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昌外科医院家属社区的生态环境

我的母亲1953年进入南昌外科医院在开刀房任护士，一所南昌最大的医院。很自然，我自小与大大小小的医生（知识分子），以及连后勤人员也不待见的护士有接触，而且我19岁时也进入该院当工友，清洁工。

话说，2008年10 月我回国去南昌。因为时差的缘故，早早起床去医院家属社区看看，见到过去的一些老医生，老护士和老职工在晨练，他们既是我的长辈也是我的同事。大家虽然都驼背变老了，但风姿依旧，山中一日世上千年，加拿大肯定是那个没有烟火气息的山中？

一位前辈的前辈老护士长，军队南下干部，一口河南话，说，“我的儿子嘛，买了几栋别墅，在深圳开了公司…，”。我认识这位老护士长的儿子，高大帅气，聪明灵光，可惜当初高考发挥失常落第，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我寒酸得没救了，大数据时代的加拿大杨白劳回乡了。我还是躲着点好，别自作多情与人去怀旧，追寻过去的记忆。还有人说起饶大主任医生的爱儿，著名神经生物科学家兼校长阿毅，竖起大拇指，大赞，“民族英雄，爱国者”。我更觉惭愧，无言以对。因为，我也是当年，改革开放初，从这个医院家属区考出去的孩子，怎么面对“江东父老乡亲”。

退休了。我能自娱自乐，在网上码字，我考上大学那年，语文勉强及格，姑且简单描画1980年以前的医院家属社区环境生态。我在省级和县级医院家属区都住过，因为我家曾经下放过5年。我不到2岁，父母离异（都未再婚），我的母亲职务没挂长，年老还在值夜班。父亲直到退休还是税务局科员，原地踏步。

记得1966夏文革开始，我也不明白，那些有大专以上学历的，与工农兵一样吃喝拉撒，行事更谨小慎微甚至萎缩，为了蝇头小利会争执的一群，为何归类为知识分子，被标签为臭老九，靠边站。其实，回望过去，我的感觉，文革前后，或许是当下，根本就不存知识分子，所谓知识分子仅仅属于那些掌握自己所学专业的人士而已。可以说，他们几乎没有人文学基础背景。而医生的职业更特殊，他们并不臭，还挺香的。尤其那些看得开，年富力强，带点油腻的业务骨干，有的虽然文革中暂时被打倒，但还是可以被利用，开刀手术可不是喊政治口号，紧急情况下还是要有真本事上手术台，应证民间传说“宁当良医，不做宰相”朴素道理。相对一般群众，医生的生活还是算滋润，当时民间流传一句谚语：一要听诊器（医生），二要方向盘（司机），三要杀猪刀（卖肉）。前面三种职业者因为与人打交道，无论如何都有社会关系人脉，有人求，可以利益等价交换。其中，医生毫无疑问，显得更体面，文化层次高。

1978年，因为老住院部翻修，医疗业务暂停，我被安排在电工房上班，有线电工非常简单，装插头，接保险丝，最有技术含量的，就是装日光灯。若去某家修理照明电路，只要领头师傅高兴，顺便免费将白炽灯换成日光灯，主人都会很高兴，工人，领导和医生都一样，无区别，是人嘛，都喜欢占便宜，况且，日光灯使得拥挤的筒子楼住家立刻蓬荜生辉。与人方便，自己也得方便，下次找他们办事也容易。如帮人泡病假，让医生写个假条。还有医生帮我写个便条（那时通讯不发达，没私人电话），去找菜市场剁肉师傅。

作为工友的我，还要去院外跑腿（那个年代没有小车），通知某主任，或医生来开刀房紧急救援。某天傍晚，我去叫G医生，他骑车载我返回医院，见到交警时，他安慰我“崽粒子，坐稳了，不要怕，我认识那位交警，交通大队的队长也是我的朋友”，我无比崇拜，说，“G医生，你，你，你，太杰棍了，路路通，到处都是角”，G医生,吸口香烟，笑笑，“我的打还不大，算犀利（算什么）呀，能治白栋才（老省委书记）眼睛，那才叫有通天的本事！”哈哈，G医生骑车载着我飞奔外科手术室，那个时候叫开刀房。

物质匮乏，生活用品凭票供应。我们的政治学习也是走过场，以打扑克钻办公桌为结束。政治口号不能解决嘴馋和肚皮，无论大医生，还是一般职工，大家普遍话题则是，哪里可以搞点计划外的食品。除此之外，老职工还担心还在下乡的，以及留城待业孩子的前途。医院家属楼区，常常见到有陌生人拎着鸡蛋、母鸡、肉类食品来询问打听某某医生的住处。有的送错了门而被收下，为此，造成医生与医生之间产生矛盾。

网上公号“知识分子”有篇文章，介绍一位美国生命科学家阿林，他在恢复高考前，曾经是位林业局卡车司机。我与这位阿林曾经同住南昌一个社区，文革后期年代，一般年轻人是很难找到国营单位工作的，更遑论进入事业单位任职被人奉为大爷的货车司机，令众人挤破头去争夺的职业。由此可见，阿林的父母肯定认识某位实权大人物，我知道其父母是大医生。按当时南昌人的说法：“好大的打”——路子非常野。扯远点说四川吧，没考上大学的著名作家余华，国内外媒体夸他，说，他在成名之前曾经是位牙医，其实，他就是个牙科学徒罢了，真没什么可吹的，只能说，在那个小地方，余的爸爸面子大，所以儿子才能照顾学拔牙，当个普通技士，但在当时，的确是令万人羡慕的。就我母亲所在外科医院而言，高考恢复前，职工子女安排工种，全凭父母面子大小，大医生的孩子工作相对轻松，可以去“以工代干”。我，只能干大家挑剩不要的工作，医院清洁工。当然我还是“磕头上香”感恩，起码比下乡强千万倍。不过要说明一下，医生也有不得志的受气包。我估计，45年前国内医院家属社区生态都一个样。就南昌而言，孩子几乎在一个学校就读，比聪明学习能力，大人比社会资源人脉关系，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南昌话叫“你有几大的打，打，大不大”，能否“通天”。医院无法安排子女好工作，可以想办法走关系去国企，当年，老南昌手表厂，电影机械厂，无线电厂，仪表厂，运输公司等都是响当当的，要削尖脑袋，走大关系才可以挤进去的地方。

改革开放后，高考恢复正常，整个医院上上下下的话题的中心又转为考大学，北京上海首选、南京武汉广州好过省内，家门口念大学也高兴，至少解决就业问题。南昌夏季酷热，家家户户门窗畅开，职工住房又拥挤，哪户，一点微小的声响都会惊动左右邻居，1978 年夏天，酷热炎炎，整个医院家属区不时震撼沸腾，此起彼伏，比原子弹爆炸更威，砰砰砰…，大家从午睡中惊醒，又是谁家的孩子上了高考分数线，一家三代，悲喜交加。接着又是谁的孩子被名校录取，父母抱个大西瓜切片送至各家各户。那个年代，大家还没有外出饭局的经济能力，谢师庆贺酒席只能办在家里，热闹场面真是让家属区同事熟人羡慕不已。

孩子考上了大学，父母骄傲更得荣耀，别人还会夸“你孩子争气，有出息”。有些医生造发差点，比较背运，不得志吧，但他们的子女却中头彩，被清华北大复交录取，忽然之间，扬眉吐气，叼着烟，边走边回应别人的赞许，“哈哈，我屋里的崽粒仔，真会争气”。孩子之间相互比，聪明，顶子，杰棍，无挡。多少泪水和欢笑…。当然，个别志向高远的孩子，虽然北大清华等现代985院校落选，但在他们的心中，已经埋下了“复仇”的种子，是金子总会发光的。经历几十年卧薪尝胆，他们迂回包抄，终修正果，登上Nature，Science，Cell封面榜，荣归故里，甩那些当年高考高分者几条街…。并且，他们还不忘顺带夸自己在美国出生的孩子，都有了既能赚高薪，又属高大上的职业，况且还是毕业于血统纯正的藤校。

回望过去，无论如何，我应该感谢我居住生活过的医院家属社区，否则，没有什么能激励我去往前奔。另外，感谢家属社区那些当年在南昌二中，十九中念重点班的应届高中生，他们借给我自己学校的数理化模拟考试卷（属违反校规），虽然我只能浏览2小时，但对我的高考复习非常有益。我还怀念1970-1980年代社区的公共厕所，虽然那里蝇蛆成堆，臭气熏人呛肺，那却是我的“醒吧克”，公厕味道接地气，对我可以醒脑，尤其，下班后的困乏。当然，公共厕所也是我们过去的交流平台和微信群，什么样的信息都有，国际国内政治形势，物价走向，高考热点。我常常在如厕期间，向那批应届高中毕业生请教难题解答。

几十年转眼即逝，我早已步入花甲。我怎么给知识分子一个准确的定义？没有，我在国内卫生部院所和高校工作17年，去哪儿能找高大上的人？如今大数据时代，流量就是一切，只是不断见到，一批又一批将科学转化为性感（make science sexy）的帅哥美女。人，生来带有“原罪”，人，无论是谁，包括我，喜欢披着的道德的外袍，其实里面爬满了虱子，去不断的指责别人。基督的光照之下，我们内心黑暗，如虫如蛆。世上已经没有知识分子，只有穷人和富人，更好听的说法，成功的人和失败的人。人，无论学识多高深，首先关心的是自己的名利。整个社会生态是崇尚争竞，歧视退让，而且还要带上政治正确的光环。当下，给社会带来的最大的正能量，无非是，名校本科，血统纯正。某领域大咖，自驾穿越，扬帆环绕地球，最低也得有美妙身段和靓丽的舞姿和歌喉，跨界开通视频直播。知识分子只剩概念，社会精英反复使用它，甚至滥用，成为一个高大上的身份。每个人的工作、生活中见到的，却是知识分子的基本精神严重缺失。返璞归真，总之，大家都是凡人，并且是带罪的病人，唯有基督的救恩，才能拯救和医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