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8年的一天，天津市和平区沈阳路正阳春饭店附近，突然响起了一声尖利的：“毛主席！”

这三个字一下子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正在吃饭的，在大街上走路的，还有附近的其他饭店吃饭的人们都停下了自己原本正在做的事情，抬起头四处张望毛主席在哪里。

唯有一群人心里一下子慌了。这群人以毛主席身边的警卫李银桥为代表，他们立刻停下了自己的碗筷，护住了正阳春饭店二楼的一个人影——没错，此人正是毛主席。

这一天，毛主席原本是到天津南开大学来视察校办工厂的。这个消息传开后，当日南开大学几乎所有人都挤在了毛主席的必经之路上。

主席每走一步周围都是熙熙攘攘的人群，到处都是震耳欲聋的掌声和欢呼声，所有能站人的地方都被挤满了。

这个场面是在毛主席身边工作多年的李银桥都很少见到的。毕竟主席的安全问题是绝顶大事，他身边聚集的人越多，越有可能给别有用心的人可乘之机。

因而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为保护毛主席的安全，每一次他的出行都必须经过缜密规划，确保万无一失。大部分时间毛主席都深居简出，很少露面。

用李银桥的话说：“他稍有疏忽，就有可能出惊天动地的岔子，谁又敢担这个责任？”

在南开大学的校园中，明知道平日里不许闲杂人等进入的校园已经算是比较安全了，学生中也几乎不可能有想要对毛主席的安全造成威胁的人，大家只是十分激动能看到毛主席而已，李银桥还是出了一身的汗，心都提到了嗓子眼里。

将所有道路都占满的学生让毛主席没办法离开南开大学一步，尽管他自己倒是很高兴能和学生们亲密接触一下，身边的警卫员们却实在不敢冒险。

李银桥紧急与天津市警卫处处长李侃协商调来了一辆随行的华沙小汽车。这汽车空间相当小，身材魁梧的主席坐进去相当“委屈”，平日是根本不会给主席坐这样的车的。

不过事急从权，这辆车调过来是最快的，也只能先委屈主席坐这辆小车了。

李银桥等随行警卫员护送在小车前后，经过与学生们的“搏斗”，才“突围”出了南开的校园。远离人群的一刻，李银桥的心里松了一口气。

但当时的他还不知道，与这一天接下来发生的事情相比，南开校园属实是小场面了。

这一天中午，兴致高昂的毛主席提议去吃烤鸭。警卫们虽然觉得不安全，可也不好扫毛主席的性质，毕竟只是去吃个烤鸭而已。

经过周密准备后，他们避开了人们的视线进入了天津一家老字号的烤鸭店——正阳春鸭子楼中。

据店里的老员工回忆，当年毛主席下车后就问随行人员：“这家饭店是什么字号？”

随行人员答道：“叫做正阳春。”

毛主席当时就称赞了一句好名字。进入之后他先打听了厨房在哪里，随后走进操作间，和正在忙碌的师傅们打招呼道：“同志们辛苦了！”

在正阳春鸭子楼工作的师傅们万万没想到毛主席就这么出现了自己的眼前，一时间喜出望外。不仅如此，毛主席还亲切地和每一个人都握了手，并询问道：“有没有休息时间？每个月挣多少工资？”

慰问了饭店的工作人员后，毛主席被安排到饭店二楼的一个包间里吃饭。多年的战斗经历使主席养成了快速吃饭的习惯，在身边人都还没有吃完的时候，他率先结束了自己的午餐，并站起来走了走。

谁也没想到的是，在对面楼上有一个妇女，无意之中往这边瞥了一眼，就看到一个非常熟悉的身影。她再定睛一瞧，瞧准了真的是毛主席后，激动地脱口喊了一声“毛主席！”

接下来的事情就不太可控了，正阳春鸭子楼附近瞬间围满了热情欢呼的群众，大家高呼着“毛主席万岁！”

这个消息越传越广，周边的人们很快都知道了毛主席正在正阳春用餐，于是就有越来越多的人往这边涌来。

毛主席此时很想出去和群众们见见面、握握手，但是警卫员们则坚决不允许。

这个情况可比在南开校园中复杂多了，主席万一受了伤，这个责任谁承担得起？引起怎样的后果谁有说得准？最后，毛主席只能在二楼的窗口和群众见见面。

一个下午的时间里，毛主席先后六次推开窗户和群众招手示意。这个行为不仅没有安抚到群众，使得大家心满意足地散开，反倒是因为见到了毛主席更加激动，涌来的人群越来越多。

这顿中午饭一直吃到了下午五点多，过了六个多小时后毛主席还是没能离开正阳春鸭子楼。不得已警卫员们联系了天津警备区，他们派了一个排的战士赶到饭店，硬生生从人群中冲出了一条路，又推进来一辆华沙小汽车。

毛主席身边的护卫们上午刚刚涨了“经验”，他们以更快的速度围护着毛主席坐到车里，随后沿着警卫排战士们开出的路，花了很大的力气硬生生把车子推出了人群之中。

回忆起这次的“大场面”，李银桥很久之后都心有余悸。据说事后清理现场的时候，丢失的鞋帽、手表、钢笔等收了足足七筐之多，因为踩踏、推搡而受伤者也有不少。

后来天津市公安局的领导们专门去慰问了伤者，他们却说：为了看毛主席受点伤不算什么。

李银桥后来曾回忆此事时还打趣道：“当年打仗也没被这么围过，差点成为了天津人民的‘俘虏’”

成为国家主席之后身边的安保措施更加严格，以至于几乎脱离了普通人的生活，这一点始终让毛主席很遗憾。他一有机会就要“越界”，到各种各样的地方品尝小吃，接近人民群众的真实生活。

在小学语文课本中记载了毛主席在西安吃羊肉泡馍的故事。在延安生活多年的毛主席，的确对当地的牛羊肉泡馍钟爱非常。

为此，西安的老字号同盛祥还特意在背景筹备了一家西安清真风味的饭馆。离开延安之后他每次到西安办事，都免不了要吃上一碗羊肉泡馍。

1955年5月的一天，毛主席到西郊参加一个会议。返回途中他突然在车上说：“肚子饿了，想吃饭。”

当时陪同在身边的机要秘书高智答道：“主席，快进城了，我们回家什么都不做先吃饭。”

毛主席却不太高兴地说：“不，我们找一个饭馆去吃。”

高智很知道毛主席的心思，他就是想体验一下老百姓的生活，因而痛快地推荐了新街口的新开的这家羊肉泡馍馆子。

当然，到了之后安保工作还是要做一下的，在高智等人的沟通下，毛主席一行人被安排在了一间用木板隔开的小隔间里用餐。

熟悉的味道和正宗的西安风味让毛主席吃得很高兴，但在吃完饭结账的时候，一行人都傻了眼：由于事先没有做出来吃饭的准备，几个人身上的钱加起来也不够付这六元三角几分的饭钱。

不得已，高智只能对饭店的人说：“实在对不起，我们是路上临时决定来吃饭的，明天一上班我就把钱送过来可以吗？”

饭店的老板也是爽快人，很痛快地就答应了。第二天一上班，高智专门骑着自行车把饭钱送给了饭馆。

虽然有这么一个小插曲，这家羊肉泡馍的美味还是印在了毛主席的脑海里。1956年10月缅甸领导人吴努访华的时候，毛主席又特意到这家新街口的西安饭馆吃了一顿羊肉泡馍，这顿饭陪同的人还有彭德怀元帅、翻译程瑞声等人。

一行八个人的队伍称得上“浩浩荡荡”，他一走进西安饭馆就被群众认了出来，大家瞬间激动了起来，纷纷喊道：“毛主席来了！”

主席赶忙嘱咐饭店经理：“不要影响大家吃饭，也不要弄豪华，我只是路过来吃碗羊肉泡馍。”

不过，毛主席来这家店吃羊肉泡馍的消息还是传了出去，虽然这一天他没有经历六个小时的“围堵”，但这家店的名声打了出去，后来成为了北京的一家名店。

多次坚持到饭馆吃饭，不是因为毛主席嘴馋，而是因为他很想深入人民群众之中，体验人民群众的真实感受，这一点多年以来他都很坚持，有的时候会牺牲一些安全方面的因素。

毛主席在1927年春天的时候写过一首《菩萨蛮·黄鹤楼》，在蒋介石破坏国共合作，发动内战之际，表达了自己心潮起伏的苍凉心境，以及绝不会放弃自己前进道路的决心。

毛主席很喜欢游历武汉，也多次前往黄鹤楼游览。在权延赤的书中回忆了毛主席1952年春节时游览黄鹤楼的情景。

1952年春节毛主席是在武汉度过的，他在这里游览龟山、蛇山，登上了黄鹤楼。

在外出游览之前，安全部门一再坚持要毛主席戴上口罩。主席本人是不太愿意戴口罩的，但刚建国三年，国内的情况还称不上稳定和安全，周边的景点又都是人流汹涌的地方，他不戴上口罩实在不能让身边的人放心。

1953年2月还称得上是多事之秋，抗美援朝战争尚未结束，国内的国民党特务活动还十分积极，时局的复杂不容人们有一丝一毫的放松。

毛主席也明白这一点，因而尽管不愿意佩戴口罩，他还是顺应了安全部门的想法。

最终，毛主席还是戴着口罩与群众一同春游。说是“一同”，其实也没有那么同样，身边的警卫员和卫兵们始终在毛主席身边警惕着。

人算不如天算，游览蛇山的时候，毛主席偶然看到了一个卖油炸豆腐的老人，就和对方攀谈了几句。就这么几句话，旁边刚刚买了油炸豆腐的两个小女孩就认出了戴着口罩的毛主席，惊喜地喊出了声。

“毛主席”这三个字，无论在哪个地方都像是集合令一样，周边的游客们立刻潮水般向声音发出的地方涌来。

蛇山一时间被围得水泄不通，一些警卫人员都被挤散了。原本护卫在毛主席身边的人们不得不将毛主席围在中间，避免他被人潮挤到受伤。

在身边的罗瑞卿当机立断，询问道：“要不我们去黄鹤楼上休息一下吧。”

这其实是一出“缓兵之计”，将毛主席转移到楼中之后，调动警卫力量会方便得多。毛主席一挥手就开始向黄鹤楼走去，罗瑞卿亲自在前面开路。

由于身边的人实在太多，在2月份的武汉，天气还在零度左右的时候，人们都热得忍不住解开了衣服。下蛇山的这条路着实不容易，走了整整两个半小时。

下到长江边上，警卫员们迅速护送毛主席上了一艘船。登船后毛主席才有空摘下口罩，向岸上的人们回头招手。真正看到毛主席的人们顿时欢呼了起来，掌声雷动。

虽然这一次“有惊无险”，毛主席也没有受伤，护卫在他身边的罗瑞卿等人后来还是向中央政治局作了检查，检讨自己的安全保卫工作没有做到位。

毛主席丝毫没有怪他们的意思，只是调侃了一句：“真是下不去的黄鹤楼！”谈及此事时，他是非常高兴的。

同样的场景在新中国见过之前就曾经发生过。1949年5月2日，毛主席到颐和园看望自己的一名诗友。

这次行程称不上是完全保密，但身边的警卫人员自然是要始终跟着的。没想到的是，到了颐和园的门口，毛主席一下车就被人认了出来。

虽然当时还没有建国，但北平和平解放之后，已经有很多毛主席像在北京市民中流传开来，大家都对毛主席的形象非常熟悉了，特别是年轻人。

有一个人认出了毛主席并喊出了声，旁边的人就都知道了，毛主席身边又在短时间内被围了一个水泄不通，身边的保卫人员被打了一个措手不及。

好在这次的人群中没有混杂有别有用心的人，尽管保卫没有完全跟上，毛主席的安全也没有遭到威胁。

但这种情况一再出现显然是不利于保护毛主席的。为了毛主席的安全考虑，警卫部门不得不给他做了一个规定：出现在公共场合的时候，必须佩戴口罩和墨镜。

毛主席自己并不愿意，口罩和墨镜让他感觉很不自由，他已经习惯了与老百姓无拘无束地相处，这两样相当于树了一座围墙在他和百姓之间。

美国记者安娜·斯特朗在延安采访毛主席时，曾经惊讶地发现了他和人民群众之间毫无距离这一点。

1946年两人在毛主席的窑洞中进行深入谈话的时候，突然听到窑洞上面有明显的响动。安娜一下子紧张了起来，生怕是有人要对毛主席不利。

但她转而一看毛主席很从容的样子，像是习以为常，她忍不住问了一句：“谁住在您的窑洞上方？”

主席随意地说道：“大概是我的邻居小孩吧。他们对我的外国客人可能比较感兴趣，所以要在上面看你。”

安娜是半信半疑的，她立刻起身环顾四周，果不其然看到了几个普通的陕北农家孩子。当时她惊讶非常，没想到居然普通的孩子都能出现在领袖的住处附近。

后来她在自己的著作《斯特朗文集》中感叹道：“毛主席不是隐匿自己的神秘人物，他不过是这些普通农民的友好领导而已。”

更早见到毛主席，也是更加了解毛主席的埃德加·斯诺，曾经在自己的著作《西行漫记》中回忆自己几次同毛主席一起去参加村民和红军学员的群众大会的经历。

“他毫不惹眼地坐在观众的中间，玩得很开心。”斯诺如是写道。

他还记得有一次在抗日剧社看戏，休息的时候在场群众一致要求毛主席和林彪一同来一次合唱，这样的氛围也让斯诺深受触动。

战争时期和人民群众毫无隔阂的毛主席，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反倒要用墨镜和口罩来保护自己，避免被人们围起来。

人们群众想要见一见毛主席，和他握握手的愿望没那么好满足了，他自己深入人民群众之中的愿望也没办法满足了。

只是他也理解并承认，自己每到一地都会引起轰动，甚至引起交通瘫痪也不是办法。

搬进中南海之后，口罩就成为了毛主席个人出行必备的“装备”之一。能使用这个“装备”的时候其实也并不多，因为他不能随便逛街、随便游园，也不能随便进电影院，去百货商店买东西也是不被允许的。

但毛主席是不愿意脱离群众的人。偶尔有那么几次，他会悄悄跑到北京郊外农民的菜地里，看看庄稼的涨势和收成，与农民们拉拉家常。

1952年，德胜门外马甸村的一个老乡就迎来了这样一次惊喜。当时他正在地里浇水，农田小路就走过来一个戴着口罩的人蹲下来和他聊天。

他蹲下后很快就摘下了自己的口罩，这名老乡惊喜地发现，这居然是毛主席。

后来，把口罩摘掉和群众聊天就成为了毛主席一种难得的享受，正是因为这种机会越来越少，他才越来越反感自己的口罩和墨镜。

1953年，毛主席视察湖北黄石钢铁厂的时候，曾经坚持不戴口罩参观铸造车间。从事过相关工作的人一定清楚，高炉铸造时烟、火、硫磺的味道相当刺鼻，戴口罩不仅是出于安全考虑， 也是对自己鼻子的一种保护。但主席不愿意戴着口罩和工人们交流，坚决要摘掉。

当时毛主席的保健医生悄悄地从自己的口袋中摸出了一个口罩。主席眼尖，看到了口罩的一个角就严厉地瞪了他一眼，手上就那么一砍，保健医生就赶忙将口罩收了起来。

当时我国的生产力还不高，工人们在工作的时候都不戴口罩，毛主席不愿意搞特殊化，保健医生也是理解的。

次年，毛主席参观杭州郊区的时候，考虑到毛主席的安全，当地公安机关特意到郊区清场。

主席到了之后发现周边都没有人，就很不高兴，问道：“群众都哪去了？”

相比于自己的安全，他永远考虑更多的都是领袖与人民群众之间的关系，他很怕自己在领袖的位置坐久了，脱离了群众，就不能带领群众向正确的方向前进了。

1957年，毛泽东和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三大”代表在一起

对于人民和主席之间的关系，毛主席用过“三个臭皮匠，赛过诸葛亮”这个说法。

他说：“中国有千千万万的群众，就有千千万万的“诸葛亮”，每一个村镇和集体都有自己的“诸葛亮”。所以领袖更走到人民群众中间去，向人民群众学习。

面对面的见面和讨论被口罩阻隔了，毛主席想出了另一个到人民群众中间去的办法：外出视察。

他花大量的时间用于北京之外地区的视察，有的年份甚至有三分之二的时间都不在北京城内。他的足迹踏遍了祖国的大江南北，不断与当地的人民代表谈话，视察当地的工厂、车间。毛主席专列轰隆隆的声音响彻华夏大地。

他的列车可以随时停下来接见当地的群众。他所见的群众代表并不要求是党员，更不要求有公职，反倒是越贴近田间地头，他越觉得踏实，越觉得高兴。

1958年，毛主席在湖北视察武昌第一纱厂(现武汉国棉六厂)。

在接见孝感的种棉花能手晏桃香的时候，她不巧正感冒了。地方干部以及她本人都很担心这一点，反倒是主席本人毫不在乎，见面的时候还幽默地说道：“你是不是对我很感冒啊。”

毛主席的人民情怀是实实在在的，存在他身上一辈子的。埃德加·斯诺在谈及毛主席的人民情怀时，曾经称他有一种“天命的力量”。

斯诺进一步解释道：“这个人身上不论有什么异乎寻常的地方，都是产生于他对中国人民大众，特别是农民的迫切要求作了综合和表达。”

也就是说，毛主席始终都会站在普通人、站在大众的角度思考问题。很少有领袖能做到像毛主席这样。

当国外的领袖越来越多作秀表达自己“接地气”的时候，毛主席生怕自己看得不够，与人民群众接触得不够的精神，更加让我们明白自己生活在一个怎样的国度中，有着怎样的领袖带着我们、带着我们的国家继续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