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父親曾認真思考過一個問題：是否中國文化中存在某種缺陷，使我們難以在現代基礎科學領域有所作為？” 丘成桐先生地這個問題在中國知識界、教育界乃至哲學界長期存在，尤其在20世紀中葉之後，隨着西方科學的迅猛發展和中國的現代化進程，這種文化自省愈發尖銳。許多人懷疑，儒家傳統強調倫理與人文，而非自然探究；中國古代雖有天文、數學、醫學等成就，但為何未能孕育出如牛頓、愛因斯坦那樣的科學體系？ 然而，楊振寧的成就徹底改變了我們的認知。他們不僅在西方科學體系中取得了舉世矚目的突破，更以其深厚的文化根基和哲學思辨，證明了中國人完全有能力在最抽象、最前沿的科學領域中發出自己的聲音。他與李政道教授共同獲得1957年諾貝爾獎，不僅是科學上的里程碑，更是文化上的震撼——它打破了“文化缺陷論”的心理枷鎖。 他的成就讓我確信，我們不僅可以在基礎科學中有所作為，更可以在科學史上留下屬於中國人的印記。這種信心，是一種文化自覺，也是一種歷史責任。 楊教授的成就，是對幾代中國青年的啟示。他用自己的生命軌跡回答了那個沉重的問題：中國文化並不缺乏科學的潛能，缺乏的只是歷史的機遇與制度的保障。而今，隨着中國在全球科技舞台上的崛起，我們更應以楊教授為鏡，繼續探索文化與科學的深層互動，走出一條既根植傳統又面向未來的科學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