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二三厂的变迁

沈阳二三厂是我出生长大的地方。

这个企业由当年的东北军区成立于一九五零年底，是专门为安置朝鲜战场上的志愿军军纪犯而设立的工厂。

厂址位于北陵公园的东南方，沈飞（１１２厂）和抗美援朝烈士陵园的南边。厂区原来是满清开国功臣武勋王杨古里家族及奶妈坟的墓地，家庙就被改成了工厂的大礼堂。以前门口还有白色大理石的石狮子，家属院旁边有一个当年的石狮子基座，那时候大家都坐在上面玩象棋。我小时候那一带还有很多乱坟岗，各种施工很容易就挖出骨骸。

初期，这里更像是一个集中营，有围墙刺网和哨兵看守，但对这些军纪犯看管又不是那么严格，还是比较自由的。随著这些军纪犯的到来，也有一部分部队转业的干部。其实这些干部也是因为各种原因被部队淘汰下来的。

还有一些原来是国军的官兵，从朝鲜撤军后继续留在部队不被共产党信任，于是就被安置到二三厂。

大概是到了1957年，驻扎在朝鲜的志愿军已经基本撤回国内，已经没有更多的志愿军军纪犯需要安置，于是东北军区将二三厂移交沈阳民政局管理。

民政局接手后就开始安置很多聋哑人和收容的盲流，孤儿院里长大的孩子，还有一些有流氓窃等轻微犯罪经历的刑满释放人员；政治上被迫害的干部和小知识分子。因为聋哑人在职工人数较大比例，周围地区的许多人根本不知道这里是安置军纪犯的地方，反而以为是专门安置聋哑人的企业呢，所以远近居民都知道二三厂哑巴多。随著聋哑人而来的还有几位知识分子模样的美女哑语老师。

我的父亲因为在反右运动中说了一些公道话惹得他工作的铝镁设计院领导向当时的东北重工业部长吕东（父亲的同族远亲）告状，惹得吕东极为不满，父亲也不示弱，直接退党辞职，离开铝镁设计院。与原来也是设计院的同事合伙开了一间绘图社，开了不久就被公私合营并入了二三厂。因为父亲是科班出身的工业会计，所以父亲在二三厂就做了会计。

二三厂的干部都是原来的老革命、老军人，有红四方面军的老红军，抗日干部，伪满时期地下党的区委书记，因为出身地主家庭被逐出公安局的警官等等。这些干部有的是朴实又没有什么能力的大老粗，在部队受排挤，没有升迁希望就转业到这里，褚长辉厂长就是个这样的老八路，志愿军的团长。还有一位跟我们家关系很好的孟献贵老人，特别善良慈祥，没什么文化，在朝鲜战场上是韩先楚的警卫营长，在二三厂做了一个科长，退休前是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的主任。还有原来国军的军医徐大夫，从朝鲜撤军后转业被安排到二三厂，两口子都是苏北人，他老婆是我们家属楼的居委会的主任，文革期间没少找我家的麻烦。后来因为儿子不孝，没得善终。

还有一位与我们家交好的刘文宝老爷子，老家唐山古冶的，在军队官也不小，因为土改时娶了地主的女儿受了处分，在部队上与当时的搭档何英关系不睦，一次与何英爆发口角，气得拔枪将何击伤，这个何英七十年代前后曾经是外交部的副部长。刘老爷子年纪也大了，留著八字须，柱著手杖，没事就闲逛，文革时全家被撵回古冶老家。唐山大地震的震中正好就是古冶，但他们全家竟然毫发无损，二三厂当年给盖的房子也没倒塌。

还有一位张叔，他的女儿是我小学和初中的同班同学。他是海南文昌人，原来琼崖纵队的下级军官，随四野大部队北上入朝作战，战后不愿意回到贫困的海南，便转业到了二三厂。张叔看上了我同学的母亲，便穷追不舍，为了骗取我同学母亲的芳心，谎称自己是孤儿。他们结婚后，海南的孤寡老妈竟千山万水找到沈阳见到了儿子。他们家住小平房宿舍，就一间房子，老太太来了根本没有地方住。于是就在附近给有小孩需要看护的家庭带小孩，给谁家带孩子就住谁家。当时我们二三厂家属里有两位湖南老太太和来自海南的张叔的老妈，这三位老太太说话谁也听不懂，她们也不会讲普通话，有的什么事需要跟其他人说简直就是鸡同鸭讲听的人一脸懵逼，说的人看你听不懂还气得哇啦哇啦乱喊。

记得小时候这些老军人的家里都挂了满墙的戎装照片，拉开抽屉，里面都有一些各种军功章。

我家楼下的杨大爷是北京人，伪满时期就被地下党派到苏家屯做区委书记，表面上他给沈阳的日本人家里制作各种家具和神龛。但是因为共产党内部组织系统对地下党干部一直都是降级使用，所以杨大爷始终不得重用，一直是二三厂的副厂长。

……

总之，此后的二三厂员工成分就是一个字：杂。

划归民政局以后，那些军纪犯都已经解除了监管，这些来自天南海北的军人，有的是在国共内战中被共军俘虏转为共军的，有的是四野南下时新入伍的南方青年农民，一起被送到朝鲜战场，然后又落脚到了二三厂。

从朝鲜战场上回来的军人里有一位叫杨凯敏的人，原来在国军队伍里就是搞文艺宣传的小官，在辽沈战役中随部队整体转投林彪的四野，跟著四野打到华南后又随大部队奉调入朝参战。战后落脚二三厂，在工会里从事一些文艺宣传工作。杨凯敏并非军纪犯，而是因为有国军背景的小知识分子，所以被淘汰出军队。此人确实也是忠于老蒋和民国，在“大跃进”后的饥荒岁月，台湾方面对大陆宣传要反攻大陆，鼓动大陆人民组织起来配合国军反攻。杨经常“偷听敌台”，尤其是台湾的广播，并响应广播中要求一切反共力量组织起来的号召迎接国军反攻大陆的号召，暗中在工厂里物色对共产党不满的几位曾经的国军士兵形成了一个反共组织。

杨凯敏吹拉弹唱都有一套，以前的企业经常有职工组织的演出活动，杨在厂子里就专门组织这些文艺演出，我父亲是京剧票友，专门唱马连良的老生角色，经常参加厂子里的演出活动。五九年二三厂刚刚盖了两栋家属楼，父亲分到一套两居室的房子，杨凯敏和许多单身职工都是住独身宿舍。杨喜欢跟我父亲接近，那时我母亲和爷爷奶奶以及哥姐还没有搬到父亲新分的房子来住，全家还都住在塔湾食品公司的宿舍。只是父亲平时住在二三厂这边的房子里。于是杨凯敏就时常以切磋京剧演唱为由来找父亲，其实他是考察父亲是不是可以发展的反共组织成员。

一次聊天，他故意说共产党无能，现在“大跃进”搞的到处饿死人，比民国时期差的太多了。他看我父亲也赞成他的观点，就顺势问了我父亲一句：“如果现在国民党回大陆执政你愿意吗？”我父亲顺嘴就说：“我不管谁执政，谁能把国家治理好我就支持谁。”他又紧逼一句：“要是国民党能做好你支持吗？”我父亲不假思索的回答道：“支持。”

不久，一九六一年初，杨凯敏他们这个组织正准备实施爆破东北局院里新建成不久的大礼堂（就是现在辽宁省政府院内的辽宁人民剧场），不料其中有人出于恐惧，向公安局检举了这次行动，于是以杨凯敏为首的一些人全部落网。后来，杨凯敏熬不过刑讯，又把我父亲供了出来，于是公安又到厂子里把我父亲抓走了。这时我们家已经搬来二三厂宿舍居住，我的爷爷因为父亲被捕这件事情的打击，不久就去世了。至死他还是一个因历史反革命被判刑十年，监外执行的假释犯人。而父亲只是因为当初一句支持国民党回大陆执政的话而被处三年教养，二三厂也因此把父亲开除了。

此后，我们家在二三厂家属区就成了被歧视的另类。文革期间父亲又几次被抓走，被“专政”，受尽了凌辱。而杨凯敏那些被捕判徒刑的人反而因为一直在监狱里而躲过了文革的劫难。这些人里只有我父亲有家室，连累家人备受歧视和各种刁难。

我家楼下住著一户人家，男主人在朝鲜战场上是个不小的军官，据说因为强奸朝鲜娘们差点被枪毙，因为有更大的官庇护，保住了一命，被发配到二三厂做一个一线工人，但每逢春节都有部队的军官到他家看望他，送些礼品。

他也始终有当官的霸气，目光凶冷，跟别人很少说话，也难有笑容。

他的老婆外号“大屁股”，是我们那个楼门的居民小组长，负责发各种购物的票据。她和她的二儿子脸皮特厚，那时粮食不够吃，他们家三个男孩子正长身体的时候，都吃不饱，她的二儿子经常不顾脸面到我们家低三下四讨要食物。

一九六九年的春天，父亲后来的工作单位在父亲被“专政”以后动员父亲下乡，父亲为了找个好一点的乡村落脚，就骑自行车在省内考察了半个多月才回家。刚到家两天，楼下的“大屁股”就到派出所报告说我父亲神秘的出门半个多月，不知道干什么去了……，于是几个警察来我家就给父亲戴上手铐抓走了，关了半个月才放回来。

民政局接管二三厂的初期还尝试建一个火化场，建了大烟囱，购进了火化炉等设备，但后来不是为何终止了这个项目，火化场改在抗美援朝烈士陵园后面的文官屯那里了。

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那天上午，社会上就有些诡异的气氛，就有人猜测说是老毛要不行了。下午，二三厂就停工，全体职工到礼堂听传达中央文件。此时，大家都猜出了什么事，只是还没有得到正式的确认。我家住在宿舍楼的东山墙，正好靠厂子门前的马路，我和父亲就在窗前看著散会后的职工们个个低头不语走自己的路，与以往下班时相互之间有说有笑的情景完全不同，我就断定是老毛死了。兴奋的跟父亲说：“这下可好啦！他终于死了。”父亲急忙阻止我说：“你小子千万不要出去乱说啊！这可是掉脑袋的事啊……”

改革开放以后，二三厂因为具有免税的民政企业资格，是沈阳民政系统第一大企业。文革前，二三厂一直是生产漆包线、爆破线的专业企业。文革后，又增加了钢丝绳和基建用的八号线，在价格双轨制的年代是非常抢手的紧俏货，所以该厂盈利情况非常好。

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第一代领导都已经离职回家。二三厂的第二代领导看到企业的利润丰厚就起了歪心思，他在外面办了个完全私营的企业，把二三厂的订单逐渐转移到他自己家的企业里。如果自家企业生产不了，就把二三厂的产品以成本价甚至以不合格品的名义卖给自家企业后再转售出去。差不多十年功夫，二三厂就被自己的厂长蛀空了。到了后来，厂区范围逐渐收缩，最后完全卖给了地产开发商厂子也搬到沈阳西郊的工业区。随著世代变迁，今天的二三厂已经不再是昔日的二三厂。如今，还住在老厂区宿舍的老职工和家属们在感情上已经不再关心搬家以后二三厂。

我是1986初秋结婚后即搬离住了二十多年的老房子，父母则是在1994秋天也最后离开那里。此后那个房子就一直出租给在附近做小买卖的外地人，直到那两座旧楼被拆除，建了一座点式高层住宅。

眼前的旧楼与我家的楼是1959建成的一模一样的第一批职工宿舍楼，这是二号楼，这是我后

来特意回去在我家北窗拍摄的照片。老楼后面的高楼和远处的住宅楼都是原来二三厂的厂区。

老楼最东边三楼就是我出生长大的家，此时已经租给路边的小贩们居住。

这是2005年秋天与发小一起回去厂区拍摄的原来厂部办公楼。

远处破败的厂房和办公楼

办公楼和厂区大门旁边从前的职工食堂建筑。

半死不活的厂房里还有一些８号线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