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载《长江商报》）

记忆
户口的故事
周素子
在神州大地，始自上世纪50年代的户口制度，决定一个人的一生。若是城镇户口，你就是人上人，不用种地，可以吃商品粮，还有机会获得工作。若是不幸生于农村，身为农民，尤其是僻远穷苦的农村，就注定一辈子劳作，自生自灭，伴随着愚昧无知而终其一生。在历次的政治运动中，下乡务农，取消其城镇户口迁入农村，都是令人畏惧的惩罚。人们为了进城，演出了许许多多悲壮的故事。我出生在地主家庭，自1957年“反右”以来，我自身的遭遇，徘徊在城乡之间，现在也只能约略地写下其中的煎熬情状。

自1957年身为学生的我被打成“右派”后，在福州近郊宦溪、连江等地，立即开始繁重的林场劳动，但还是城市户口，尚未发生质的变化。到了1966年“文革”开始，我的丈夫陈朗被押往甘肃红古农场，我和孩子的户口，则将从兰州市落到了陕西富平农村，成为只有从事田间劳动才能获取口粮或是即使劳动也得不到口粮的农民。城市的居民户口归公安系统管辖，粮食关系则归粮食部门管辖。下乡时则两者都要迁出。我在兰州办理下乡手续时，比别人幸运的是，得以保留粮食关系未动，可以领取粮票，因此有一年多的时间，尚没有为买粮食发愁。

当时的兰州，因下放市民到农村，在各街道办事处临时设立了专门办事机构，迁出户口、粮食关系后，才能到办事处领取一张证书，以作根据，这张证书是身份来历的证明，至关重要。我们这个街道办事处的专门办事员，是一个二十多岁的来自浙江绍兴的女士。她和我同住一条街，在“文革”前，不知是谁介绍，她来找过我，让我为她的女孩的那些小衣、小帽上绣些花。因她听别人说，我会不经描图而随意刺绣。我就为她带来的孩子衣帽上绣了些图案，她非常满意，为此来过我家两三次，算是老相识了。她是个共青团员，此时成了专司户口、粮食关系的专职人员，与我当时的处境更是天壤之别。想不到她竟照顾我，主动给我保留粮食关系，让我托人每月仍能领取粮票，让我在将来真正获得安定后，再迁出不迟，解除了我的后顾之忧。

我落户到了富平农村，缺水少粮，最低的温饱水平也难达到，孩子们也没有受教育的机会，于是我想挣扎一下，想用微弱的力量改变一下现状。我又带了孩子长途跋涉回杭州去投奔二姐。

离开富平经过西安，那天下雨雪，孩子们的鞋都湿透了。在西安等待转乘火车，为节省钱，在一个小客店的楼梯下住了一夜。次日在火车上，我用随带的唯一一条肮脏的棉被包裹着两个孩子大幼和二幼，将她们绑在行李架上，把她们的湿鞋送到锅炉房去烘干，差点被工人扔出窗外。在上海下车时，孩子都已感冒咳嗽了。千辛万苦回到杭州郊区，住在二姐的土墙茅舍里，顽强地想寻求生路。我的二姐原是教师，文静内向，体弱多愁，1957年亦被打成“右派”，说她隐瞒三青团员区分队长的身份，从严处理，开除公职，下放农村。她无力打柴挑水，嫁给了一个目不识丁的农民。“文革”初期，不堪肉体折磨，此时已患有严重的精神病，无力医治，复发频仍。我住她家的时候，由我照顾她，以便让务农的姐夫白天能够出工劳动。我和三个孩子（三幼此前已寄养在二姐家）的户口在杭郊农村是很难报上的，即使想做杭郊的一个农民也是不可求的。农村的粮食，上交公粮后，留下的限人口分配，人多了就少吃一口，何况是外来的缺乏劳动力的妇女儿童，又是政治罪人。报不上户口，即使在那方土地上，想自由行走也不容易。“文革”以来，阶级斗争升级到草木皆兵。像我这样的身份，住在同是“右派”的二姐家，自然成了众矢之的。每逢“五一”、“十一”等节日前夕，当地派出所和公社都要将外来的“盲流”及可疑分子抓起来，实行关押审查。

第一次被关押

1970年“五一”前夕，我在二姐乡间以“无户口”、“盲流”罪，第一次被关押。对被关押，我没有多少畏惧，但是我心疼二姐因此所受的刺激，我被带走那天，她踉跄跟随簇拥我的人群，一路呼唤我，我心如刀绞。我们被关在当地龙坞中学礼堂里，约有二三十人，都是些外地来的漆匠、弹棉花匠等手艺人。其中有五名女性，后来我们都熟悉了。她们的来历是：一位五十多岁的妇女，是杭州城内菜市桥人，夫死后嫁给方家畈一个老农，户口在城内并未迁来，也算“无户口”。第二位是当地龙门坎农妇，富农成份，夫死后，与本村一个地主鳏夫相爱，也抓来侮辱之。第三位为一个三十多岁的文静女子，亦是本地周家浦人，早年毕业于杭州师范，分配在凌家桥小学任教，为二年级班主任，因该校在厕所内发现一张二年级语文书本扉页上的毛泽东像，追查下去，正是她们班的学生所为，校方认为是老师的责任，她又是地主出身，经过批斗，判处两年劳动教养，开除公职，刑满释放，回家务农。当地的妇女都会编织竹篮，她即以编篮之技能到桐庐、富阳山区多竹之处以编篮谋生，因而以“在外盲流罪”亦被关押。她名叫杜婉珍，与我是杭师前后校友，后来我俩成为好友。杜婉珍终身未婚。第四位亦是个农妇，名叫淑贞，不知其姓，外貌文静，沉静寡言，她不是单独一人，是全家四口连丈夫和一子一女都相随而来。淑贞是浙江开化人，出身地主，受过初中教育，当时三十多岁，家庭遭变故后，她以裁缝为生。开化农村贫苦，她早年即外出在杭郊一带农村上门为人成衣做鞋。当她来到外桐坞谋生时，与当地农民王小毛结合，生下一男一女。但是开化的农村户口就是迁不进杭州郊区，大女儿都九岁了，她还是以“盲流”罪被关押。王小毛不服，又不忍淑贞单独关押受罪，就全家都来“同甘共苦”。所关的一室“犯人”中，唯王小毛是当地的贫下中农，也唯有王小毛不气馁，一股义愤填膺的样子，没把看守人员放在眼里。王小毛来时不但带来了两个孩子，还挑来铺盖、煤炉，像搬家一样。一进门即打开席子，安顿老婆孩子，自己忙前忙后。

大约是看我的神情自若吧，几乎人人都来向我探讨他们的个人“罪行”，我一一慰藉之。夜深了，征得淑贞同意，我在她家席子上躺了多时。第二天早晨，在礼堂门口放了一张桌子，由派出所、公社派人逐一查问、记录，然后口头敕令。比如对我说的是“限于国庆节前离境”，否则后果自负，云云。于是纷纷放行，剩有二三人上了郊区公安局开来的卡车，说明“罪行”升级，需解往公安局继续查究。我则在第二天回到了二姐家。

再次被关押与王小毛一家的再相识

转眼将到国庆节，我想尽可能地逃避一下。国庆节前几天，姐夫要到数十公里外的富阳县买小猪，我早就想一游郁达夫故居，就随他到富阳，拟再转道杭州，想在老同学夏月霄家住几天，避避风头。

那日起得很早，与姐夫步行七里路到转塘镇，乘上自杭州抵富阳汽车，到了久慕的富阳县城，已近中午了。我们先在小饭馆中吃麦面，还打了半斤黄酒。饭后，我独自行动，先找到郁达夫故居，在古老的建筑内徘徊多时。富阳是三国孙权的故里，保留了许多古城的韵味。我穿越了条条小巷，然后登上鹳山，寻访郁达夫墓园。徘徊在“春江第一楼”，凭栏俯眺富春江，观看烟树、白帆、翔鸥，流连忘返。直到黄昏时分，我乘末班车到了杭城，在夏月霄家盘桓了三天，到二哥家看望了母亲。过了十月三日，估计险情已过，我回到了龙坞，不料即在当天晚上，再次被抓去关押了。这一次，二姐的情绪稳定些，她还让三幼、卓妹（二姐与农民所生的女儿）送煮鸡蛋给我充饥。这一次关押的人，除工匠等人数、身份有所变动外，其余各位如杜婉珍、女富农等，仍然“人面桃花”！

王小毛家依然是倾巢而出，铺盖、煤炉，这一回既是患难相共，更是老友重逢了，就有了相互扶持之心，沉默的淑贞也开口说话了。王小毛发牢骚说，淑贞和他结婚都十年了，户口报不进不提，要求见个人、说个理，也都推委了事，没人答理，可是运动一来，就当“盲流”来抓，也太不合理。我对王小毛说，若能采纳我的意见，言听计从，我可以帮助淑贞。王小毛睁大了眼睛。我说，第一步，明天一早派出所又要查询、记录和放人，放人时，你务必大胆赖着不走，争取罪行“升级”上那辆郊区公安局开来的卡车，老婆儿女，铺盖煤炉都上去，不要害怕，坚决随行。第二步，你既进了这个深似海的平时进不了的公安局大门，平时他不理你，这时，你不理他，等问你了，就面述详情，农村户口迁农村户口，有什么不可以的？只要他们点头就能办成。第三，他们不给你办，你坚决不走，办好了才走，死活赖着，千载良机，万不可错过。经反复陈述利害，晓以大义，王小毛终于同意了我的安排。第二天一早，又是礼堂门口放张课桌，查询、登记、训斥、限令、放人……我眼看王小毛一家四口上了那辆卡车，才放心地踏着晨露回二姐家。

被押放行后约五六天，杭州岳坟有菊花展览，我带了孩子进城让她们见识一下“酣秋”的盛景。不料在岳坟碰到了王小毛，郊区公安局离此不远，他是出来为孩子们买馒头的。我问了情况，他说公安局已答应迁办。我让他坚忍，住着不走，趁热打铁，咬住不放。要不然，元旦前夕，我们又要在龙坞中学礼堂一起过夜，又于事无补，何时了结？他肯定地点了点头。我又教他若没钱买馒头，就让孩子向公安人员求乞。

这一次与王小毛分别后，要等到1975年冬才再见面，那时我已在杭郊留下镇的代销店谋生。留下镇到王小毛住的外桐坞约十五华里，同属杭郊范围，那时两地尚未通公交车，外桐坞农民购买日用品可东去转塘，亦可西来留下，都需步行。来留下需翻越大岭（即西溪发源处）即可抵达。我所在的杂货小店在留下镇东头较偏僻处。那一日王小毛正到店里购物，近五年不见，相见之下，非常高兴。他说通过那次奋斗，淑贞与孩子的户口都获得了解决，生活较前安定多了，说淑贞对我心存感激，念念不忘，云云。自那日相遇后，过了几天，王小毛又来看我了，带了淑贞给我做的一双鞋和一只淑贞亲手编的精致竹篮，并若干个糯米团子。从此，王小毛不去转塘购物了，他时来留下，时来看看我，淑贞总有东西带给我吃，哪怕是几块红薯。1976年清明节，王小毛夫妇邀我到外桐坞他家吃清明团子。清明那天，我又邀同留下中学音乐老师尹俊玲同往，俊玲欣然答应。

俊玲父亲也是“右派”，早死，寡母为浙大外语系教师。我在留下的某年春节，因为批斗我，不准我离开留下，形同软禁。大年三十那天，下午小店尚未打烊，尹俊玲与其同在留下中学任教的丈夫陈广泰公然到我店中，当着几个人的面邀我同度大年夜。我说，我是有罪之人，你们是教师，不怕连累？他俩说，正因为知道我不能与亲人团聚过年，故特来邀请。留下中学教职工都回家过年了，他俩是住校的，校内空寂无人。那晚在俊玲宿舍，喝了酒，吃了肉，还到音乐教室由我弹琴，尹俊玲唱歌，欢愉感激之情，终生难忘！

尹俊玲是个美丽开朗的女子。那日到王小毛家，她穿了一件士林布蓝罩衫，围着大红围巾，我则穿了一件深蓝粗布自制罩衫，缓步同行上山。将达大岭之巅时，只见王小毛站在岭头相迎。西溪深处，林木茂盛，明末清初之时，曾为文士缁流寄迹之地，江元祚的横山书楼即在近处，柳如是曾借寓于此。王小毛见我俩从丛林中出来，他幽默地说，还以为是仙女下凡哩！我不敢自比李白，但是王小毛待我之情，却有深似桃花潭水的汪伦之情。

那日在王小毛家作客，淑贞忙于厨房，始终没有上桌，同桌的尚有留下运输队阿奎师傅。阿奎嗜酒，语言诙谐，表情丰富。他说起与王小毛的交情已有多年了，某年冬季，他于杭州拉板车过大岭赴留下，饥寒交迫，向在路边的小毛家要块红薯充饥（红薯在某些农村是穷人粗粮），不料小毛竟以饭食相待，从此订交。可叹的是，当年席上的阿奎师傅，次年患癌病死亡。我友俊玲患难之交，亦于次年死于红斑狼疮。外桐坞清明席上二友均已消逝，未能与我共享后日的太平日子。

1976年的清明节，杭州市内有祭奠周恩来一事。政府在调查时，凡进城的五类分子都被扣押审查，我不但没有进城，反而入了山，得以无恙。这是王小毛救了我！

李民警的指点和干爹的关切

再回头叙述我自己解决户口的过程。经过1970年“五一”、“十一”的关押后，转眼又将到1971年的元旦。我想，等他们来抓我，不如我自己先去投案，因为我曾被迫答应过元旦之前离开龙坞的。

大约在12月下旬，某日下午，初冬的阳光很温煦，从我二姐家龙坞村步行七华里经过周家浦、叶埠桥，即抵转塘镇派出所。一路是田畴风光，有一条从富阳、杭郊交界处龙门坎流下来的小溪，有石板桥。此流即经转塘入钱塘江，我循溪西行。派出所内只有一位姓李的民警在值班，几次关押，他已经认得我。我对他说，我既没有钱，也不可能在近期离开龙坞，故来投案。他沉吟片刻后对我说，转塘派出所上级郊区公安局每一季度接受一批外来户口审批，你是否要试一试。以前我一直没有提过之前曾落户富平农村一事，只说自己是兰州城市过来的，落户农村要分口粮，农业社反而不会接受，转塘镇吃的是商品粮，现从大城市兰州迁来，也是吃商品粮的，关键只在郊区公安机关的审批，不涉及农村的口粮问题，可能会好办一些。他劝我不妨一试，但必须要有转塘镇上居民出面据理申请。我说我在转塘镇并不认识什么人。李同志叫我想一想，良机不可失。

我忽然想起了一个卖菜籽的老农民方炳森。他家住转塘街北端的车站附近，我每从城里到龙坞，在此下车，然后再步行进山。汽车则继续往南，经凌家桥、双流往富阳。我常在他家寄存物件，借伞、还伞，有几年的交往。我从兰州回来或将往兰州，也都和他说起。我告诉李同志，有这样一位熟人，但不知他本人是否为居民户口，若是农业户口，就无可能。李同志让我去试问一下。已是傍晚，我到了卖菜籽的老农家。他家是木板平房，很狭窄，前堂靠街，置放杂物农具，中间是卧室，隔出一条通道，可达后间厨房，厨房后门外是镇上一条肮脏的小河流。卧室甚小，一张小方桌隔开一大一小两张床，这里也是起坐间。我如实对方老伯夫妇说明我目前的困境，他俩若能认我为女儿，即能出面为我申请团聚与居留。方老伯听了忙说道：“这是件好事，我们如何不做，只是我们不识字，你就自己写吧！写好了我打手印。”于是我拟了稿子，称老伯与我父是老友，从小认我为女，现在我在西北生活无依，故干爹申请我回杭郊依他为生，云云。申请是以方老伯口吻写的，写完后读与老伯夫妇听，老伯欣然按了右手食指印。方老伯说，既然是干女儿了，就在家吃了晚饭吧！冬日的夜晚来得早，他们留我住下，以便明日一早可以将申请书递交派出所。那晚我与干娘睡在大床上，我的脚冰冷，干娘用一件破衣服给我裹好、焐热。干娘年轻时是转塘镇有名的美人，她性格外冷内热，与人初交时并不热情，但同住久了，分别时她要流泪。

第二天上午，我和干爹向李同志递交了申请书。干爹其实是农业户口，也照实与李同志说了，他说递上去试试看吧！碰碰运气吧！如果批不下来，他说，我应该考虑回到西北，别无他路了。

我离开转塘回杭州等待消息。约过了一个多月，干爹托人带口讯到杭州，我赶回转塘，得知竟然批准了。次日我到派出所，要求给我一张准迁证，我才可以到西北迁户口。李同志给我写了一张便条式的准迁证，上书：准许周素子一家四口迁入杭州转塘镇。当天下午，我告别干爹，准备尽快奔赴西北，办理户口事宜。在车站与干爹告别时，他脱下身上的深蓝色棉大衣，给我路上御寒，他居然知道兰州的冬天很冷。

到杭州只待了一二天，告别母亲，只身前往陕西富平。我在申请书上写我的户口在兰州市，其实二年前，我已落在陕西富平农村，我想把落在富平的户口，退回兰州，再由兰州迁往杭州。虽前途未卜，但我还是勇往直前。从浙江到甘肃兰州要经过浙江、江苏、河南、陕西、甘肃五省，一个小老百姓的户口，要在浙江、陕西、甘肃三省中折腾，而且都要靠我一个“有罪”之人完成！真是匪夷所思。

告别杭州时，没有人送我，只有母亲依闾相望，说声“早日归来”。我穿着干爹的棉大衣，但脚上却仍是一双单鞋，我又将开始为户口作无尽的奔波。

长安古道和跋涉于陇上

那时，从杭州赴西北，火车尚无直达，要在上海转车，而且只有一条铁路，是陇海线的延续。在这寒风凛冽的十二月底的隆冬中，在这应该家人团聚的年关，我却只身前往。

在路上转折了二天，先到了陕西富平。我得设法按计划将落在富平的户口退回兰州。在富平白村，我住在白玉欣家，与他的父母同睡一个大炕。他们都理解我要回南方依亲的想法，但他们也都真诚地挽留我，希望我在富平住下。有人说，即使今后陈朗从青海农场回来，富平有自种的烟叶，抽烟是不成问题的。

我写了一张要求退出户口的申请书，理由是我在富平没有房子，缺乏劳动力，孩子幼小，举目无亲，而最主要的理由是杭州方面已同意我迁入，已有准迁证。白村生产大队部在我的申请书上盖了章，我又找到了公社办事处。办事处离白村三四里路，办公室里只有一个青年办事员，他神情严肃，看了我的申请书，说我和孩子的户口，在1969年春已迁入农村，如何能退回去？他如果办了，不是犯错误吗？这次在富平，前后共住了二十八天，我天天到公社办公室，但也就是这么一点理由，都说完了，去了也不再开口，我就坐在办公室门外的台阶上。我一连二十多天的“无声抗议”，那个年轻办事员终于承受不了，大约在第二十五天的一个上午，他和我谈话了。但是他说：“我不能把户口退还给你，已经落下了都一年多了，如何退？我考虑把你的户口，从这里迁回兰州，至于杭州方面是否接纳你，我管不了。”就这样，我拿着一纸从农村迁往城市的迁移证准备前往兰州。

这一次是真正的离开富平了，白村的父老弟兄赶来为我送行。那个年代，最珍贵的东西就是粮食，尤其是在缺粮的西北。白村每家给我两枚从炕洞里煨出来合有芝麻叶的干饼，这种干饼放一月半月都不会变质。一年多年前，我曾为白村农民白广地针灸治腹胀，故白广地的八十多岁老祖母，还给我两颗自家树上长的大石榴，这是张骞从西域带到长安的种子吧！我不忍心拿那么多饼，也吃不了那么多饼，每家收一枚吧，但不行，老百姓说，双数是个吉利的数目，带着吧！临行时竟装了一麻袋。白玉欣、白广地再一次送我到了阎良火车站。我将在咸阳转车西去。正是：“衰兰送客咸阳道，天若有情天亦老。”

我在咸阳上了一趟西去的慢车。列车一路上坡，爬行在贫脊荒凉的西北群山中。车到甘肃甘谷一带，拿出�地��GT斬它的�的特别。而，也亙。GB。�到了�，要�是">孩子�。这里的农民常在冬季农闲时到城市乞讨，上车也不买车票，列车员也已司空见惯，农民上车就帮助列车员打扫卫生。农民既没有行李铺盖，也没带粮食，更没有悲戚的表情。他们像阮籍、刘伶一样，以天地为屋宇。中国的农民对贫困与饥饿是如此从容，如此镇静！不久，他们和我也熟悉了，与我探讨天水、兰州等城市的状况，征询去什么地方乞讨方便些。他们有些人在天水下车，有的和我一起抵达兰州，而我随身带的这一麻袋干饼，成了我们共同的食粮。

到了兰州，住进陈朗小友回族人马士麟母亲家里。第二天，我先到原先迁出户口的属地派出所。派出所不予办理，说哪有从别省农村迁回兰州市的，岂不是天方夜谭？但是我说，我有杭州方面的准迁证啊！我不会在兰州停留的，只是办理转户口的手续而已。他们说解决不了，让我去找兰州市公安局。

接待我的张同志，三十多岁。万万想不到的是，我只找了他两次，转户口的事就顺利地解决了。我的杭州转塘准迁证，虽然只是个“便条”，竟也起了作用。我想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那就是我只在兰州作了一个中转手续，不妨碍兰州的任何利益。张同志起先并不肯开户口迁移证，只同意在我的富平迁来的迁移证背面，写上“同意转迁杭州转塘”的字样。我对他说，兰州、杭州相隔千山万水，我一个妇女带三个孩子，很不容易，既然已同意转迁，就换一张直接自兰州迁出的户口证吧，免得另生枝节，发生麻烦。经我再三央求，张同志不但为我另开了一纸直接从兰州迁往杭州转塘的户口证，而且他还给了我一张统一印刷的“光荣下乡”证，以示我不是因惩罚而离城，是城市的疏散人口。但临了张同志要我当场写下一张字据给他，保证“若杭州报不上户口，决不再回兰州”。我当场写下字据，交给了他，又去街道粮站迁出了粮食关系。

转眼到了1971年初，春节渐近，我决定尽快南返。我没有任何行李，也没有手提袋，我将户口证、光荣下乡证放入贴身内衣里，外面仍裹着干爹临行前脱下的那件蓝棉衣，两手空空地上路了。乘火车南返的那天，小马送我到车站，他跑去用粮票买了五个装在塑料小网兜内的面包，让我路上充饥。车站售票处挂着“一周无票”的告示，而站上等车东去的人足有二三百。一辆从西宁开往北京的列车，从西宁出发到此，平时不过半天时间，可是已经晚点了二十多个小时了，火车被人围困，动弹不了。车站既没有管理人员，车上也没有列车员出来，每节车厢门口都有数十人在往车上挤。

我必须挤进车厢去，我必须尽快地赶回杭州转塘，全家的户口在我的身上，孩子们的前途也在我的身上。小马从后面推着我，我从人们肩上、背上、腋下，又踩又挤，奋力向前，手上的面包全部挤成粉末，只剩下一个空网兜……大约是到了第二天下午吧，列车经过甘肃南部，出境入陕到了宝鸡。一位从西宁上来的老太太双脚不能着地被挤到现在，加上没吃没喝加上空气稀薄，快要窒息了，她不断呻吟，说她要死了。过道里有两个也从西宁上来的年轻人，自告奋勇，准备在宝鸡下车，为同患难的过道同胞弄点食物。大家担心他们下车后，会挤不上车。两人说，不怕，他们是运动员。他俩从宝鸡下车，最后只挤回来一个，另一位就这样被遗弃在宝鸡了。挤回来的一位说，车站上什么东西也没有，他只买到一瓶酒。我们传递着酒瓶，每人喝了一小口。

当火车到达郑州后，将北上北京。我则要到南方的杭州去，只能在此下车。郑州车站照样无人管理，售票处也挂着“一周内通往全国各地都无票”的告示。我走出车站外，又踱了回来。郑州车站除了陇海线西来的火车外，尚有北京方面来车，比起兰州机会多些，只要是往东的车我都准备往上爬，反正要正常买票上车已不可能。等我好不容易上了一辆自郑州开往济南的慢车时，已是第二天凌晨清晨6点多钟。我打算在车抵徐州将折而北上时下车，再想法登上南去的列车。这列慢车居然还能找到座位，在车上还买到一个大饼，这是两天前我自甘肃兰州上车后，除那一口酒外第一次进食。来过查票的人，并不认真，混过去了。这趟车极慢，到了徐州，已是下午。这里有从北京、天津方向开来的车，机会自然会多一些。我不敢出站，怕出去进不来，就在站台上等待北来、西来的车辆，随时准备上去。在站台上我结识了两个南京青年，他们是下放连云港的支农青年，年终回南京过年。等到夜里约11时许，有一辆自天津方向开来的车，我们三人互相帮助从车窗爬进车厢。当火车徐徐开动，心情稍微稳定时，我感到浑身乏力，头晕恶心。大概因我的脸色很难看吧，两位青年发觉了，我说我饿了，他俩给了我一个苹果，吃完苹果，感觉到恢复了一些体力。这是一个救命的苹果。

火车将近南京，我想没有车票，最终也是出不了上海站的，便主动找到列车长，说在车上遭偷窃了，物品车票都没有了——我原本就双手空空，一无所有。我出示了藏在贴胸内衣里的户口迁移证和光荣下乡证，说像我这样的政府遣散人口是发给旅费的，我不会不买票。他又问我何处上车，我说兰州，而不说较近的西安或是更近的郑州、徐州。他相信了我的话，让我补一张从南京到上海的车票，以便能在上海出站。在上海转车赴杭州时，我在车上买了一杯啤酒，觉得酒力穿透八脉，似乎困得眼睛也睁不开了。车过杭嘉湖平原，原野中一片绿色生机，透露着富饶、平和，我庆幸我终于办完所有手续，回到了杭州。

到了杭城韶华巷母亲居处，我的一身肮脏与灰头土脸，使母亲不胜骇异。她让我在厨房边小房内脱下内衣裤并进行销毁，她怕我把虱子带入二哥家。

转塘派出所又遇波折

从西北回杭的第二天，我到了转塘干爹处，由他陪着到当地派出所报户口。没见到李同志。原来，12月份我离开转塘时，派出所的所长正在外地培训，此时他回来了，他似乎已经清楚了我迁转户口的来龙去脉。我向他交上户口迁移证、光荣下乡证，以及那张原先李同志开给我的准迁证。他一律收下，然后面目冷峻地对我说，这张准迁证不是正规准迁证，宣告无效，又指责我以欺骗手法蒙蔽年轻的民警。他让我第二天再到派出所，他们将开会讨论这件事。当夜我仍住干爹处，灯下干娘在纳鞋底，我则以彩色玻璃丝绳编织各种小动物。干爹看着我，神情悲戚，他说，碰到这么大事，不知悲伤，还编这个玩意儿。我说悲哀没有用，我的命运注定不可能一帆风顺！

次日清晨，干爹又陪我到派出所。所长一言不发，拿出一个盖有骑缝章的牛皮纸信封，是给兰州市公安局的，冷冷地说：“不得私自拆看，否则一切后果自负！”我与干爹拿着公函回家，干娘又在纳鞋底。我拿过她的大针，划开盖有骑缝章的公函封口。干爹惊慌失措地说：“要坐监狱的，拆不得。”我安慰他说：“几千里路的往返，我看了才能计划下一步该如何走！”封内除了一纸户口迁移证外（光荣证与准迁证被他们扣下了），还有一封致兰州公安局的公函，上写“从你处迁来的周素子一家四口，坚决不愿在转塘落户，经过说服无效，只得将该周一家退回你处”，云云。我将公函念给干爹听，干爹目瞪口呆，摇头叹息。我重新封好封口，又让干爹陪我去派出所，当着所长的面，我把这封公函重重摔在他的办公桌上，声称：“我坚决不回兰州，要在转塘落户！”所长问我：“你拆看过了？”我反问他道：“内中有何见不得人的东西？”他咬牙切齿道：“你是‘右派’，你想翻天？”我说：“‘右派’也是中国人，在中国有居住权。”他说：“你回兰州去。”我说：“可以，但必须由你五花大绑押送回去，交给对方验收，否则对方不收，如何办？我没有那么多路费钱！”他吵不过我，恼羞成怒，几次按腰上的匣子枪，一副要毙了我的架势……回家路上，干爹一直埋怨我。

是呀！以前没有户口，尚有粮食关系，每月尚有粮票购粮，现在全迁过来了，拔了老根了。但我不想哀求，哀求是没有用的。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我尚保留了一点人的尊严，正为“塞翁失马”而庆幸！如我没有作过“早请示”、“晚汇报”，没有唱过“语录歌”，没有跳过“忠字舞”，因为我是“右派”，我没有资格做这些事，也正因为是“右派”，我从没有整过别人，打过别人的小报告，现在我又如何肯向一个派出所所长哀求呢？

我为户口所作的努力，我的辛苦都成了一场悲喜剧。随后我到龙坞乡下看望了二姐，再回到母亲身边。在郑州车站冻伤的右脚大趾，一直疼痛，并开始红肿，终致发烧卧床。这处伤痛后来伴随了我十多年，直到上世纪80年代才得到治疗，那是后话。等到此次肿痛渐愈能起床行走时，我又再次为落户口而作漫长的奔波煎熬。至于那个同情我的转塘派出所李同志，后来知道他因此受了处分，调往别处，从此我再没有见到他。我一直感到对他的负疚。

趁着脚伤在母亲的斗室里养病的期间，我对落实我们母女四人的户口作了反复思考，我们何去何从？要想落在转塘似已经无望，何况我又与派出所所长剑拔弩张地吵了架。要回兰州吧，也不可能，因为本来我就在“黑九类”中，勒令离城之范围内。后来从富平迁回兰州，转迁杭州，兰州方面是网开一面，放我一条生路，我也签下了“若在杭州报不上户口绝不回兰州”的保证书。富平待我不薄，但在公社不同意我将户口退回兰州时，我曾经磨难了公社干部二十多天，说杭州方面已经准许我迁入。现在转塘派出所的公函说我“坚决不愿在转塘落户”，我如何拿给富平方面看？

我只得向政府部门申诉。以我的身份条件，我不敢选择落户地点，我只问我们四人究竟该落户何处？转塘属于杭州郊区，我先找杭州市一级的政府部门，如市政府、市信访办公室等。但我手头没有任何证据，转塘准迁证与兰州方面的光荣下乡证，已被转塘派出所没收。我的户口迁移证与转塘派出所那张说谎公函已被我摔回到派出所所长办公桌上了。我只能按事实，口头诉说了。但是经过多次奔波，那些办事人员的口气都如出一辙，都说人民的公安机关，不可能出现这种出尔反尔的情况，不会如此不负责任。转塘派出所或郊区公安局近在咫尺，但他们不打个电话问问，他们并不想帮助解决问题。上访的人太多了，他们只想尽快打发了事。

省“信访办”的插手

没有办法，我只得向省一级政府申诉。所有的办事人员对这些来自下层的上访者，都是一脸严肃，未经开口，已拒之于千里之外。那段时间，不到找政府部门时，我住乡下二姐家，帮二姐烧饭、补衣、打猪草、挑水。茶忙时，与她一起采茶叶。若在进城上访的日子里，我白天除上访的时间外，则在母亲处帮助她带孙女做家务。此时二幼因在城里上学，住在母亲处。二嫂不欢迎我住在她家，故夜晚则住吴山南麓老同学夏月霄家。夏月霄为浙江永康人，是我杭州师范的老同学，她有个贫农出身的“护身符”，加之热情、开朗，所以她敢接待我。

有一天，我上访省政府，再一次毫无收获。归途经过西湖边六公园，见到附近有一所大建筑，后来辟为省政协办事处。当时门口挂一块牌子，是“浙江省人民来信来访办公室”。转塘属杭州市，有市一级“信访办”，所以我以前没有进这省一级的，现在走投无路，不妨进去一试。不愧是省级的信访办，大厅很高大，上访的人也相当拥挤，大厅尽头摆几张很大的桌子，有四五个办事人员在当值。接待我的办事人员，是位态度和蔼有些书生气的人，这是我以前从没遇到过的。我向他述说我的遭遇，我要求有一个落户之处，无论何处。我还建议说，近日看报，见省政府正号召民众迁往浙西人口稀少区，若有可能，我愿意去。还有浙江知识青年到边疆落户，我才三十多岁，是否也可以同往那边？这位办事人员一直很认真地听我叙述。听我说完，他感叹道，看到我，使他想起了《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他觉得我只要求一个落脚点，要求并不高，很合理。但是他说，一个妇女带三个女孩，无论到浙西山区，或是边疆生活，都是不现实的。最后他说，我们第一步先解决吃饭问题。于是，他为我开了条子，让我到卧龙桥郊区公安局转批粮站，先领取粮票。他说第二步由他们向郊区公安机关，乃至转塘派出所做工作，重新接纳我落户。但他说，我离开陕西富平是很可惜的，西北的人民较善良。我真想不到一天之内，我的户口问题竟在省信访办获得了初步解决。我只怕这张条子会失效，出了省信访办的大门，便直奔金沙港卧龙桥。当郊区公安局转批让我到凌家桥粮站领取四人粮票时，我才放下了悬着的这颗心。此时，我已经八个月没有领到粮票了。

凌家桥在转塘附近，是在往富阳的公路上。领了粮票，我即回二姐家中，这时已是月底，没有过几天就又是月初了，我想是不是每月都批给我呢？我又到省信访办拿批示条子，果然又领到了粮票。“民以食为天”，即便一时报不上户口，我的心也松弛多了。当我再一次到省信访办时，那位办事人员让我到转塘找一个住处，务必在转塘住下来，以便于他们做工作。但我很为难，因为我在转塘无以为生，我连一张床、一个煤球炉都没有。关键是我怕那个派出所所长会报复我，再说，最后户口报不上，我不是又白费力了。但是，办事人员说，既然让我去住了，肯定不会让我再次离开。得到这句肯定的话后，我才准备和孩子们移住转塘。

住进水安一家的破茅屋

干爹邀我住在他的老房子里，他已与干娘住到同一条街上女儿皎英所买的房子里。皎英在西湖区商业局任会计，平日住在岳坟一带。皎英丈夫是位军人，在江苏南通部队。原先的老屋堆放了一些农具和干爹装菜籽的箩筐和一些瓶瓶罐罐。能依附干爹居住，本来是件很好的事情。不料在入住的那天，干爹的大儿子和大孙子，住在另外新屋里的，气势汹汹地赶来，声言，绝对不能让反革命分子住入他们家中。我在门外听到干爹和他们的争吵声，赶快进去，向干爹表态，不能影响他的家庭和睦，表示不拟入住。最后，还是经过干爹再三考虑，觉得只能住到转塘西头田埂边的一贫如洗、又凶又穷的水安家里为妥。水安虽然是个“流氓无产者”，但他家有一个自杭州来此避难的女人和三个孩子，干爹认为我们母女四人可保平安无虞，也只有他家不会嫌我。干爹和水安一商量，他果然同意了。就这样，我们就住到了水安的破茅草屋里，等待着派出所的佳讯。约住了近一个月，接到讯息，派出所让我去一趟。进门，只见所长横眉相对，厉声说：“让你报户口，还要请。”然后摔过一张表格让我填写，在“社会关系”一栏上，要我填上我们一家的政治面貌。其实，这些他已经了解得很清楚，我拒绝填写。我说落户凭户口证，填写社会关系不在此范围内，一定要填，就由派出所填写吧。他对我没有办法，咬牙切齿地说“好个厉害的周素子”。

就这样，在上级机关的压力下，转塘派出所不得不重新接纳了我们母女四人户口，我们成了转塘居民，在转塘住了下来。而我在转塘找不到一口饭吃，连睡觉的床都是二姐让农民姐夫挑来给我的，我只买了一只煤炉。我时常跑凌家桥公社办公室，要求公社分派工作，一直没有下文。后来经夏月霄介绍，私下跟人学了裁剪，那时私人教授裁剪也是非法的。又重拾为人针灸治病等技能，换取一点青菜、红薯（不能收现金，否则就是“资本主义尾巴”，要批斗的）。

水安为浙江诸暨人，幼年时随母亲要饭至转塘，定居于此。其母在几年前去世了，他独身一人，不喜种地，在转塘修建队当农工，出工不多，收入甚微。所住的一通间茅屋，几经秋风所破，到处漏雨，他也不修补，四圈的泥墙土壁，露出夯木的空洞，野草藤萝都长入室内。水安从不涮牙，一口黄板牙；从不洗脚，两只黑脚。就这样，他居然有一个非常漂亮的老婆。这个老婆带来一双儿女，又和水安生了一个儿子，居然雍容一室。我搬入后，用竹篱笆间隔：水安一家五口居西头，两张竹片床，没有帐子，也没有被褥；我居东头，二姐给我一张大床居然还挂上帐子，但是饭灶在我这一头。中间是那张唯一的家具木桌，大家吃饭都在此。整个转塘镇，只有水安家没有电灯，用一盏墨水瓶做的煤油灯，冒着黑烟。我们最怕下雨，外面雨停了，里面还在漏。有一个雨夜，屋内无处不漏雨，我们母女四人就拥挤着蜷缩了一夜。那时因为有了住处，二幼等即被遣回转塘上学，不久因母亲哀怜，又重返杭城。

水安的妻子小方，原是杭州市儿童医院的护士，她的前夫即是该医院院长。抗美援朝时，院长曾赴朝鲜战场，复员时带回一支手枪没舍得上交，后来在某次政治运动中经人揭发，被判处劳动改造十年。当时的小方已有了一男一女，又因体弱多病，辞职在家。她因亲母早死，与继母关系不好，丈夫劳改后，几年下来，连变卖的东西也没有了，曾冒险做过小生意，最后实在无法生活，经人介绍，到水安的茅屋里寻觅一口饭吃。以她的相貌，她完全可以嫁一个好农民，甚至好工人，她之不愿意嫁入好人家，只想寻求暂时的庇护，是想等待丈夫归来团聚。一开始，她没有与水安结婚，到孩子都五岁了，口粮发生问题，又对丈夫的等待渐次失望了，才同意与水安办了结婚手续。她说，她到水安家的第一顿饭，水安也是向邻居家借来款待她的。生活对人的磨练是巨大的，小方也不刷牙，一口黄牙，吃的水也不去井里挑，就在门口那条通转塘街的人们用来淘米、涮马桶的小河里，用破脸盆勺入水缸（当然我们也吃这缸里的水）。我们两家后来不但一缸吃水，还一个米袋吃米。水安家常常断粮，向我借米，后来不用借，只要有米自由来取，不分彼此。小方的大儿子叫阿伟，女儿叫阿英，常去采集地皮、野菜，摸些螺蛳充当菜肴，我们也一起享受，倒从来没有为“经济”发生过任何意见。

就是我住在水安茅舍里的那年，小方的前夫劳改十年后刑满释放。他在故乡浙江临海写信给小方，相约于某日前来转塘看望小方与两个孩子。水安不识字，小方编了个故事，说是孩子的“小叔”到杭城公干，要接孩子们进城玩几天。只有我知道真相。那天进城，小方与孩子没有像样些的衣服，连袜子都是向木良嫂借来的。我目睹了他们十年离别后，在破茅舍里患难夫妻的会面，竟是那么平静！水安招待“小叔”吃了中饭，“小叔”他们就进城去了，住了三夜。

在小方回转塘约半个月后，又与“小叔”约会。这一次，他们相偕逃回到老家临海去了，而且还带走了水安的亲生子阿龙。在小方离开后不久，我住到了水安隔壁的茅舍冬梅家里。之后，水安与小方为离婚事打了多年的官司，他们还在转塘车站演了一场“夺儿”的戏。这时，我已得到了公社的劳工分配，到了留下供销社代销店工作，每次回转塘看干爹、干娘，都能听到关于小方的消息。先是小方与水安终于离婚成功，并与前夫复婚，但阿龙归了水安。以后，小方爱子心切，常来转塘探视阿龙，来时给水安洗涮缝补，有时也接阿龙到临海去住。但我却从此再未见到小方。

1980年代初，干爹已去世，干娘搬到岳坟女儿皎英家了。我和陈朗到转塘看望了水安。水安正卧病在床，原茅屋所在已翻建新砖瓦楼房不久，将要为阿龙成亲了。阿龙酷似其母，五官端正清秀，沉默寡言。问起小方，水安说，她常来转塘。在水安身上见不出悲哀的影子，他也认命了。

我从1969年被迫离开兰州，下放到了陕西富平农村，于1971年户口落到杭州郊区转塘镇，期间在留下、何家河头等乡村代销店工作了八年，至1978年12月因“落实政策”，户口转到了杭州机械工业学校所在地的上天竺，至1982年因当时的全国性户口普查需要，我这才又迁入当时我们所居住的杭州市武林路武林村二弄六号。