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毒所名惊天下后引出的回忆

“缘分”这个词，据我观察和体会，说的是在人生的轨迹上出现的一些不期而至的、涉及空间、时间、人际关系诸多坐标变量而产生的某些奇妙的交汇处。“武毒所”，即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因为新冠病毒的溯源问题，在2020年以来频繁地出现在世界媒体的关注和议论之中而闻名天下。这让我不得不联想起当年与武毒所因为缘分而留下的一段既肤浅又印象深刻的回忆。

武毒所给我的最初印象，是坐落在高大梧桐树下的一个青灰色砖建筑的三层小楼。我们的所，是中科院武汉分院的另一个所，坐落在武毒所对面。两个所，门庭相对，中间隔着一个圆形的花池和一个小广场。在此可以直接地感受到这些研究所当年的设计和建设者们对科研环境的细微用心。在这里，下午和傍晚常常聚集着一些年轻人，包括研究生、助理研究员、实习研究员，在一起打排球或者餐后闲谈。当时武毒所的所长是高尚荫，他早年在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发放的奖学金的资助下，在耶鲁大学获生物学博士回国。他的研究领域就是病毒学。

南方女孩子小徐，是病毒所新来的一位研究生，本科毕业于浙江大学，父母都是生物科学家。在辈份上，小徐还应算作后来著名的“蝙蝠女”石正丽的大师姐。她气质豪爽，喜欢在我们一群男生中扎堆儿聊天，我们也没有把她当女生看待。唯一的不同就是她从来不参与打排球，而只是在一旁观看和帮助捡球。其实。小徐虽然喜欢热闹，但并不喜欢体育活动。平时闲聊的时候，她表现得比较清高，很多事情不放到眼里，似乎只有她的生物学课题研究是头等重要的。因为平时戴着眼镜，从她的外表上看上去给人留下比她实际更持重和安静的印象。当小徐偶尔摘掉眼镜的时候，就会显示出来她其实有两个隐藏在眼镜片后面的漂亮的眼睛。记得她还喜欢调侃我们的方方面面甚至边边角角的小事儿，尽管，她很多时候的理由并非充分，甚至是基于天真和孤陋寡闻的。但是，我们很少与她较真儿，觉得让她在自己的单纯的感觉良好的心情中常来观看我们打球就挺好。例如，她喜欢调侃我当时每天骑的一辆“古董”水平的自行车。在她眼里，只有“飞鸽、凤凰、永久”品牌的才可以算作是有档次的自行车。而我的车子，从外表看，像是一只英国格力犬（身形瘦长少毛），没有包链盒，而且是倒轮闸。这些显然都不符合当时的审美观。但是，这个车子非常耐用和轻巧：它是锰钢制的，从不生锈；它的螺丝纹都是反向的，所以车子的螺丝会越用越紧，从来不需要定期给车子紧螺丝扣；它还从来不掉链子；它虽然没有装包链盒，但它的链子不会夹裤腿；等等。这些，都是这辆车子的表面不同，而它的深层品质和标签是，这是德国建厂于1882年的Gebruder Nevoigt 自行车厂生产的名牌车“Diamant” (德文“钻石”)。关于这个“钻石”，维基百科有如下描写：

Diamant developed stronger lightweight tubing, allow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ir racing bike, model 67, in time for Ernst Ihbe (Leipzig) and Carly Lorenz (Chemnitz) to win gold at the 1936 Olympic Games, and for Diamant to also be in gold position during the German National Championships, and the Worlds Championships in Zürich.^[2] （在钻石品牌下开发了更坚固的轻型管材，使他们的67型赛车能够及时投入使用，从而使莱比锡的恩斯特·伊贝和开姆尼茨的卡莉·洛伦茨在1936年奥运会上赢得金牌，并使钻石在德国全国锦标赛和苏黎世世界锦标赛上也处于金牌位置。[2]）

这些豪华的信息，我当时是不知道的。我只是根据自身体会告诉小徐，这个车虽然看起来“土”，但是非常实用可靠。另外，它还有别的意义：它是我父亲年轻时的交通工具。在小徐看来，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它不是“飞鸽、凤凰、永久”。小徐像那个和这个时代的很多人一样，对复杂的情况和事物，宁愿采用简单的看法来面对。如此，可以为自己保持明确的前进方向。他们为了事业，一直匆匆忙忙地努力前行，没有兴趣、时间、精力去关注周围发生的事情的细节和微妙之处。他们的观点，往往与“主流方向”和时尚是一致的。他们在这种一致的氛围中获得认可感和成就感。

这是一种生活方式:  繁忙、专注、无暇它顾。这种生活方式，来源于小徐简单而顺利的人生经历。

一个盛夏的7月上旬，在天气暴热了大约10天之后，突然来了一场暴雨。开始的时候，大家觉得这是一场好雨，它使得酷暑得到了缓解。可是，在雷电交加的这场雨仅仅下了一天一夜之后，大家开始感觉不妙了：这实际上是一场可怕的雨。像恶作剧一样，它一直以倾盆浇灌的方式下个不停，下得天昏地暗。开始，即使在白天，室内照明也需要开灯才行。后来，因为连续的暴雨，电也断了。整个楼房日夜都是一片漆黑。而且，顶层三楼的房间开始漏水。漏水从三层顺楼梯流到二层，再继续流到一层。楼道的一些首当其冲的地方，还形成了“水帘洞”式的景观。

小徐在这个时候如惊弓之鸟漏网之鱼般地出现在我们所里。这是下午了。大雨还猛劲儿地下，仍然没有丝毫缓解的意思。见到我们的时候，小徐身穿浅绿色雨衣，裤腿高高挽起，脚蹬白色朔料凉鞋，已淋成半湿状态。和她一起来的，还有她的另外三位年龄相仿的研究生同学，两女一男，装束类似，也是处于半湿状态，表情上同样都带着惊慌之色。

慌什么？不就是下大雨了吗？

“慌什么？一个李向阳就把你们吓成了这个样子？” 这时，我们所的一位同学模仿电影《平原游击队》里面浦克饰演的松井老鬼子冒了这样一句，营造出一种轻松的气氛。

小徐解释说，她们病毒所的房顶漏了，她们希望到我们所里暂时避一避雨。

我们说，这里也在漏雨呐。

她们说，你们这里肯定没有我们那里严重，一定比我们的情况好很多。

没问题，我们所办公室的李主任很帮忙，把她们安顿在所会议室。“别因为房子漏雨，耽误你们的学习就好”，李主任热情地说。李主任是新来的转业军人，以前是四川省军区独立师政治部主任，参加过对越作战，故事很多，年轻人都很喜欢他。

两天后，雨过天晴，一切回归正常。

但是，小徐她们四个，还是天天来这里学习，没有要回病毒所的意思。

怎么回事？难道病毒所的房顶还在漏雨？雨不是早停了吗？

在我们的追问下，小徐她们不得不说出了实情。

在说出实情前，小徐首先声明说，所里本来严格要求她们对发生的事情保守秘密的。现在，因为她们一时不能回去，所以只得告诉我们实情。

事情是这样的。

小徐告诉我们，在病毒研究中，放射性物质会被用来标记和追踪病毒、核酸、蛋白质，以研究其行为，包括变异、生命周期、与宿主细胞的相互作用，等等。她们所，一直习惯性地将放射性物质废料存放在楼顶，因为相信水泥隔板对放射性有一定的屏蔽作用，而没有按通常的规定将废料存放在防泄漏的特制容器内，并把容器放置在专门设计的存储设施中，以防泄漏或扩散。这次的大暴雨，因为顶楼排水不畅，把放射性物质废料冲到了病毒所的各个楼层和角落，在那里已经引起了巨大的恐慌。她们几个来我们这里，不是来避雨的，而是来疏散的。何时能够回到所里正常工作，还要看那里的清除工作的进展才知道。

现在，我们明白了，小徐她们为什么来的时候表现得惊慌失措的样子。这种经历，可以看作是一场劫难，虽然它的严重程度当时还看不出来。

劫难？真有这么严重吗？

当时，我们一帮人中，有人把这个事件看得很严重，而有的人，为了宽慰小徐她们，就尽量把事件往轻了说。而我，虽然认为这件事情的确很严重，却没有真正地感到意外。对小徐她们，我没有再说什么，因为觉得，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做一番空洞的安慰没有太大的意义。

当时年纪轻轻，对发生的这样的事件为什么没有感到意外和震撼？

因为，在这之前，我早已被震撼过了。

【画外音】唐诗里的“曾经沧海难为水”的句子出现在这个时候也许是恰当的。

第一次震撼

这是1977年的深秋或者初冬的一天。当时文革已经结束，百废待兴。这天，我父亲在家里款待了他的一个老同学。孩子们被告知要称他的这位老同学为“郑叔叔”。他们同学之间已经有20多年没见过面了。由于时间的久远，那天的许多细节我都忘记了。但是，郑叔叔带给我的震撼和他的故事，我不可能忘记。

郑叔叔的外表看上去比我父亲年长了几乎一代人，就是人们通常说的，“很显老”的意思。而真正引起我最初的震撼感的是，他是一个“N无人士”： 无头发、无眉毛、无指甲、无生育能力（他自己说的），等等。皮肤上还有显而易见的普遍的表面溃疡。这时的郑叔叔，应该刚刚50岁。他说，由于身体健康的原因，他现在被调回到内地的洛阳市工作。在这之前，他一直在邓稼先领导下的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俗称“原子弹研究所”，地点在四川绵阳）工作。他说，他的病，是全身性的，源自于在核辐射的环境下的长期工作。听到这里，我父亲的表情凝重而关切，说，唉，你们本应该注意保护自己啊。你们毕竟都懂啊。这样真是太拼了。郑叔叔说，有时候任务急时间紧，就顾不上了。“老邓也是一样啊。” （老邓，即邓稼先，曾在1979年一次核航弹空投试验失败后接触过用于制造其核装置的钚，1986年因身患长期放射伤害导致的直肠癌逝世。）郑叔叔是一个性格直爽、情感奔放外溢、富有感染力的人。他没有丝毫的自怜和懊悔的心理，已经习惯地完全把自身的健康状态置之度外了。那天，谈兴所至，他还讲了他自己的一些亲身经历。下面是其中的一段。

郑：说到“拼”，还真是这样。很多时候，那些老干部、老红军、老将军，就一直陪在你身边看着你工作，递水送饭，无微不至。不由得你不把全部心思放在工作上。特别是，每当遇到危险，他们都来陪着你，要死一块儿死，还有什么怕的和不可放弃的？

父亲：啊？你说的这个像是在战争年代的身先士卒的精神嘛。

郑：是啊。我们的工作单位虽然在绵阳，但是实验基地都远在沙漠深处，主要两处位于新疆的罗布泊基地（即马兰基地）和青海的金银滩基地。我亲身参加过几次失败核装置的拆卸工作。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工作，相当于原子弹安装完毕后，发现有问题需要再拆开重新来，也相当于拆“哑弹”。这种工作，必须在沙漠深处做，以便把可能的灾难危害压低到最小。事实上，这种工作从运输开始危险也就开始了。因为，沙漠里没有路，运输中路途上会很颠簸，而颠簸可能会引起核装置发生不测的后果。于是，我们的工程技术人员拆弹小队的卡车里，总有“老家伙”坐在驾驶室里押车。有的老家伙，在战争年代已经丢了胳膊缺了腿儿了。这时候出现在这里，就是说，咱大家栓一块儿了。别怕，别担心，尽人事，听天命吧。这么多年，就是这么过来的。屈指算，时间上虽然长，但也是恍惚之间啊。

父亲：你说的，我虽然没有经历过，但可以想象出来。毕竟我们身处不同的坐标系，感受当然是完全不同的。

郑：我的人生经历，都留在那片沙漠里了。留给余生的，就是回忆那段经历。

在很大的概率下，现在，也许更早，郑叔叔已经告别人世了。这样，他就完全摆脱了核辐射给他的毕生的病痛和困扰。虽然，当时，那些病痛和困扰对郑叔叔来说都不在话下，因为，显然，有更高的精神力量在支撑着他。

第二次震撼

在几年后的1980年，我在大学读书时认识了一位谈吐风趣、经历丰富、比我年长约10岁、来自新疆、姓刘的男生，“小刘”。称呼他“小刘”，是因为他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年轻得多，而当时同学中与他同龄的，往往被尊称作“老郭”、“老李”、“老程”等等。

小刘中等身材，体型偏瘦，动作利索。平时他穿旧军装、解放鞋、说普通话。给人的印象是一个走南闯北见过世面的人。其实，并非如此。他真正去过的地方并不多，他的见识和知识大多来源于他接触过的人和读过的书，而他的见解来源于他勤奋的思考和感悟。

当时，其他从新疆来的同学，多来自于乌鲁木齐、哈密、石河子、喀什、和田等地。只有小刘，从来不说他从新疆哪里来，让人感觉挺神秘的。

一天，考完试，我们偶尔凑在一起吃晚饭，下饭的菜是久违了的“小苏肉”扣碗。在可口的饭菜和轻松的心情之下，我不经意地问，新疆这么大，你究竟来自哪里呀？

小刘脱口而出：沙漠里。

我：那你就干脆回答，我来自大地得了。

刘：的确是从沙漠里，别的我就不能说了。

我：为什么？需要保密？列宁不是说，“对无产阶级不保守秘密”吗？

刘：的确是在沙漠里，是核基地，再多的就不能说了。

我：哦！这个我还略知一二。那肯定是罗布泊的马兰基地了？

刘：马兰是一个主要基地，还有一些其它的分散在各处。这些都是高度保密的。所以不能说。

我：那我理解了。看你平时的穿戴，可以猜到你是某个基地驻军干部的子弟了。我猜你家老爸可能还是个老红军老将军呐。

小刘没有接我的话，而是把目光移到了远方，像是短暂地进入了回忆和思考之中。

这时，我在谈兴的驱使下，把几年前到我们家来做客的郑叔叔的故事讲给他听了。他静静地听着，没有插话，显然我讲的事情对他来说是很熟悉的。

我：像你老爸那样的老革命老军人，把战争时期的拼命精神带到核基地的工作中去，可以理解。但是，像邓稼先、郑叔叔这些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都是有知识的。他们不顾核辐射地这样工作，等于是蛮干，是拿生命拼时间，极端不理智甚至不人道啊。令人痛心啊。

刘：这个嘛，你知道的还太片面和太局限了。不过，你的这个故事，也可以让你“一叶知秋”了。

我当时完全不懂小刘在说什么，或者想要表达什么。

我：嘿，这个话我听不懂。怎么你说话突然变得这么抽象和不直截了当了？

小刘沉默了。他当然知道他想要表达的是什么。犹豫之后，他说了下面一番话。

刘： 你说的都对，都是真实发生的故事。他们这些人的确做出了巨大的牺牲，而且在精神上留下了他们的亮点和印记。邓稼先是“两弹元勋”，你说的“郑叔叔”在失去健康后被安排回内地工作。他们这样的人肯定会终生得到国家的认可、保障、照顾。另外，从他们自身上讲，他们经历过也可以算作是让他们热血沸腾、有精神追求的人生。但是，从整个牺牲者群体的角度来看，他们真的只能算作秋景中的一叶。

还存在着一个更大的，做出了完全无谓牺牲的群体。他们是不可能被提及和记住的，甚至可能是被故意忽略或者掩盖的。他们，是农村兵。对于他们，根本谈不上精神生活。在懵懂之中，他们的生命其实才刚刚展开，就一下子失去了几乎一切。

今天就先说一个例子你听听看。

在核基地附近，会有一些零星分布的核废料池。这种池，其实就是人工挖掘或者天然形成的一个大坑。核废料就直接露天地堆放在坑底。雨水时节，坑内还会有积水。这样，看上去，它很像农村的化粪池。因为沙漠远离人群，这样堆放核废料被认为是安全的。但是，这个还必须有人看管。于是，每个核废料池都会派军人轮流日夜看守。一个大池的标配警卫军力是一个班，约12个兵。24小时三班倒，就需要一个排。

这些兵，都会被核辐射所伤害，会得各种放射性所致的病。所以他们的连续执勤时间一般不会超过6个月。

在个别情况下，有兵死了。就算因公殉职，或者算烈士。反正不需要向家属解释清楚（其实他们也不懂）。

最多的情况是，他们因为放射性所致的病在复员退伍后才会显现出来，而且这些病因人而异，很多人联想不到与他们在新疆服役时的工作有关。大概率就是一笔糊涂账。

你算算，光这一项，需要多少农村孩子填进去？他们才多大呀？这么填进去，没有任何意义。都是无谓牺牲了。

我：难道懂这个的危害的人们，不提醒上级这么做不妥吗？

刘：我不知道啊。可能因为搞研发和做保卫工作的是两帮人吧。他们各司其职、各成其事、互不相扰。主席在《为人民服务》中不是说过，“要奋斗就会有牺牲”吗？你看，毕竟最后，两弹爆炸了，大功告成了，普天同庆了。

我：但是，在最后的后面，人性却找不到了。这个，真的没有人去想吗？比如说，虽然你家老爸可以去拼，也可以去牺牲，但是我相信他是不会让你们这些他的孩子们去守卫核废料池的。另外，这个“普天同庆”要看你是怎么说的、对谁说的。那些牺牲了的和因为受到了核辐射正在受病痛折磨的农村兵的家庭们是不可能被包括在内的。

小刘表情复杂。我们都陷入沉思。在回宿舍的路上，都没有开口。这次谈话，我一直记着。我想，他也不会忘记吧。

与这两次震撼相比，武毒所的放射性废料泄漏事件，只能是小菜一碟了。

但是，如果把三件事放到一起考虑，就会知道它们有同样的起源：这就是对科学、对人的本身的价值的忽略和漠视。其直接结果，就是本来可以避免的灾难不可避免地发生了，而且在反复地发生。人们没有从中汲取教训。这个现象，与地域和事件本身无关，而与这群人有关。比如，放射性物质的泄漏，可以换成危险化学品管理的疏漏和流失，例如几起著名的铊投毒事件，当然也可以换成病毒泄漏，例如2004年发生在北京和安徽两地的SARS病毒泄漏感染事件，中国卫生部发布了如下调查结果：

卫生部公布北京、安徽发生非典疫情原因调查结果

（摘要）

为查找2004年4月传染性非典型肺炎疫情在北京、安徽发生的原因，卫生部成立了由军事医学科学院、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传染病预防控制所7位专家组成的调查组，对本次疫情的来源进行了专项调查。WHO的专家参与了部分调查工作。调查结果如下：

1． 本起疫情来自实验室内感染：（1）宋某和杨某两个原发病例发生在同一实验室。该实验室一直开展有关SARS冠状病毒（SARS-CoV）的科研工作。（2）封锁病毒所后，未再出现任何SARS病人。（3）从二代病例魏某（宋某之母）胸水分离到SARS-CoV，其全基因组序列与该室用于实验的毒株（HT-SCoV-2）高度同源。（4）没有发现宋某和杨某与野生动物接触感染的证据。（5）宋某和杨某发病潜伏期内没有任何其他SARS病例报告，没有实验室外接触其他SARS病人而被感染的可能。（6）杨某与宋某最后一次接触，到杨某发病相距15天，仅在走廊碰面，杨某发病不可能是宋某传染。

2． 感染来源局限在腹泻病毒室：（1）宋某和杨某两个原发病例都来自腹泻病毒室。此外，还发现该室另有二人（任某和崔某）抗SARS-CoV 的IgG和IgM抗体阳性，感染具有明显的聚集性。（2）从二代病例魏某分离到的病毒全基因组序列与腹泻病毒室实验用毒株（HT-SCoV-2）高度同源。（3）对病毒所全部工作人员进行医学观察，血清流行病学调查未发现其他科室存在任何SARS-CoV感染者。

3． 没有三级生物安全防护实验室感染导致本次SARS疫情的证据：（1）宋某和杨某2004年以来都从未进入过三级生物安全防护实验室工作。（2）虽然腹泻病毒室进入三级生物安全防护实验室工作的任某血清抗体阳性，但没有其传染给宋某和杨某而导致本次SARS疫情的证据。（3）腹泻病毒室指定使用的三级生物安全防护实验室基本硬件设备和总体结构符合要求。

4． 引起实验室感染的环节：病毒灭活不彻底：2004年春节过后，任某多次从三级生物安全防护实验室带出未经严格验证效果的灭活SARS病毒在普通实验室进行实验，时间上与宋某、杨某发病吻合。其采用的灭活方法（1%NP40+PBS+1%SDS冰浴60分钟）没有经过有效的评价，没有按规定对每一批病毒的灭活效果进行检测和质量控制。

调查认定，这次非典疫情源于实验室内感染，是一起因实验室安全管理不善，执行规章制度不严，技术人员违规操作，安全防范措施不力，导致实验室污染和工作人员感染的重大责任事故。

                              卫生部新闻办公室

二○○四年七月一日

根据上面论述的“不同的事件往往有同样的起源”的原理判断，加上武毒所以前有过放射性物质泄漏的前科，我自2020年初得知武毒所被怀疑为新冠病毒的泄漏源开始，就一直相信武毒所是最可能的源头。因为，在这片土地上，对科学和人的价值的尊重一直是缺失的。这种判断，也符合当年小刘提醒我的“一叶知秋”的观念。

现在，再回到武毒所那次放射性物质泄漏事故。

事后，并没有听说任何领导因为放射性物质废料的放置和处理不当而被处分或追责。倒是得知小徐等人遭到了所领导和她们的导师们的严厉批评，说她们“把所里内部发生的一次普通的漏雨事件，到外面不负责任地乱说，造成了恶劣的影响和不必要的恐慌”。

【画外音】这种处置问题的方法，今天还在有效地使用，是有传承的。领导者犯了错误，只要掩盖不说，就等于没有发生。这也是“普天同庆”的一种境界和表现方式。毕竟，“指鹿为马”在这里是一个存在了两千多年的典故，已经是“树大根深，枝繁叶茂”了，奈何不得。

这个事件过后，小徐变了。她也不再来看我们打球和参与我们的闲聊了。当然，也不再有心情调侃我的自行车了。偶尔一次在路上碰见了，只记得她说了这么一句话：我要出国。她说出这句话的时候，表情认真、严肃、坚定。“小徐长大了。”  这个是谁说的？不记得了。

【画外音】当缺乏对科学和生命的真正尊重时，本来可以轻易避免的灾难和致命事件将频繁而重复地发生，持续地造成不必要的人间苦难和悲剧。

【画外音】无论如何，现在的武毒所是天下闻名了。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已经成为了中科院系统国际知名度最高的所。这个事实，是当年怎么也不可能想到的。

【画外音】“一将功成万骨枯”这句话通常用来形容一个将领的“成功”是以成千上万士兵的牺牲为代价的。然而，把这句话改为“一将名成万骨枯”，则能够更为全面准确地描述“成名”背后可能包含的多种含义。 其中，“名”在这个语境中可以有多种解释，不仅局限于正面的“功名、美名”，还可以包括负面的“罪名、丑名”。不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