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   那   边

（长篇小说）

万沐

（故事纯属虚构，请勿对号入座）

二、寿司店里的隐者（上）

老范正在将寿司店里最后一袋垃圾丢在门外的垃圾桶里，几个伙计的晚餐照例是当日剩下的寿司，但是生鱼片是不能多吃的，嚼在嘴里的更多是米团和紫菜，一大盆海味汤更是让他越来越腻了。

由于每天剩下的寿司可以随便带些回家，老范便拿了一个塑料口袋，装了几盒，可以送给住在一起的室友。

反正他是不想吃今天晚上的饭了，他准备回家煮碗面吃。

走出店门，离回家的地方还有四十分钟的路程，本来坐汽车可以五六分钟就到家。但他却舍不得一块七毛一张的车票。当然，用他的话说，晚上座巴士要等很久的时间，划不来，不如直接走回家，还可以在路上吸吸新鲜空气。

话虽这么说，其实店里的人都知道，老范经济确实很紧张。老范由于一直在申请难民，出来打黑工，是不被法律允许的，所以就更受歧视。老板阿薛给他的工资仅仅是一个小时五块五，低于其他员工的最低工资七块二毛五的标准，干的活又最累，给师傅当下手，搞卫生。已经快四十岁的人了，一天整整十二个小时，干完活本来就要累得趴下了，别人往往是开车或者打车回家，但老范却要步行回家。

一年四季，除了大雨或者大雪天，没有谁见他坐过车，有一年圣诞节前晚上回家，由于抄小路遇上黑人劫匪，将他手里的几盒寿司和身上的十几块钱洗劫一空，老范还受了伤。要不是当时有人报警，警察联系老板到阿薛，还没有人知道他遇上了这么大的祸事。

在店里伙计们议论起老范被劫这件事，都觉得很气愤，但老范却笑一笑，说没事，大家过得都不容易，显然是在替劫匪打圆场。小姑娘阿美笑他太老实。老范取下他那个用胶布沾了好多圈的老近视眼镜，用衣襟擦了擦像酒瓶底一样厚实的镜片，用带有明显四川味的口音说：“肯定也不是啥子江洋大盗，无非就是没本事过不下去了而已！”说完，继续刨鱼鳞去了，脸上被打伤的地方依然还包着胶布。

有人偷偷地笑道：“老黑亏没有打烂老范的眼镜，不然，要重新配一个，他可是舍不得的。”

老范住的地方在约克市的东边，他其所以选这里，主要是因为房价便宜，这是一家广东老华侨专门为出租买的BUNGALOW，楼下BASEMENT被分割成了很多小间，一个房间一般是两百加币,他住的是角上那一间，由于没有窗户，便只有一百六十元。

老范本来可以骑自行车上下班，但由于高度近视，白天上班没问题，晚上回家就不好办了。原来他曾买过一个十五块钱的自行车，晚上回家由于看不清道路，曾经从上面栽下来过两次，一次在小巷子里几乎和一辆迎面而来的轿车相撞，所以他后来干脆就走路上下班了。

老范尽管眼睛近视，但运动机能并不差，由于生长在大巴山中，从小就满山跑，读中学时还是全县学生运动会的亚军，读县师范学校时，也是一名长跑健将，加上后来由于乱写文章，被任教的中学开除后，又长期在巴山市当“棒棒”，因此，尽管老范早年是一个老师，又是一个诗人，身体却不像其它文人那样弱不禁风。因此从寿司店到住处，别人要走一个小时的路程，他四十分钟就完成了。

回到住处后，照例大家都已经睡了。老范将寿司轻轻地放进冰箱里，供同屋的室友们明天随便享用。赶紧先去写个澡，然后在坛子里抓了一些四川泡菜出来，又理了一把小白菜，切了一小块香肠，准备煮碗挂面吃。挂面是上次在一个教会的FOOD BANK拿的，香肠是他去年冬天自己包的。一碗原汁原味的四川小面下肚，再打个饱嗝，老范感觉到舒服极了。

然后就半躺在床上看书。老范尽管多年沦为社会最下层，但社会影响并不小。不知道的人总以为它是一个普通的打工者，了解他的人知道他其实是一位公知和诗人。因此，老范平时也特别留心新闻，休息时间总爱看店里的几份中文报纸，还为杨猛办的《大华报》撰稿，但名字全是化名，同时也在美国的电子刊物上发表诗作。由于行事低调，一般人都知道老范是在餐馆打工的，很难将他与文字联系起来。

老范自打前年从泰国被约克市的民运人士营救出来后，就一边打工，一边积极支持民运的工作。尽管他平时连坐车都舍不得，但每年总会拿出五、六百加元资助民运。

一次来自巴山市的移民叶鹂和制衣厂的两位姐妹去寿司店吃饭，看到了收拾台面的老范，一下惊得叫了起来。说：“，这不是二娃吗？不是说你失踪了吗？啷个在这里见到了你？”

原来叶鹂父亲的老家也在巴阴县，和老范在一个村子里，叶鹂小时候回爷爷奶奶家，经常和老范在一起玩。那时候的老范叫范二娃，论辈分，叶鹂应该叫范二娃表叔。由于年龄一般大，叶鹂暑假回老家后，大家一起爬树，一起摘别人自留地里的黄瓜，一起下河游泳，真是快乐极了。但叶鹂随着年龄增长，也就逐渐变得势利眼起来，觉得自己是城里人，已经看不起这位小时候的玩伴。后来范二娃师范毕业后，在乡村中学教书。那年腊月，叶鹂的爷爷去世，范二娃帮着料理丧事，那些祭奠的挽联就是出自范二娃的手笔。文辞哀婉忧伤、催人泪下，一手毛笔行书，自然灵动。叶鹂的父亲对范二娃的帮忙表示极为感谢，但此时正在上电大的叶莉，却对巴山深处的这种土风人情表示了极大的不屑。这次与范二娃见面，已经根本没有了小时候的亲热，只是冷冷地点了一下头。因为范二娃乡村穷秀才的样子，他自然不愿放在眼里了。

听到叶鹂惊叫，老范也吃了一惊，发现是叶鹂。他从叶鹂叔叔的嘴里知道，叶鹂毕业后和巴山市沙洲坝区一个副区长的儿子结了婚，被安排在中国工商银行工作。听说工作待遇很好，住大房子，开小汽车，还被派到外国参观访问，很是神气了一阵子。结果他在重庆当棒棒那段日子，从报纸上知道，叶鹂的公公由于贪污和生活作风问题，被关进了监狱。后来过了几年，一次回家，听说叶鹂离婚嫁给了江北一个老板的儿子，生活好像更富裕了，还开着奔驰车陪着爸爸，回老家给她爷爷奶奶清明节上过坟，阵仗很大。

老范忙问：“你怎么也来加拿大了？”并接着解释说：“我97年是去了泰国。怕家里人担心，我没有告诉妈老汉，他们以为我丢了，你不是在这里发现了我吗！”说完笑了起来。

叶鹂也说，她是前年，也就是99年全家移民来的加拿大。十来年不见，叶鹂好像没有原来那么高傲了，头上也出现了一些白头发。“可能她也过得没有那么省心”老范心里想，寒暄了几句，便继续干活去了。

叶鹂尽管为人势利，并不想认出这么一个老乡来，但常年的空虚，却养成了极好八卦的生活习惯，便如数家珍地当着同伴的面讲起了老范的“笑话”。

原来，老范也就是当年范二娃，大号范世杰的他，师范毕业后，在巴阴县大场中学教初中历史。由于他知识渊博、讲课又生动活泼，所以极受学生欢迎，并在全县初中文科教学比赛中，获得了第一名的大奖，一时风头无两，但在课堂上却常常流露出一些思想不正确的说法。比如，大骂闯王李自成、大骂太平天国运动领袖洪秀全，等等，让校长感到十分头痛，不过都在可以容忍的范围之内。

到了89年春季，当北京64运动波及到巴山深处的时候，老范可就“露出反动面目”了。他不仅在课堂上对学生讲那些打倒官倒、清除腐败的道理。更在校园里、镇政府门前的墙壁上，贴出了支持自由民主的大字报，往往是群众们晚上看中央电视台天安门广场的报道，白天来看镇政府的大字报，其大字报写得辛辣而流畅，讽刺当官者白吃白喝，痛陈农民生活的艰难。而且大字报也传进了县政府，一些年轻的官员为之暗暗叫好。乡里年长一些的人也悄悄在传，说徐向前的红四方面军要回来了，当官的作威作福的日子要到头了！老范的大字报一下还被赋予了某种迷信色彩，说范世杰是文曲星下凡，是来大巴山救苦难百姓的。尽管文曲星救老百姓之说近乎荒谬，但却反映了老范的行动带给当地百姓的期望。当时只有二十三四岁的老范，一时却成了全县的风云人物。

其实当地许多官员早就对老范恨之入骨了，只是鉴于北京的形势不明朗，个个都在冷静观察。大场镇党委书记黄飞虎的女儿就正在初三班上老范的历史课。早就向她爸爸报告了老范在课堂上的言论，这一段时间，无论老范写的大字报，还是上课期间讲的话，她和一个叫小玲的好朋友都偷偷记了两份在日记本上，晚上吃饭的时候向爸爸仔细讲述。

作为镇委书记的爸爸尽管没有说什么，但却对关于范老师的事似乎很有兴趣，每当女儿晚上吃饭的时候说起，他都很认真地听着，并不时停下正喝着的剑南春酒，皱起眉头沉思，还要问其他老师和学生都说些什么？女儿知道，爸爸以前吃饭的时候从来不扯工作的事，剑南春一喝就是半瓶，他是从来不让人打断他酒兴的啊！

老范当时的行为，除过镇委书记很关心，远在十几里外的全家更是位置心急火燎。他父亲和哥哥分别来过镇上几次，叫他不要乱说乱动，免得给家里惹祸。尤其是老范准备年底就要结婚了，这种行为让未婚妻家也捏了一把汗。由于双方家庭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多少年来党叫干啥就干啥，党叫往东绝不敢说个“西”字。听说二娃在课堂上讲了一些和党的路线方针不一样的话，他们本身就很担心，由于搞不懂李自成、太平天国啥哩究竟是怎么回事，就也没法说他，而且他讲课还拿了个全县第一，给家里争了很大的光，好像也没有啥子大毛病。但现在你说农民日子过得苦，当官的有问题，这可是明显的反革命啊！反革命啥概念？是要砍头的啊！30年前公社医院的陈医生说农民有人饿死，最后在县里被枪毙的事，不是给你说过多少遍了吗？咱家几辈子在土里头刨食，好不容易出了你一个吃公家饭的，你不老老实实教书，你这是要给家里人惹祸的啊！

老范的父亲就这样反复说了好几次。哥哥也拿他丈人家村子里解放初枪决私塾教师的传闻吓唬他。无奈当时的范世杰，既不像现在的老范这般成熟，也不像小时候的范二娃那样听话，当时是一个自认为精通历史，中国的民主自由舍我其谁的热血青年，根本就听不进去父兄的意见，甚至那个甜美娇小的未婚妻对他的劝告，也视为妇人之见，岳父的话则更被他当成了耳边风。

终于坏消息来了，五月十九日北京戒严，镇党委黄飞虎书记打电话给镇中学的校长，了解范世杰最近的情况，县教育局长也打电话来了，要学校密切注意范世杰的动态。校长本来就对老范看不惯，但碍于他在全县教育界有一些影响，平时二人也就相安无事。现在北京一戒严，显然范世杰的好日子到头了。于是，校长便阴阳怪气地提醒老范注意一下影响，并明确指出，镇党委和县教育局都在盯着他。

但当时的范世杰哪里在乎这些，他觉得自己正在和北京及省城的学生同呼吸、共命运。而且更是积极在本校和其它几个学校的青年教师之间串联，并将从收音机里听到的消息写成简报，在镇政府门前传播。

家里人尽管一再来学校劝他，他开始拒绝，后来就索性躲在其他教师宿舍里不见。由于学校上课已经很松散了，所以，他后面有几次上课也没有去了。但他可能没有注意到，镇派出所的民警，穿着便衣进进出出学校已经很多次了。

六四早上，当老范从收音机里听到六四开枪的消息，他几乎要疯狂了，他在镇政府门前的小广场上，在一张大白纸上写了一首诗，内容是

六月四日

北京

血

其中“血”字是割破手指，用不断涌出的鲜血写成的，“血”字占了大半张纸，眼泪又把这个血字冲得血迹纵横斑驳！

自然，老范后来的结果可想而知，被抓进监狱、被学校开除，被判刑四年------最悲催的是，等范世杰出狱的时候，未婚妻已经早就嫁作他人妇，儿子都已经三岁了。而自己已经年近而立，成了一个还要继续接受社会监督改造的一无所有的人。

老范这段经历无疑是悲壮的，也是悲催的，但叶鹂说出来的语气却极为轻佻，充满着看热闹的味道，而且带着幸灾乐祸的小市民口吻，引得她的两位同事感叹：“好傻啊！”“这个人好幼稚啊！”

看看，现代社会仍充满了鲁迅笔下的“看客”和“市井的飞短流长”！

老范出狱后，更坚定了中国必须实行自由民主制度的决心，因为他在监狱中遇到了两个所谓的“反革命”，一个叫章林，一个叫文天德。他们原来都是七八、七九级北京的大学生，由于受北京西单墙的影响，在学校期间就投入了中国民主运动，但走上社会后，仍然不放弃理想，最后被关进了巴川监狱！

老范出狱后，处处受到歧视，觉得在家乡待下去也没有出路，于是便向镇派出所申请去巴山市当“棒棒”，结果很快就被批准了。“棒棒”是巴山市外来人口的一种职业，就是拿起扁担替市民搬家、搬运东西。由于巴山市是一座山城，行车不便，所以“棒棒”揽活的机会很多。老范觉得干棒棒工作一来自由，二来在巴山市也可以了解一下外面的世界，三来也不愿忍受当地人那种看自己的奇怪的眼光。他觉得自己本来就是为了乡亲们的权益进的监狱，到头来却被嫌弃，将自己和小偷、抢劫犯、强奸犯画上等号。于是他便理解了鲁迅当年的悲愤，也理解了谭嗣同、理解了夏瑜。

叶鹂在回家的车上，又给同事讲起了老范在山城当棒棒的故事。其中一次是给她的弟娃搬家，帮了一天的忙，按行情应该给二十元的费用，但她的弟娃却以老乡套近乎，最后给老范管了两顿小面了事。本来这种事是很缺德的，但这家姐弟却以此为得意，似乎老范是一个不知道两个多一个少的傻子似的。老范清楚，这其实是巴山市一种浅薄的市民文化：你如果不开腔，那你便是傻！同时这种文化便衍生出了另一种文化特色：许多人好自作聪明、好炫耀、好下结论。

来到巴山市，老范觉得工作虽然辛苦，但生活得却很快活。一个是他在一个大城市里生活，见识大大增长，另外，这个城市有许多图书馆、书店，让他的知识也得到了进一步丰富。尽管给人搬东西往往要使大力气，又脏又累，但三十出头的他，正在当年，也不觉得有什么干不下来的，而且这工作自己给自己派活，不愿意干了，就拿本书在出租屋内看。

老范和一个比他大几岁的同乡“棒棒”老石头合租了一个城中村农民的房子，房租不到二十元一个月，吃饭就在屋檐下的蜂窝煤炉子上做。老范一个人吃饱，全家不饿，倒比做中学教师省心了很多，而且收入也比中学教师高，来巴山市做“棒棒”的第二个月就给家里寄了100元回去，这让一直为他担忧的父母亲稍微放宽了一点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