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祖上也曾扩过……

　　一

这个五一节期间，侄子跟随他的父亲和老叔等亲戚回了一趟岫岩老家，那里是我的父母亲出生长大的地方，也是我兄长（侄子的父亲）出生的地方。侄子给我发来我家土改后唯一留下来的一间祖屋和刚刚拆下来的原始瓦当的照片，现在的住户把祖屋的原始青瓦刚刚换成的最新的彩钢瓦。

这是2004年10月初我拍摄的祖屋照片

新的彩钢瓦不仅轻薄，更重要的是防水效果好， 易于清洁。只是这一换就让这座建于清末民初的老房子失去了原有的韵味。

刚刚换了彩钢瓦的祖屋和被拆下来的旧瓦当（摄于2024年5月1日）

原始的青砖依旧完好（摄于2024年5月1日）

砖雕（摄于2024年5月1日）

屋檐下的木刻和砖雕（摄于2024年5月1日）

砖雕（摄于2004年10月4日）

砖雕（摄于2004年10月4日）

砖雕（摄于2004年10月4日）

1948年夏天，我们家因为祖父和当时当家的伯父属于地方上的开明绅士，在当地有个好人缘，但在土改运动中也只是保障了全家老小的人身安全，财产则照分不误。

故土难离也得离，祖父带领一大家老小赶著马车经海城躲避还在国军控制下的沈阳城。　　　　

辽沈战役中，我们家本来有机会随新六军撤到南方或台湾的，因为祖父怎么也没想到共产党会那么野蛮残暴，当时还幻想共产党得了天下以后人民还是会安居乐业的。

刚到沈阳时我们一家老小随著新六军住在北陵南边现在是沈空023部队（八一体工队）那个院子里，那里最早是东北大学的实习工厂，九一八以后成为日军驻地，光复以后又变成国军驻地，共产党进城以后至今一直是沈空的地盘。

沈阳失陷以后的十年里，我们家又先后在南市，塔湾和陵东街居住。

1969年父亲的工作单位和居委会联合动员我们家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父亲很天真，偷偷回到老家考察，住在我的二舅家，希望回老家接受“再教育”。二舅和我的两个表哥力劝父亲放弃这个念头，父亲失望之际默默离开家乡，从那以后父亲再未踏上家乡的故土。

　　　　　　　　　　　　　　　　　　　　　　　二

1981年暑假，我要骑自行车从沈阳到大连，想在回程中去父亲心心念念的故乡看看，父亲不允许我回去，也不给我地址。但我不信邪，离开大连后沿著海边经庄河北上进入岫岩境内。

我只知道我们家在洋河公社（现在的洋河乡）。巧的是途中向一赶马车的老乡问路，他竟然认识我们家的人，他得知我的身份后异常惊讶：“啊——！老吕家的人下来了……。”我们就这样一路走一路聊，他打听我们家每个人的情况，也跟我讲起他所知道的我父亲、伯父和姑姑们的往事……。

闭塞的山村里来了外人是个新奇事，很快就有人通知我从未见过面的三表哥到我停留的小卖店接我。来到二舅家，这是我母亲出生长大的小山沟里，至今这里依然以我外祖父的姓氏命名——吴家沟。其实，父亲最后一次回乡也是住在这儿的，因为这是他的岳父家。　　　　 

我在二舅家住了两天，期间二舅领著我到我们吕家祖宅外向里面望了望，害怕被现在的住户怀疑要“反攻倒算”就没敢多停留。

后来1997年暑假，我带著妻子和女儿第二次回到这里，依旧还是住在二舅家，只是二舅已经故去。2004秋天我和母亲、姑妈再次回到岫岩，姑妈在山坡下杂草丛生的苞米地里找到吕家祖坟，姑妈在坟前发自内心的哭泣深深地刻进我的记忆……。这也是母亲和姑妈此生最后一次回到她们的出生地，如今，父亲和姑妈还有母亲已经先后离世，当年的吴家沟因为表哥们都已经搬进省城，旧屋易主，只有在祖宅里出生的哥哥与故乡还有一丝情感牵挂，晚辈们已经没有了父辈们对故土的那种刻骨铭心的情感。

　2004年10月初姑妈在荒芜的祖坟地里辨识每一座坟头

这是2004年10月4日在我家原来的山上拍摄已经面目全非的祖宅院落

山下这片地和房子已经面目全非，只有中间那座父母结婚时住的房子还在。我第一次来的时候还能看到一点院墙的残迹，我们家的院墙完全是青石条砌筑的，还带有两座抵抗土匪的炮台。后来炮台和院墙都被生产队拆了拿去建村里的小学和供销社用了。几十年过去，院子里的祖屋被一点点拆改的面目全非。我第一次回去还能看到一点院墙的地基以及散落的部分石条，以后再去就踪迹全无了。现在仅存的祖屋又换了瓦，原来的屋脊翘檐都不得不拆除，作为房子的防水功能确实改善了，但作为特定时代的建筑风格就不伦不类了。

祖宅原来的院墙都是用这种石条砌筑的（摄于2024年5月1日） 

三

祖父年轻时在大连南满医学堂奉天分院读清朝公费留日法医预科，未及赴日留学，爆发辛亥革命，清廷谢幕，断了祖父的学费。于是祖父回乡经营农桑，不问政事，寄情于家乡的山水，并以孟浩然《过故人庄》诗意取“话酒”为自己名号，可见他内心钟情于自给自足的田园生活。

从辛亥革命到共产党开始土改，祖父在家乡生活了三十七年。历经北洋政府、南京政府、伪满洲国和国共拉锯战。

在张氏父子统治东北地区时期，匪患猖獗，祖父购置了二十多只长枪，砌筑了高大的院墙和炮台，雇人日夜守护。

九一八以后，日本人收缴民间武器，祖父交出了长枪，但随身的手枪没有交出，县里的日本人明知道祖父还有手枪，但碍于祖父在当地的名望，也就装糊涂，没再追缴。但这把捷克造的手枪被祖父送给了当时正在附近山中出没的抗联英雄邓铁梅。当时祖父正在自家山下巡视，恰巧与邓迎头相遇，他们彼此没见过面，但相互也有所耳闻。但此时狭路相遇，彼此拱手自报名号，两人惺惺相惜，祖父一时无以表达敬意，随手掏出怀中的手枪相送，邓大喜，并告知他们境况艰难，缺量缺药。于是祖父安排人用骡马驼了一些粮食故意在山下的路边停歇，待抗联的战士下来“抢”走再返回。

当时我的二姑在岫岩县城丹麦传教士办的医院里做护士，传教士时常来我们家吃饺子，彼此非常熟悉，于是祖父通过他们买了一些药物也暗中支援了山上的抗联队伍。

日本投降后，家乡首先来了从山东渡海过了的共产党军队，我们家的一位亲戚也随这只队伍来到辽南，他是留学日本专修细菌学的专家。他将我的父亲还有另一位与父亲年龄相仿的亲戚一起带到大连医务学校学习细菌学，这是原来的南满医务学堂旧地。我小时候还能看到父亲保留的那个时候的教材。

后来，国军进入东北城乡，大连皮口以外的辽南地区都被国军占领，苏军占领下的大连物资短缺，普通市民生活极度困难。父亲亲眼见到大连当地的警察（都是苏军留用的伪满警察），饿得到父亲所在的医务学校食堂捞泔水缸里的饭渣吃。当时只有十六岁的父亲被这一幕吓到了，他那时只想回到家乡，于是向亲戚私下表达要回家的想法，亲戚不好拒绝，于是安排一起同去的那位亲戚一起雇佣一艏小渔船从大连一直送到孤山镇下船。两位年轻人一上岸，因为穿著共军的棉衣而被在码头警戒的国军扣留，一军官审讯他们二人，父亲报了籍贯姓氏，军官问“话酒”是你什么人？父亲如实相告，军官立即放行。

刚满十六岁的父亲回到家里就与我的母亲结了婚。当时祖父对外祖父勤劳朴实，几代人依靠养蚕为生，过著自给自足、衣食无忧的小农生活很有好感，也对我的母亲在学校里学习刻苦有所耳闻，所以祖父和外祖父就给还在读小学的父母约定了娃娃亲。母亲与小姑妈同岁，又是同班同学，大父亲三岁。当时的小学校长是我们家的一位亲戚，建设学校时我们家也是出了钱的。校长时常来我们家做客，看见只有四岁的父亲在家里淘气，就跟我的祖父商量让父亲也去学校读书，于是父亲就与小姑妈和母亲同一个班上学了。

祖父先后有两任妻子，我的亲祖母是继室，小祖父二十二岁。大奶奶生育了我的大姑、伯父和二姑，我的父亲和小姑妈是我的亲祖母所生。我的大姑只比我的奶奶小一岁，她在别人面前很霸气跋扈，但在只大她一岁的继母面前却总是恭恭敬敬，规规矩矩，即使是祖父已经去世后的文革期间，大姑每次看望我的祖母也都是先给祖母鞠躬，当然，这也是祖父治家严格的结果。

我的祖母出自穷人家，不识字，她还有一个妹妹嫁给了抗联的共产党员，后来定居吉林省的东丰乡下，我的姨爷是当地的公社书记。我的祖母虽然不识字，但是像《三字经》、《千字文》等蒙学读物她却能流利背诵，我们小时候常常听她给我们讲各种故事，教我们三字经等等。

祖母待人特别善良慈祥，即使是在文革时期那些加害我们家的恶人，祖母也一样善待，父亲对此非常不满，常常责怪祖母是东郭先生，善恶不分。

祖母的悲剧是年轻时跟随祖父吸食鸦片，而且抽烟喝酒。除了我的祖母，我们吕家没有人嗜好烟酒，祖父虽然抽大烟，但很节制，不上瘾，有就吸一点，没有也不想。而祖母则不然，中共建政以后断绝了鸦片来源，祖母就依赖服用大量各种止疼药替代鸦片，结果在滥服止疼药和抽烟喝酒这些不良嗜好的影响下，1978年六十九岁时就过世了。

满洲国时期家乡一户财主仗势欺负当地一户穷人家，祖父出于同情，资助这户穷人跟这个财主打官司，结果穷人赢了官司，财主输了官司也破了财，到土改时被定为贫农。结果在“镇反运动”时，这位昔日的财主到处控告我的祖父与日本人和国民党有关系的历史问题……，于是家乡的公安人员来沈阳抓走了祖父。虽然祖父确实没什么具体的历史问题，但最后还是判了十年刑。后来因为祖父年龄大了，关了几年就保外放回了沈阳。1961年春天，我的父亲因为政治言论被捕，祖父一股心火便告别了人世，享年74岁。

四

再说回祖宅，当年吕家大院依一段石砬子而建，隔浅浅的小洋河就是从海城经岫岩县城通向庄河的公路，因为有高大的围墙和炮台而备受瞩目。无论是日本军队下乡围剿抗联，还是国共双方的军队途经我们家时都选择我们家作为他们的指挥部。父亲印象最深的是国军184师从东沟登陆向海城行军途经我们家那一带宿营，师部就设在我们家。师长潘溯端对待祖父非常友好，祖父招待住在我们家的官兵一律大米饭，都是猪肉炒菜。潘师长非常感动，深表谢意，分别时特意将随军的德国军犬赠与祖父，他说这只狗随我们到处转移，没有一个家，你们家这里环境很好，相信我把它留在这里也是它很好的归宿。可惜的是这只狗下场很凄惨，那是共产党来了以后实行土改，我们全家乘坐马车离开家乡经海城向沈阳逃难。刚离开祖宅不远，这只狗就跳下马车跑回祖宅大院不肯离开。家人无奈，只好求附近的亲戚帮忙每天给它喂食。结果后来听说它根本不吃别人的喂食，没坚持多少天就饿死在祖宅的大门口。这只忠义之犬让我们家人心疼的好久，那个特殊历史时期实在是没有选择，二三十年后父亲还经常跟我念叨起它。

话说潘溯端带领184师移防海城不久后，我们家乡就开始了土改的前期准备工作。一天，184师所属的一支装甲部队不知为什么突然沿著公路从海城南下返回我们家乡。那时家乡虽然是共产党控制，但并没有武装力量驻扎，听到公路上有坦克车的轰鸣声，我们家北边不远处一位叫孙洪章的土财主跑到马路上拦停了国军的坦克车，给国军士兵指引农会干部正在开会的地点。结果坦克车向那个房子开了一炮，虽然没有人伤亡，但吓得那几个农会干部乖乖就擒，被绑在坦克车上面直接带回海城去了。这些农会干部的家属哭哭啼啼找到我们家求助，于是祖父派伯父骑马追到海城直接找到潘师长要人，伯父跟潘师长说这些人既不是军人，也不是共产党员，都是普通农民，什么也不懂，抓他们没有用，还是放他们回家吧。于是潘师长就做了个顺水人情，让手下放人。伯父顾了马车把这些人带回家乡，土改“流血斗争”那会儿，那个孙洪章被活活打死，家里人也在随后不久的一次洪灾中几乎灭门，仅留下一个儿子后来在沈飞工作，这是后话了。而我们家只是财产被分，人都安全。

没了家产，在家乡没法继续生活下去了，祖父只好率领全家逃往还在国军控制下的沈阳。家乡的祖宅也被农会分给不同的人家，从此就不再属于我们家了。

五

辽沈战役后期，我们家本来有机会逃往台湾，但祖父对形势判断的失误导致全家三代历经各种政治运动的折磨，对于我们家来说，过一个普通人家的正常生活都是一种奢侈。如今，前辈都已离世，我也为了追求自由的生活，自我流放他乡。即使是走到天涯海角，故国家园依旧留在内心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