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望就像一根高举的皮鞭，无情地抽着我，逼我在这文学的沙漠中始终无奈地走着。走进这沙漠我才知道，不耗干你身上的油脂、轻狂和天真，是别想穿过这个沙漠的。我那时希望当个作家。那时青年人的时尚就是"学浩然当作家"，可不像现在的年轻人，不是想当罗圈儿腿的球星就是崇拜那露着大黑肚脐眼儿在台上扭腚的歌星……

　　看着写字台上一摞退搞，失望与希望似乎狼狈为奸共同调戏我，可以说那一段的生活是我一生的最低潮，从兵团病退回到北京，不久便被分到一个街道办的浆糊厂当兼职美工。我几乎每天都想从这粘粘糊糊的浆糊厂挣扎出去，每天从工厂下班回到家就是写，俗话叫爬格子，仿佛这格子连成的梯子能把我这头蠢牛送上天堂。

　　一天傍晚我光着上身，左手摇着蒲扇，右手捏笔正在一个格子一个格子往天堂上爬。我从小就想往天堂。记得母亲那时总爱讲一个天堂的故事：从前有一对善良的老夫妻，无儿无女而且很穷。一天一位比他们还老的瘸老头儿走到他们家的破草房时饿晕了过去，老夫妻赶紧把瘸老头搀进屋。这瘸老头又脏又臭，寄生虫在他的身体上乱爬，老夫妻不嫌也不烦，喂完水又将自己的饭给瘸老头吃。瘸老头恢复了体力后也没说声谢谢就走啦。第二天中午饭的时侯，瘸老头又来了，老夫妻说，我们也很穷，昨天中午就没吃饭，这样吧，把我们的饭分一半给你吧。瘸老头吃完又走了。第三天瘸老头又来了，照样吃了老夫妻一半的饭。

　　第四天这瘸老头又来啦，这次他不吃饭，手里拿着一块金牌说：好心的老人家啊，我是天上的星宿，现奉命把你们接到天堂。说完一拂袖，老夫妻倾刻之间便到了天上。

　　每讲到这时，母亲便总结似地说，通往天堂的路有好多条，善良是最短的一条。

　　母亲接着讲：到了天堂后，老夫妻总想着他们住了一辈子的那间破草房，想那只可怜的小狗和那两只没人喂的小鸡，整日的闷闷不乐。神仙看着他们苦闷的样子很是可怜，就把他们的家原封不动地搬到天上。

　　讲完后母亲总是长叹一口气。

　　我就想，看来善良不光是通往天堂的捷径，通往地狱也是捷径吧，这老夫妻俩到了天上也是过穷日子。我正想着，忽然有人敲门。

　　你猜是谁？"鬼难拿"李小林领着几个人来啦。平时我与李小林很少来往，说心里话，别看他这人智商很高，我总觉得他档次不高，不肖与他为伍。他们几个原来是参加一个知青活动，回家途经我家。

　　"怎么着？大作家，发表几篇啦？"李小林还是一付大了哈嗤的样子，张口就带刺儿。他胡乱翻着我的退稿。

　　我一笑。

　　"核算处女作还没发表，你这个处女可够老绷的，别嫁不出去！人家处女的闺女都不是处女啦。哈、哈、哈。"李小林连说带挖苦。我那时住的是平房，谁家老爷儿们放个响屁全院都听得倍儿清，李小林别看是公鸭嗓，比母鸭子声音还他妈大，扰得街坊都往这里探头。

　　我怕街坊笑话，找了个辙："屋小，咱们去当街坐，凉快。"

　　我们提着小板凳找了个人少又通风的地方坐下。知青到了一块儿，比跟自己老婆还亲，无话不说，天南地北胡抡一通。几包烟也抽完了，烟屁股扔得满地。"领袖"石宝才忽然提议：咱们买个瓜去吧，太渴了。

　　石宝才的外号我先介绍一下，在兵团时大伙都很穷，石宝才偏又爱打扮，他总比我们穿得好。有一次被他们同屋的揭了底儿我们才知道，那雪白的衬衣其实只是一件衬领，那漂亮的黑毛衣也只是两个袖口，由此他得了个"领袖"的雅号。他的建议确实不错，可大伙一摸兜都没钱。我属于东道主，按理我应该请客，可那时我的生活水准还没到拿西瓜代水的地步，儿子的奶费还没凑齐呢，我要回家取钱非遭老婆臭骂。

　　"操，想吃瓜还用花钱，那不是咱哥们儿办的事。"鬼难拿说。

　　领袖说："你丫的吹牛逼,今天我倒要看看不花钱怎么吃西瓜。"看来领袖是真渴了。

　　"你们等着。走，你跟我拿瓜去。"他命令似的对我说。

　　我不知鬼难拿又打什么鬼主意，反正别想让我出钱。来到一个拉圾站前，天已经很黑了，昏暗的路灯笼照着这个臭气熏天的拉圾站，烂菜烂瓜卫生纸可以说什么都有。鬼难拿挑了个生瓜问我道：你看这瓜有多少斤？我大笑道，怎么，你捡个生瓜给他们吃？你丫的真有高的。

　　他也不睬我，一手托着瓜，胯着罗圈腿，来到一个瓜摊前。这瓜摊儿一看就是国营的，两男一女懒洋洋地坐在瓜堆旁。

　　"老同志，我买的瓜是生的。"

　　"什么时侯买的？"

　　"今儿中午。"

　　"多少斤？"

　　"十三斤。"

　　"给他换一个。"一个像组长似的人指挥道。

　　就这样，一个拾多斤的大瓜没花一分钱就拿回来，你不能不佩服他。但如果说以前我不肖与他为伍，后来与他合作成了最佳组合，还真不是因为这次吃瓜。后来我发现他也很爱看书，并有很强的理解能力和概括能力，很多方面比我确实要强上许多。

　　一次他谈到小说：写小说就像蒸馒头，就是一门技术。凡属技术就没有太难的，是人就能学会，而且这与学问大小没关系，大学讲师不见得会写小说。

　　我心想你也配谈小说。

　　要我看，你的小说为什么写不好，是因为你没掌握小说的本质。

　　操，你比我们老师还牛奔，你掌握，你说说什么是它的本质。

　　见我有点儿生气他也不恼，像教孩子似地说：所谓小说，其实就是虚构一个故事，虚构是小说的生命。什么叫虚构呢？虚构就是假的，就是骗人。不会骗人就当不了小说家。但你必须把假的编得跟真的一样，让人看不出是假的，就像卖假药的，说得比真药还灵才行。

　　看着他那痞头痞脑的样子，别说，觉得他真有些道理。

　　当然啦，有两点是骗不了人的，一个是语言功夫，小学我们就学造句，这就是基本功。小说家就像个指挥千军万马的将军，文字就像士兵，高明的将军能将这些散兵游戈排进你的的阵法，进退自如、神秘莫测。第二就是细节的真实，骗子是靠细节的真实来完成欺骗的，但没有亲身的生活你是捕捉不到这些细节的……

　　说心里话，他如果是个语文老师，我会觉得他说得很有道理，可他是个痞子样的人物，我还真怀疑他说得对不对。我那时正在西城一个文化馆学小说创作，老师讲的三要素五要素的，我听完脑袋都大，觉得世上最难的事就是小说创作。那天我把鬼难拿讲的"小说本质"变成我的看法对老师讲了一遍，本想验证一下鬼难拿讲得是否对。没想到老师说：行啊你，行啊！没白教，没白教，你理解了老师讲课的精髓！

　　????这金倒贴在了他的脸上。第二天我就退出了小说创作班。从此我对鬼难拿的看法有了改变，接触频繁起来。

　　我这里不是认为老师不行，而是认为有时旁门左道常能点开穴位。还有一件事也可以说明这个道理，那是我学驾驶考本。学"坡起"时我怎么也学不会。教练告诉松手刹、踩油门、抬离合。就这几招我怎么也弄不好，老是灭车。老师又给我讲变速箱和油门的关系，离合器和变速箱的关系，刹车和变速箱的关系等等。他讲得嘴角反沫，我是一个字儿也听不懂。我那时觉得学车是世上最难的事，真想半途而废。那天坐公共汽车回家，无意间和司机聊了起来。司机说：没有那么难，你没掌握要领。坡起就是踩油门抬离合的时候有一个交叉点，找到这个点后你想让车停就停、想走就走。找个平地一练就会。

　　第二天照他的说法一试还真灵，三分钟我就学会了坡起。老师给了我一个量的积累，旁门左道帮我完成了质的飞跃。后来我按鬼难拿的小说本质写了一篇短篇小说，编一个漂亮的女孩儿无意中学了坏，十二岁就怀孕了，到监狱后她后悔极了，决心彻底改正自己。其实这样的女孩儿我别说接触，连见都没见过。当时李小林看完说：编得挺好。就是十二岁怎么怀孕？子宫还没长呢，夸张得太过分了。我一想也是，又改了改发出去。小说居然在人民公安报上发表了。记得那天老婆上晚班儿，我来到一个小饭馆，来了半斤二锅头酒，一盘凉拌海蛰丝，喝完了醺醺地出来。天已大黑，我大叫：发表啦！我不是处女啦!

　　大凡写作的人都知道，处女作老不能发表是一件很丢人的事。这篇小说的发表我把功劳记在鬼难拿身上。后来多次证明他很多地方比我强。但别看他有那么强的理解能力，他连封信都写不好，字体像蛛蛛爬一样难看不说，天生就不爱动笔。我常常暗暗庆幸的就是这点，这就是我们能在一起平起平坐的支撑点。

　　还有一次我上他家玩儿，拿着他儿子的一个机器人玩具，本来是闲聊，可那次给我的感触很深。我随便说道：要是机器人能普及就好啦，家务活都让他们干。

　　他讲话：机器人的普及是早晚的事，是必然的。可到了机器人能生产自己的时侯，人类的厄运就该来到了。当然，你也可以把它看成是人类的延续，是人类的一个变种，就像咱们是猩猩的变种一样。操，咱们是肉躯，它是铁的，有这么变种的吗？我驳他道。

　　如果你把人看成是一堆分子和原子，你就能理解了。它也是一堆分子和原子的组合物。

　　且不说他的话正确与否，光是他的思想能潜到这样一个深度，我就不如他。常在一块儿聊天，自然谈到社会问题。记得当时谈得最多是社会分配不均，谁敢干谁能发。后来引发出我们辞职，打出一个天下来。

　　最初的结合是我们三个人，力学上讲，三角形是最稳定的一种形式，即可同心协力，有了矛盾还可相互抵消，最为合理。出于这种考虑，我和鬼难拿还有领袖组成了三人集团，开始了我们跌跌撞撞、蜿蜒曲折、饱尝艰辛的创业之路。俗话说：女怕嫁错郎，男怕选错行。到底干什么，我们当时一点儿主意都没有。现在看着百万家私，再回过头来看才觉得当时走的弯路多么可笑，可谁又是生来就走直路？谁又能预知每件事的结果？如果有这样的人，他早就被请到天上当活神仙了。只有从老到小倒着生长的人，才有可能预知未来。反过来说，未来的不可知性，才令人去想往、去追求。这就如同一对欲破裂的夫妻，如果知道今天打得不可开交，根本就不去恋爱、成家、养活孩子。如果都怕这些，那谁还能尝到恋爱的甜蜜、家庭的温馨、舔犊之乐呀。所谓的弯路就是失败，有人把失败看成是财富，是资金。那么谁的资金越多谁的事业就越发达。应该这样命题：与其说是资金的积累不如说是失败的积累。要我看百万富翁应该叫百万失败，只有成功者才更能理解失败。我们干的第一件事说来都可笑，既不是开公司也不是倒股票之类那些体面的事，而是串糖葫芦卖。我们还倒过烟、拼过缝儿，卖过骨灰盒等等全是些老北京叫作"下三烂"的活。真的，第一代积累的资本，沾满了血污，是肋骨上剥下的一层层貌似钞票的骨膜;；是坎坷、艰辛和智慧的转换……我想起了杜援朝写的那篇说蛇："蛇虽无足，但爬行甚快；不求奢华，鼠洞也能为居。蛇机警、干练，不畏强敌……"我们这一拨都数蛇，三条在草莽中修炼多年的蛇出洞了。我们觉得愉快、轻松，觉得就要挣脱贫穷的绳索了，朝那天堂开始狂奔。

　　我们三人按人均股份的形式，每人出资一百元。这三百元就是我们创业时的所有资金，剩下的就是我们三人对市场经济的一无所知了。带着这样的本钱上路，买来的只能是寒酸、艰辛和众多的苦难。我们用一半的资金买了个长方的塑料筐、五斤白糖和半袋子山里红。如果现在有谁想学做糖葫芦，我可以将所有程序告诉你：山里红串之前绝不能洗，洗完就沾不上糖了，而且还费水费力。个小的山里红串在下面，大个的放在上面，熬糖有点儿技巧，其它的就没什么了。把我们家竹帘子也搭上了，做了一百多串。那天中午我们三人骑上车，来到了地安门商场大门外。我们当时做糖葫芦纯粹出于一种偶然。那天看见一个卖糖葫芦的老头，大伙都排着队买他的，半个多小时，一笸箩糖葫芦就卖光了。我们寻思，这每天要做上几笸箩，不用半年不就成万元户了吗。

　　"卖糖葫芦！"领袖石宝才喊了一声。臊得我脸腾的就红了，我从来没卖过东西，当时就觉得大街上的人都盯着我们。惟恐有熟人，我"噌"的来了个猴跳梁，躲到一个电线杆后面，真觉得难堪极了。惹得领袖和鬼难拿这通笑。卖了一下午，才卖了六串，看来实际和想象差得太远了。从那一刻我似乎感觉到了什么叫市场经济，我的脸上结结实实的挨了它一拳。对于没练过拳击的人来说，这哪是拳呀，分明是大铁锤。

　　那天晚上我怎么也睡不着，竟想起了在东北时第一次抽蛤蟆烟，这烟又叫关东烟，身体单薄一点儿的必须靠着墙抽，要不能顶你一个跟头。我当时不知，吸了一大口，就像有根大粗铁棒子，一下子杵进我的喉咙里，把我顶得险些背过气。我看过东北佬种这种烟，这种烟很适合东北的气候，烟叶长得宽大油亮，他们给它不是上肥而是上豆饼。后来我抽惯了这种烟，那味道叫纯正、厚重。再抽别的地方产的烟，都显得它们薄气。烟卷就更没法抽了，就像看那个台湾作家的小说，一股子脂粉味儿……

　　第二天上午我们驮着昨天没卖完的糖葫芦又到了地安门，刚卖了一个小时不到，来了个老太太，来了就骂："你们怎么占我的地盘？我在这卖了好几年了，滚！大伙别买他们的呀，都是剩货！"我们也不肖与一个老太太争吵，只管卖我们的。可惜一上午，才卖了一串，还是一个小孩买的。到下午这些糖葫芦开始化了，很快就不堪入目变成粘糕了。记得最后都熬成了红果酱，分到各家，两年多都没吃完。剩下的山里红也分成三份，让三个大股东的老婆、孩子们尽情享用。到现在我老婆一提起糖葫芦还禁不住笑呢，总忘不了幽我一默。

　　这就是我们入市的第一堂课。

　　龚仁写于北京三木石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