国人做梦都不敢想象的成就，这也是苏联构建自己领导的世界秩序的开始。

鉴于势力的增强，苏联对西方采取了强硬的策略，二战中与西方的合作关系全面破裂，冷战不断升级，爆发了柏林危机、朝鲜战争等激烈对抗事件。不过这时候，苏联的战略目标仅是维持区域霸权，尚不敢奢谈与美国争夺全球利益，这种战略在斯大林去世后还延续了一段时间，一直维持到1956年赫鲁晓夫的权力得到巩固。

赫鲁晓夫全面掌权后对内实行以人道主义为中心的改革，对外则扬弃了斯大林时期的革命外交路线，提出了“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的“三和”外交路线，主张社会主义体系与资本主义体系之间和平共处、互通有无。勃列日涅夫早期（1964-1970）延续了赫鲁晓夫对西方的“缓和路线”，苏联加入了一系列限制核武器、生化武器公约，发起召开了欧洲和平和安全会议及世界和平大会。

（1959年赫鲁晓夫访美，这是苏联对西方“缓和”的最重要标志事件之一）

这期间苏联与西方总体保持了良好关系，除了有柏林墙危机和古巴导弹危机等个别事件外，两个阵营之间基本保持了和平。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的缓和路线在当时遭到中国的强烈批判，但是事后来看，这是社会主义国家外交思想的一个重大转变，与邓小平的“韬光养晦”、“和平外交”有异曲同工之处。

得益于这些措施，苏联能够从西方引进了大量资本和技术，从西欧获得的贷款达300多亿美元，引进的机械设备也累计达1000亿美元以上，这大大促进了苏联经济的发展。1950年苏联经济总产值仅为美国的31%，1965年上升到59%，到1970年代初已经接近70%，苏联的国力有了明显提升，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第二霸主。

同时，苏联对第三世界也破除了过去“革命外交”的意识形态传统。斯大林时代，苏联只对开展共产主义革命，扶持建立社会主义国家有兴趣，从赫鲁晓夫时代起，开始务实看待那些没有采用社会主义制度的第三世界国家。对其中有影响力的埃及、印度、印尼等国，苏联通过经济援助和军事援助，与它们建立起密切合作关系。这时候苏联开始真正产生全球影响力，成为在国际政治中具有全面地缘影响力的国家。

1970年代初国际形势发生非常大的变化：美国在越战遭受失败，开始进行全球战略收缩；整个西方陷入持续经济危机；原西方列强在亚非的殖民地基本都实现独立，广大第三世界地区留下大量政治真空地带。勃列日涅夫认为资本主义已经陷入“总危机”，苏联开始掌握“国际政治的主动权”，逐渐放弃“缓和”路线，在全球范围内全面挑战美国利益，构建自己的全球领导权。

这时候苏联全面出击，一方面通过援助和经贸的手段，俘获广大发展中国家。苏联在赫鲁晓夫时代对外援助国家有27个，而到勃列日涅夫后期达到64个，几乎涵盖了所有有点规模的发展中国家，苏联一跃成为全世界最慷慨的金主。

另一方面则放弃了以前的和平过渡、和平竞赛的路线，直接用武力来输出苏联的政治经济模式。1975年，苏联主动介入安哥拉内战， 1977介入埃塞俄比亚和厄立特里亚冲突、介入扎伊尔内战，1978支持越南占领柬埔寨，1979年入侵阿富汗……到80年代初，苏联在原来的社会主义阵营以外，又建立了13个听从莫斯科的、采用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国家。

经过勃列日涅夫时代的全面扩张，苏联已经构建了起一个范围广泛的国际新秩序，这个国际新秩序的核心是华沙条约组织八国，中坚力量是经互会成员国家，此外还有安哥拉、贝宁、埃塞俄比亚等列宁主义指导的社会主义政权，以及埃及、叙利亚、伊拉克等亲苏的第三世界国家。到1980年代初，苏联在18个国家拥有75万军队，是当时美国海外驻军的两倍之多。苏联真正成为一个有世界影响力的帝国，苏联阵营的国家数量和人口面积也超过了美国所直接领导的世界体系，苏联领导的世界秩序范围达到顶峰。

不过，勃列日涅夫时代的全面扩张，给经济带来沉重的负担。从1975年开始，苏联的军费超越美国，军费预算约占国民经济总产值的15%—20%之间，再加上庞大的对外援助资金，苏联为了维持国际竞争，每年的直接开支就要3000多亿美元，渐渐成为其不堪承受之重。

（美苏军费对比变化，苏联军费后来居上，一度每年比美国高出近千亿美元）

苏联的霸权主义行径也受到全世界人民的反感。1980年的莫斯科奥运会遭到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全世界人民的普遍抵制，最终参赛的只有苏联阵营成员及其仆从国。苏联的战略攻势，也让与西方的关系更加恶化，催生美国以里根为代表的，英国以撒切尔为代表的强硬自由主义势力的崛起，他们摒弃之前执政的左翼的民主党或工党的妥协路线，加紧对苏联的遏制和颠覆。

进入80年代以后，苏联陷入持久的经济危机，对外战略不得不采取全面收缩。到1980年代末，苏联阵营国家纷纷放弃社会主义制度，转向美国一边，最后苏联也发生解体剧变，苏联领导的世界秩序完全消散，“冷战”以苏联戏剧性的完全失败而结束。

二

在了解苏联外交政策演变的基础上，我们重点要探讨的是，苏联作为新生的政治力量，是如何在资本主义占优势的世界中，扩展自己的影响力，获取“势力范围”的。尤其是它在赫鲁晓夫时代和勃列日涅时代国力最强大的近30年中，是如何与美国进行竞争，构建自己领导的世界秩序的。

第一，社会制度输出。由于苏共把解放全人类作为立党之本（相比之下中共执政宗旨就接地气多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求），把意识形态竞争放在首位，因此对于输出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特别感兴趣。

不过，苏联坚持认为全面公有制以及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的唯一模式，因此，苏联模式在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并不能受到社会的广泛认可（比如列宁在瑞士流亡期间，曾经试图发动那里的工人阶级闹革命，最终发现由于那里生活太安逸、无产阶级“没有斗争意志”而作罢），又加上“肃反”、“大清洗”等影响了苏联的声誉，致使只能把最落后的亚非贫困国家作为意识形态输出的重点。

通过苏联的努力，到80年代全球共出现了近30个以列宁主义为指导的政权，另外，受苏联的影响， 阿尔及利亚、突尼斯、孟加拉国等接受了社会主义的一些原则，并将社会主义写入宪法。苏联模式社会主义制度的输出，改变了苏联在国际受孤立的状态，奠定了其影响力的基础。

（橙色区域为1980年代苏联及其控制的社会主义国家）

但是苏联后期为了满足大国扩张欲，在亚非地区采用政变和武装干涉的方式，强力移植它的社会模式。苏联模式其实在这些国家既没有多少认可度，苏联还为了维持这些政权付出了极其沉重的代价（就像21世纪美国在伊拉克、阿富汗的作为一样）。可以说，除了满足克林姆林宫的虚荣心外，苏联并没有从中获取实际好处。苏联解体前后，随着莫斯科支持力度的削减，这些社会主义政权很快就退出政治舞台。

第二，对外援助。对外援助在苏联外交中占有极其重要的部分，这是因为，一方面苏联认为自己是全球革命领袖，有义务去帮助那么弱小民族、弱小国家；另一方面，经济利益输送是最便捷俘获盟友的方法。根据苏联政府公布的数据，截止到1989年，苏联共向12个社会主义国家和49个第三世界国家提供的贷款援助就有858亿卢布，按照美元汇率约1490亿美元。这个规模大致相当于苏联国民经济生产总值的8%左右，远远超过美、英、法等国对外援助与国力的对比。

由于援助规模很大，以至于苏援在很多国家的经济中占有很大的比重，甚至成为一些国家赖以生存的生命线。据统计，苏联的援助项目和贷款占据了印度工业产值的17%，叙利亚经济总投资的15.3%，阿富汗工业投资的30%以上，伊拉克、阿尔及利亚、埃及等国家60%以上的工程是苏联承包援建的。苏联解体后，像朝鲜、古巴、安哥拉等这些长期依赖苏联援助的国家，经济立即崩溃。

（苏联耗资10亿美元援助的埃及阿斯旺水坝，这是当时世界上耗资最大的工程之一，水坝竣工后，埃及为了表示感谢，修建了“埃苏友好纪念碑”）

由于苏联的慷慨解囊，很多国家获得的援助数额都是天文数字级别的。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继承了苏联的全部债务和债权，根据21世纪初俄罗斯给巴黎俱乐部提供的数据看，有13个受援助国家的债务本息超过40亿美元，分别是：古巴320亿美元、朝鲜110.96亿美元、伊拉克120亿美元、蒙古112亿美元、阿富汗105亿美元、叙利亚98亿美元、越南94亿美元、利比亚46亿美元、阿尔及利亚47亿美元、埃塞俄比亚48亿美元、也门53亿美元、巴基斯坦50亿美元，南斯拉夫43亿美元。

但是由于苏联援助的多是贫困而又治理能力很差的政权，这些援助多是有去无回。比如，1955至1968年，苏联本来按计划应该收到32.67亿美元偿还金，但到款仅有9.09亿美元。进入八十年代，苏联的援助进入还款高峰期，按计划受援国每年需要偿还40亿卢布左右，但是到账率不足20%。苏联解体后，俄罗斯继承了对这些国家的债权，但是绝大多数国家随着没有了苏联支持，经济财政急剧恶化，更失去偿债能力，最终绝大多数债务都被免除。比如朝鲜债务被免除90%，伊拉克、利比亚和阿尔及利亚的债务则全部被免除，最终一分钱也没有能收回。

（苏联曾经援助过的部分国家，其中未包括中国、朝鲜、越南、古巴等国）

第三，推广留学教育。随着苏联国力的逐渐增强，苏联当局还特别热衷发展留学教育，其动机大致出于：显示苏联的大国地位，培养塑造一批亲苏派，以及支援落后国家，为他们培养技术人才。总之，与欧美的留学教育不同，苏联高等教育国际化的政治色彩非常强，留学规模的扩张完全是靠政府推动，同时也完全服务于国家的外交战略。

据统计，1950年在苏联的留学生数量5900人，1960年为1.35万人，1970年为2.62万人，1980年剧增至8.83万人，到1990年苏联解体前夕，留学生人数已经达到至少15万人，苏联成为仅次于美国的世界第二大留学生目的地国，占全世界留学生的10%以上。

这期间来自亚非拉落后国家的生源增长尤其迅速。比如，1960年在苏非洲留学生仅900余人，1979年猛增到14690人，80年代达到2万多人，这个时期，苏联超越美国、法国和英国，成为非洲留学生的第一大目的地国。再比如，1970 年苏联给拉美地区发放的奖学金配额仅400个，1980年增加到5000多个，而同期美国国务院给拉美地区提供的奖学金名额仅781个。

这些在苏留学生普遍得到很好的待遇，不仅学费全免，还获得免费的医疗、置装以及旅行津贴。据估算，苏联1980年给予63000名留学生的预算为3.25亿美元（美国政府该年度相关拨款仅3000万美元），平均一个留学生消耗的经费为5000多美元，这相当于当时苏联一个工人两年的薪酬。

（在苏联的非洲留学生）

但是，这种脱离了教育实际规律，纯粹为了满足大国虚荣或政治目的的留学教育实际作用并不太大。事后证明，虽然苏联政府为之投入了很多资源，但是由于苏联高等教育质量一般，在苏留学生并没有像所在国的留美、留欧学生那样，在社会成为精英中间力量；苏联刻板的留学生管理模式，使得留学生并没有多少机会接触苏联社会，当冷战结束，这些数量庞大留苏学生走向社会后，也没有收获一批“亲俄派”或俄罗斯利益代言人。总体而言，苏联推广留学教育的目的并没有达到。

第四，构建自己主导的国际组织体系。苏联构建了一系列与西方世界平行的国际组织体系，其中最为人所熟知的是华沙条约组织。在这里尤其要指出的是，苏联并不是人们刻板印象中那种枯燥的军事帝国，除了输出革命和出口军火，别无长处。苏联还发起了经互会、国际经济合作银行和国际投资银行等经济和金融组织，这些组织与华沙条约组织一样，在维持苏联主导的国际秩序中，发挥了基础性的作用。

（1987年的华沙条约组织首脑峰会）

经互会成立于1949年，先后加入经互会的除了东欧七国（不含南斯拉夫）外，还有蒙古、古巴、越南，观察员国有朝鲜、伊拉克、莫桑比克、墨西哥、南也门、安哥拉等。国际经济合作银行成立于1963年，国际投资银行成立于1970年，其成员都跟经互会基本重叠。

经互会是欧洲第一个经济一体化组织，其市场和人口规模也比日后成立的欧共体要大很多，本可以发展成为一个与欧共体（欧盟）相竞争的经济组织。但是苏联把经互会搞成一个放大版的计划委员会，各个成员国之间要制订共同的“五年计划”，以苏联的意志为中心进行“专业分工”；杜绝市场交易，各成员国之间实行以物易物的最原始方式交易。这种乌托邦色彩严重的国际组织，最终也随着冷战结束，马上被各个成员国所抛弃。

三

通过以上我们可以看出，苏联投入了很多的资源，竭尽全力打造自己所领导的世界秩序。最后，我们要问答文章开头提出的疑问：为什么这个秩序最终只是昙花一现，没有得到长久维系呢？为什么苏联缔造的帝国没有给俄罗斯留下多少外交遗产呢？笔者认为应该从更深处，即苏联外交指导思想和决策体制上去寻找答案。

首先，革命外交理念。苏联把国际体系构建的重点放在小国和穷国，如果从反对资本主义的策略思考，小国和穷国是一直可以依赖的力量，但是这并不能成为新秩序的主体。从本质上讲，在人类历史激烈冲突中能够幸存下来的小国，都具有很强的外交灵活性，他们从来不会死心塌地认准一个盟友，随时会调整外交方向，这是它们的生存之道。所以小国并不会成为苏联忠实的盟友，正像尼克松所说的那样，如果没有援助，莫斯科在第三世界一个朋友都没有。

而穷国问题更多。穷国之所以穷，除了列强掠夺外，更多是无法克服的自然禀赋劣势，或者自身国民文化的劣根性。苏联不可能通过援助短期内改变他们的面貌，也很难从投资中获取经济利益，与这些国家结盟，往往是背上经济负担。

由于苏联体系内大多数是小国和穷国，越到后期维持这个秩序负担越沉重，到最后这是戈尔巴乔夫放弃维持这个秩序的根本原因。苏联的教训告诉我们，一定要重点与那些经济条件好、规则意识强的国家交朋友，这样才能构建一个有收益、可持续、强有力的国际体系。

其次，苏联对国际形势一直存在严重误判，过于高估自己的综合实力、社会制度优越性，而低估西方世界的实力。列宁曾经在在20世纪初做出了资本主义处于垂死挣扎阶段的论断，然而，此后资本主义经过一些列改良，摆脱了危机。但苏联后来的领导人，固守教条，每逢西方遇到一些周期性危机，都认为这是资本主义总崩溃，社会主义即将取得全球性胜利的预兆。因此，提出很多不切合实际的口号，设计出很多不切合实际的外交政策，导致其外交处处受阻。

比如，勃列日涅夫在1976年苏共“二十五大”报告中，用了洋洋洒洒数千字篇幅大谈资本主义总危机，认为“这种危机震撼着各级政权机构和各资产阶级政党”，资本主义所有的技术和制度创新都无法挽救危机。在这种战略估计下，苏联对西方世界采取了全面攻势，日后表明，苏联既缺乏挑战或取代西方的实力，又严重低估西方制度的自我修复性和反击能力，1980年的莫斯科奥运会遭到一百多个国家的抵制，以及随之苏联经济陷入增长停滞即是最好证明。

(苏联讽刺资本主义的宣传画）

从总体来看，西方国家仍旧占有科技和创新领先优势；资本主义制度一贯具有强大修复性，可以克服各种社会危；，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政治金融统治秩序，短时内更是无法被撼动。因此，任何后发国家，都应该尽量避免像德国或苏联那样对英美为轴心的旧秩序发起总决战，中短期内应尽量与其保持和平共处会更有利于自己的崛起。

再次，苏联构建的国际体系没有遵循民主和市场的原则。苏联在自己主导的国际体系中充满霸权主义作风，把其他成员都视为自己的“小兄弟”或“仆从国”，处处表现出“唯我独尊”的态势。比如，1956年出兵干涉匈牙利改革，绞死匈牙利最高领导人纳吉；1968年武装占领捷克斯洛伐克，阻止“布拉格之春”。中国后来退出苏联领导的社会主义阵营，跟苏共天天以“老子党”发号施令也不无关系。苏联并没有适应二战结束后国际关系民主化的趋势，保留了浓厚的帝国主义色彩，导致了它的国际领导力是很脆弱的，构建的国际秩序是缺乏韧性的，一旦有风吹草动就会发生变数。

反观美国领导的北约组织，虽然美国居于绝对主导地位，但还是保持了规则上的民主和平等。比如，1966年法国曾经退出北约，不仅撤回受北约指挥的全部法国军队，还将驻法国的美军驱逐出境，并且让北约总部从巴黎迁往布鲁塞尔。这种做法，在华约组织内部根本是不可能会发生的，如果哪个国家敢这么做，那么也会想象到其后果是什么。

苏联更在其主导的国际体系内采取种种不计经济成本的做法，注定了这种秩序的不可维持性。比如，苏联在经互会内部实行“薄来厚往”的贸易政策，以高于国际市场价格进口，以低于国际市场价格出口。以古巴蔗糖为例，1982年国际价格5.48美分，而苏联收购价高达49.7美分，仅1981年到1985年，苏联为古巴提供的蔗糖价格补贴就高达157亿美元。而另一方面，对于古巴所严重依赖的石油等能源，苏联以低于欧佩克定价的40%的价格出售。

(卡斯特罗和勃列日涅夫）

苏联与很多经互会落后成员国与苏联之间一直存在大量贸易顺差，苏联最后又通过其控制的国际经济合作银行，贷款给这些国家用来找补贸易平衡，最终又等于将这些贸易顺差免去。比如，80年代，苏联每年对越南的贸易顺差都有7亿美元左右，而这些顺差最后又通过贷款返还给越南。苏联跟朝鲜每年也有大量顺差，最高的年份甚至达20多亿美元，最终也都是一笔勾销。这种类似中国“朝贡贸易”的机制，如果作为“天朝上国”的苏联经济形势后，尚能维持下去，如果经济形势不好，就立即不能运转了。

最后，我们还要从外交决策机制方面探讨原因。苏联由于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使得外交决策取决于最高层少数几个人，甚至是领袖一个人，这种缺乏决策科学性和民主性的决策体制，往往会犯下很多严重错误。赫鲁晓夫之子后来曾经反思苏联决策的问题，他说：整个国家的决策都集中于书记处几个人，尤其是总书记一人，无论赫鲁晓夫说什么，都是没有反对声音。

苏联历史上不缺乏优秀的外交人才，莫洛托夫、葛罗米柯、麦斯基、多勃雷宁和费德林等，都是同时代最优秀的外交官。但是由于苏联的外交决策机制以及思想牵制，使得苏联只有伟大的外交家，而没有伟大的战略家。不能像美国那样诞生一批像乔治·凯南、基辛格、亨廷顿、布热津斯基这种战略家，也没有布鲁金斯学会、兰德公司这种优秀智库，苏联偌大国家的命运悬系于克林姆林宫的极少数几个人，冷战的结局也就可想而知了。

综合以上分析。苏联领导的世界秩序是近代以来第一个非西方国家主导的世界秩序，这在国际政治史上有划时代的意义。苏联一度拿到一幅不错的牌，但是犯下了很多严重的错误，尤其是在苏联后期，不恰当的外交战略造成内外交困，成为导致苏联灭亡的原因之一，最终又全盘皆输。

苏联国际战略失败的教训告诉我们几个基本的准则：外交战略重心仍旧仍以与西方发达世界交往为主，亚非落后地区为辅助；对对西方世界仍应该以和平共处为主；外交战略应该以国家基本利益为导向，而不是意识形态为导向。这些也是1978年以来中国外交政策调整带来的中国发展崛起所证明的正确外交路线。

尤其是苏联最后30年追求世界领导权的种种作为，为后发国家提供了一系列警示：一个新崛起的世界力量，到底应该如何挑战旧的领导者，应该如何施展自己的领导力，应该如何处理国内发展与国际扩张之间的关系。这些都是需要认真思考的问题，苏联的殷鉴未远，值得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