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24 几分钟前，我在微信上收到一个令人悲痛的消息：周光召先生离世了。

那是在80年代初，我的好友、来自新加坡的常礼南教授——当时是弗吉尼亚理工学院的物理学教授——打电话给我，说他有一位来自中国的尊贵来宾。这位来宾计划前往纽约城市学院探望他的弟弟常义朋教授（也是物理学教授）。由于费城正好在弗吉尼亚理工和纽约之间，又是美国的历史名城，礼南问我是否愿意带这位来宾在费城稍作游览。

那时我在费城的德雷塞尔大学担任物理学教授。说来也奇怪，我几乎没有犹豫，立刻答应了礼南的请求，甚至没有问任何细节。

几天后，一位先生和他的夫人敲响了我们简朴住所的门。他一见面就感谢我和妻子对他们的热情接待，并为给我们带来不便而连连道歉。我回答说，虽然我们的家并不豪华，但如果他们不介意简朴，我们非常高兴能让他们住下。听到我的话，这位先生笑了起来。他说：“你显然不知道，在文革期间，我全家住的地方远远低于‘简朴’。”

那时他告诉了我他的名字，但因为我并不认识他，所以没有记住。

接下来的两天，我和妻子尽力做东，带他们游览大费城地区。我们去了瓦雷福治国家公园，我告诉他那是华盛顿版的“延安”，他听了觉得非常有趣。我们还参观了美国第一届国会大厦和自由钟。最终，我们度过了一段非常愉快的时光，他们也启程离开了。

直到后来我才意识到，那位先生正是周光召教授——中国最杰出的物理学家之一，甚至可能是最杰出的。他是中国科学院院士，曾任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院长。

自那次在费城的互动之后，每当我后来在中国参加活动时，只要周教授在场，他总会特意向我打招呼，表达友好之情。

我不敢贸然称他为朋友，但那几天在费城的深度交流让我对这位伟人怀有一种温暖的情感。

我为他的离去感到悲伤，但我同样坚信，他的精神与遗产将永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